通州汉代路城遗址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通州历史文化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汉初年，汉王朝就在渔阳郡设路县。王莽建立新政，改路县为通路亭。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仍设县进行管理，改路县为潞县。长期以来，对两汉时期路（潞）城具体位置，并不是很清楚。随着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的陆续开展，这一历史谜团渐渐被世人所解开。

一 郦道元《水经注》与两汉路（潞）城

关于两汉路（潞）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中仅记录渔阳郡下有路县，班固注曰：“莽曰通路亭。”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在《续汉书·郡国志》中也只表明渔阳郡下有潞县。南朝史学家范晔编纂的《后汉书》，里面涉及到潞城作为军事战场的零星记载，也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方位参考，对于考察潞城的具体位置并无太大价值。直到北魏时期郦道元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所写成的《水经注》一书里，才承载了汉代潞城位置的重要信息。《水经注·鲍丘水》曰：

（高梁水）又东南，流径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鲍丘水）又南径潞县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汉光武遣吴汉、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笔者：可简称为潞东之战），谓是县也。屈而东南流径潞城南。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守，治此。宠叛，光武遣游击将军邓隆伐之，军于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败，果为宠所破（笔者：可简称为潞水之战）。遗壁故垒存焉。

从郦道元的考察来看，鲍丘水向南流经的潞县故城，既然是王莽之通潞亭，那么这一故城为西汉路城，是没有问题的。鲍丘水接着是“屈而东南流”，经过“潞城南”。这一“潞城”，是西汉路城的延续，还是东汉潞城？从前后叙述来分析，至少在郦道元的认识中，显然它指的是东汉潞城，彭宠与邓隆当年军事战争的防御工事还有残存。既然是“潞城南”，这也说明东汉潞城在北魏时期依然在沿用，且与西汉路城并非同一处。至于光武派兵击灭铜马等于潞东，郦道元注曰“谓是县也”，这个“县”指的应是北魏时的潞县，呼应高梁水“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并非进一步阐释鲍丘水所经的潞县故城。不然，我们无法理解郦道元所引证的潞东之战与潞水之战这两条史料，因为它们前后间隔的时间在一年左右，甚或更短。

清·江萱《潞河督运图》（局部）

郦道元所考察的，虽然对我们了解两汉路（潞）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信息，但这也只是道出了两汉路（潞）城并非同在一处，二者发生了一定的位移，且它们之间也有了一个相对位置，即东汉至北魏时期的潞城在西汉路城的东南，距离不会太远。至于二者的具体位置，则还需其他历史线索来寻找和判断。

二 刘锡信《潞城考古录》与两汉路（潞）城

清代通州人刘锡信曾专门考察过通州古城遗迹，并撰有《潞城考古录》（丛书集成本），使得这一重要的实地调查成果得以保留、传承，为我们寻找两汉路（潞）城位置提供了珍贵资料。他当时所看到的一座通州古城遗址是这样的：“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约高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馀，疑当日角楼、瞭台之类。”《日下旧闻考》亦曰：“古城遗址今尚在，地名古城庄。”这也就是说，在清代通州潞河东八里的古城庄有一座古城遗址，周长约2000馀米，高约2米，东西北三面城墙还残存，只有南城墙接近官道而被夷为平地。遗址的西北角还残存一座疑似角楼或瞭望台的建筑。

那么这座古城是不是郦道元《水经注》所言的潞县故城或潞城？对此，刘锡信也进行了一番思考和论证。他查阅了当时的《通州志》，志中载曰：“相传为前朝驻兵处，或曰古潞县。”对其年代和属性并不能确定。清代时，还曾在这一古城北出土过一方唐代墓志。刘锡信找到了这一石刻，其为唐景城主簿彭君权墓志铭，其中写道：“季弟长源迎神葬于古渔阳城北采贵里之原。”这似乎对问题的解决起不到关键作用。最后，他还是以郦道元的记录来进行推论。

刘锡信认为：“鲍丘水即潞河，潞河过今州城东，即屈而东南流，古城在潞河东，与《水经注》所谓‘南经潞县故城西’合。”他还实地考察过河流走向，“此折而东流，正经古城之南，与《水经注》所谓屈而东南流经潞城南正合，则古城为汉潞县故城无疑也”。在他看来，当时考察的这座古城遗址，应为汉代潞县故城，两汉路（潞）县治所是没有变化的，均在通州古城村。但他仅仅依据千年之后的河流走向来推断两汉路（潞）城位置，缺乏说服力。况且，他忽略了郦道元所记载的“潞县故城西”与“潞城南”的不同，以及郦道元所引证两条东汉史料。再者，由于他没有经过现代意义上的发掘，拿不出具体的汉代遗存来做出说明，故他的结论仍值得讨论，也有待科学发掘来辨别。

刘锡信又根据《续汉书·五行志》的记载，论证了他所找到的那方唐代墓志所记录的“古渔阳城北”是有道理的。《续汉书·五行志》载曰：“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馀家，杀人。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时宠与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见浸谮，故意狐疑，其妻劝无应征，遂反叛攻浮，卒诛灭。”刘锡信认为，彭宠当时所在的潞县应为渔阳太守治所，“若潞仍如西汉时为渔阳支县，远在数百里外，即偶而遇灾，岂得遂指为太守灭征”。至于司马彪在《郡国志》中的体例，即先书者为郡治所，而渔阳郡下第一个县恰恰是渔阳，而不是潞县，他认为是司马彪误沿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没有及时调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又引用了公孙瓒与鲜于辅等的决战这一史料。《后汉书·刘虞传》载曰：“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瓒。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馀级。”他由此得出，终东汉之世，渔阳郡均治潞县。这样，把潞城说成渔阳城也是可行的。

虽然清人刘锡信的结论并不完善，有待材料的充实，但他至少发现了通州东八里有一座古城遗址，从大的环境尤其是河流走向来看，对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我们揭开这一历史谜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献线索。

三 城市副中心建设下的科学发掘与两汉路（潞）城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潞城镇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勘探。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重点在潞城镇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馀平方米，清理古代墓葬1146座，出土各类文物万馀件（套）。特别是，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古城遗迹。发掘时，地表已无城墙遗迹。通过考古钻探，了解到城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整体平面呈近似方形，其中，北墙基址长606米，东墙基址长589米，南墙基址长575米，西墙基址长555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约为1.9-2.5米。

关于这一遗址的年代，发掘人员在相关报道中这样写道：“为进一步确定城址的时代，在城内北部布设了三条东西方向、贯穿全城的探沟，进行了钻探，了解到城内汉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约为1-1.2米，且遗物较为丰富。根据地层和遗物，判定该城址的时代应不晚于西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8日）这说明，这座城址应为西汉路县故城。路县故城考古项目负责人之一的郭京宁也撰文提出：“由于大多数出土文物是西汉早中期的，结合地层分析，确定这属于西汉路县县城。”（郭京宁《寻城记：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现身始末》，《北京青年报》2017年4月14日）考古人员还钻探发现了一条南北方向、东西宽度8-9米的汉代道路遗存。从遗址的位置来看，这一城址就是清人刘锡信所考察的那座古城，二者在面积上基本一致。这样，我们对西汉路县故城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刘锡信当年的实地调查并传承下来的文献记录，对我们今天通州西汉路城遗址规划和相关建设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相关报道中，考古人员所表述的，往往是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并强调“该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这似乎又说明，在他们看来，两汉路（潞）城是没有发生移动的。这与他们判定的城址“时代应不晚于西汉”不相一致。况且，从所发现的文化遗存来讲，东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很少，百分之八十的是西汉遗存（郭京宁《寻城记：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现身始末》）。因此，这次所发掘的通州古城遗址应为西汉路县故城遗址，而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正如考古学家白云翔先生所强调的，“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其重点应当是西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四 东汉潞城位置蠡测

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所反映出来的东汉潞城往东南迁移的历史信息，也受到了后世的关注和不断解读。

其实，刘锡信也注意到了路县城址的迁移。他根据清代在通州城南一里的地方出土了唐长丰令李君墓志，云“葬于潞县之南三里”，推测唐时潞县已迁徙于清代通州城。故他在《潞县治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潞县旧治二：汉时在潞河东八里之故城，唐以后即治今州城。”那么汉唐之间二三百年，潞县治所何在？《水经注》引《魏土地记》云：“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他根据这一记载，认为元魏潞县治所当在潞河东三十里，约略在通州、三河交界之地，可惜当时遗址不可考。1935年编撰出版的《三河县新志》说得更为具体，其文曰：“北朝元魏时，潞县城当在今三河城西偏北三十里的军下。”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对通州汉代路县故城也很关注，他曾在《北京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明确提出：“今通县东八里古城村有潞县故城，即西汉的路城。而今三河县西南潮白河东侧城子村，发现一处较大的故城遗址，地面多汉代瓦砾。《水经注》谓：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从方位看，应是东汉到北魏的潞城。”这就把刘锡信的推测又往前推到了东汉，认为两汉路县城址并不在同一处，即西汉路县故城位于今通州潞城镇古城村，而东汉潞县故城则位于今通州与三河交界处的城子村。之后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西汉路县故城就标注在今通州古城村，而东汉潞县故城则标注在城子村处。

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尹钧科先生对侯先生的这一认识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他认为，东汉时路县改作潞县，迁治于今河北省三河县西南城子村处，理由有三：首先，既然《魏土地记》所言潞河在潞城西三十里，那么这一潞城当然不应是今通州东八里之西汉路县，即使古里再小，西汉路县西距潞河也没有三十里，而且从地势和河道分布形势判断，潞河也无流经今通州以西的可能。因此，西距潞河三十里的潞城必定在西汉路县以东。其次，他针对《水经注·鲍丘水》的记载，明确指出，《水经注》中的潞县故城和潞城是指两地，因而将两个历史事件分系于其下。尽管这两个历史事件相隔时间不长，都是东汉初年发生的事，但这也无碍于作出潞县故城和潞城应是两地的判断。第三，经《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野外考察，在今三河县西南境、潮白河东岸的城子村处，发现了一处汉代遗址，面积较大，在被河水冲刷过的地面上，多散布汉代砖瓦陶片。经过多年反复讨论分析，认定这里应是东汉至北朝时的潞县治所。这一结论与《魏土地记》所谓“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吻合的（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224-226页）。

侯、尹两位先生所提出的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所依据《魏土地记》所载“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这一史料，也是可行的，同时还有实地调查，尽管这一调查仍有待正式考古发掘来证实，但至少是目前寻找东汉潞城的一条重要线索。

通州西汉路城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亦为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增添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强了中心建设的文化自信。从郦道元、刘锡信等的实地调查，到当前的科学发掘，再一次说明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8期“文物与考古”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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