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数量、种类都多于其他省份。无处不在、数量巨大的民间武器使得社会更动荡不安,对近代广东政局也产生很大影响。
10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邱捷上线“文史广州”系列讲座直播,以《枪支之多,他省所无——近代广东的民间武器问题》为题,从清末民初广东民间武器泛滥概况、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原因等多个维度,讲述若干有关民间武器的故事。
10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邱捷上线“文史广州”系列讲座直播。
广东枪支之多,他省所无
“民间武器”主要指军警以外,民团、商团、盗匪、乡村、宗族、私人拥有的枪炮。
邱捷介绍,此次直播的主题“枪支之多,他省所无”源于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时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发布告示说:“粤省商团,比年以来,极形发达;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近代广东民间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同样可说“他省所无”。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邱捷。
清末民初广东民间武器有多泛滥?邱捷讲述道,1926年《开鹤麦族月刊》提到,江门鹤山墟场团丁亚端,因赌输两次把“团枪”拿到当铺典当,而团丁典当“团枪”不止亚端一个。“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枪支与黄金等贵重物品一样,可以典当。”邱捷说。
广东民间武器泛滥也有多项调查数据佐证。根据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一项调查,番禺、顺德县民团有十几万支枪,南海有20万支,全省民团新式步枪共128000支以上;粤省商团(广州商团),枪支数以万计;1926年,广州市公安局以及日本人对广东63个盗匪团伙的调查:珠三角著名的盗匪团伙都达到一人一枪的装备率,枪械精良,不少团伙有大炮、机枪、轮船,盗匪抢劫时甚至使用水雷。某些民团、商团、盗匪团伙枪械质量甚至优于军警。
日本19世纪末的村田步枪(三八步枪前身),或是清末广东民间最多的步枪。
1924年,《香港华字日报》文章显示,广东民间武器加上军警武器“共有四百万(支)”。
社会环境等因素导致民间武器泛滥
邱捷分析了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的原因,他表示,在社会环境方面,晚清时期的广东相对富庶,商团、民团、宗族“不差钱”,民风强悍,购枪容易。同时,当时新旧政治力量角逐,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以广东为起事的首选地区。民国后,孙中山又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此外,1911年到1923年,广东政权更迭了6次,每次都会有大量武器流入民间。
当时的广东号称“盗甲天下”,盗匪先于差、勇使用洋枪。《杜凤治日记》里官兵和衙役都没有洋枪,而却早已被盗匪所广泛使用。时论常说“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因此民团、商团、宗族、村镇、私人也都积极购械。
民团、商团、私人枪炮的来源渠道多元。一方面是由官府批准采购,官方允许民团、商团自行购械,申请手续简单,往往县级民团一次购枪几百上千支。1924年,广州商团一度获准购买步枪4850支、驳壳4331支、其他手枪660支,商团利用批准的机会加购手机关枪42支。另一方面来源于政府出售,政府把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卖给商团、民团,作为政府收入。
此外,还有从国外、港澳、广州湾(湛江)走私的步枪,以及土造的步枪、驳壳枪、新式枪支子弹。1926年有报纸报道:广州市河南尾之小港、番禺县属之元江、新造等地有不少“私铸枪、弹机关” 。广州市卖麻街、米市街、教育路的店铺,搜出“各种枪械及私造枪械之机件” 。
民间武器泛滥影响社会治安
民间武器的泛滥,导致社会充斥暴力,城乡居民毫无安全感。1923年,民间武器的子弹甚至打到大元帅孙中山的座船上。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影响。晚清民国的广东盗匪不完全靠抢劫,而是利用张扬武器,很多以勒收行水、打单、包烟包赌包娼作为收入来源,经常张扬武器。
盗匪倚仗手中武器成为地方权势,非法的盗匪仿效政府征税的方式收取行水,受政府管辖的保卫团则以盗匪手段治理乡民,形成“团匪合流,团匪难分”的状况。
这一现象也对政府权威造成挑战。由于各种武装团伙控制乡村,田主必须向团局交纳各种费用、向盗匪交纳行水,政府征税困难。1914年度到1925年度,广东全省平均每年征得的沙捐(向珠三角沙田征收的附加税)每年每亩平均只有0.03元。
1920年代末之后,民间武器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抗日战争时期至1940年代末,民间武器问题始终影响广东社会、政治、军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盗匪如麻、民间武器泛滥的问题才彻底被解决。
邱捷认为,现代对民间武器问题的探讨可以加深对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认识,对今天维护社会治安也有借鉴意义。“时至今日,团伙持枪劫案已很少发生,政府对民间武器的管治取得了明显成果。今天社会流散黑枪的现象,其产生原因及影响,与近代中国有根本不同,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近代广东政府管理民间武器的法规、成效与教训,解放初期收缴各种非法武器的经验,对今天的枪支治理同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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