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报》1915年10月1日创办于天津，至1949年1月15日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它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民国四大报”。《益世报》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罗隆基、梁实秋、田汉、范长江、张恨水、沈从文、徐悲鸿……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与《益世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间，《益世报》作了国家的镜子、人民的喉舌、抗日的战鼓、自由的平台，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

《益世报》不为现在的人们所知，这与《益世报》集结的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关，也与《益世报》是由宗教人士创办有关。《益世报》创办人是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父雷鸣远。

深爱中国

雷鸣远，1877年8月19日生于比利时刚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家庭熏陶，笃信天主教。据说9岁时他同父母去做礼拜，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进而产生好感，便向往中国。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拜会一位修女的时候，读到了董文学神父在中国传教并殉道的事迹，深受感动和启发，立志要像董神父那样到中国去传教，并且愿意以身殉教。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留心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搜集有关中国人的图片，注重与中国人交流。

雷鸣远

18岁那年，雷鸣远加入了遣使会，正式开始了他的修道生涯，一心想去中国传教。在修道的过程中，他由于过于勤奋读书，患了严重的头疼和眼病，被安排到罗马养病。在罗马养病期间，他遇到了在北京传教回教廷述职的遣使会士樊国梁主教，他请求樊主教带他去中国传教，得到天主教总会长的同意后，1901年随樊主教乘船赴华。雷鸣远是他来中国起的名字，1902年雷鸣远在北京晋升神父，后到天津武清传教，他在天津待的时间比较长，天津是他事业开始和蓬勃开展的地方，他常常说自己是天津人。

雷鸣远是在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来到中国的，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樊国梁神父告诉他，许多中国人对天主教没有好感，在中国传教是有危险的，但雷鸣远并不以为然。他到中国后，实地考察、探访民情，由自己的所见所感做出判断。他发现中国人是懦弱善良的，倒是一些西方人包括外国传教士很嚣张，仗势欺人、包揽诉讼、鄙夷华人、虐待奴仆等等，他看到了洋人们对中国人的蹂躏。当时，天津义和团是一股很强的、和洋人对抗的力量，也遭到西方人的仇视，但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中国人着想，感觉义和团的兴起，错不在中国人，而在西洋各国，他说：“我与义和团一条心！”1905年，雷鸣远升任涿州总堂神父，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上了中国的龙旗。1910年，他被调至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神甫，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以示这是中国的教堂。他决定要用自己的言行来改变传教士在一般信徒中的看法，改变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

为了增加天主教的亲和力，雷鸣远主张传教士要本土化。为了做到中国化，他先身体力行，读中国书、说中国话，为了尽快熟悉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他阅读四书五经，坚持练习汉字，多年的积累使他能写一篇好的中国文章，写得一手好中国字，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天津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常常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为了彻底中国化，雷鸣远尽可能在行为服饰礼仪方面仿效中国人，如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出门坐轿子，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等等。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中国人都拖着一根光滑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安在自己的头上。他的房间，也按中国样式布置，有线装书，有字画，有瓷器等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他是一个中国化了的洋人。

他不仅从外在形式上努力融入中国社会，从内心也深爱着中国。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宗教的普世情怀，使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情感。他热衷于中国文化事业，他曾参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在天津兴办过教会学校、法政研究所、小型报纸。1915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雷鸣远于5月23日发起救国储金大会，号召信徒救国，反对“二十一条”。为宣传社会改良，增进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雷鸣远决定出版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1915年10月1日，雷鸣远与刘浚卿等教徒联合募款，创办了《益世报》，雷鸣远任董事长。与当时天津其他大报纸将报馆设在租界不同，为了显示报纸的民间性与独立性，以免国人误会《益世报》是受外国支配的报纸，从而保持言论的自由与独立，《益世报》把报馆设在租界之外，并于北京设立《益世报》分馆，其基本的办报理念是独立、公允、自由，上为政治当局之诤友，下为社会教育之导师。

“老西开事件”

1860年，英、法、俄三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取得了在天津设立租界的权利，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法国的欲望越来越大，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其租界范围之外的老西开地区划入法租界范围，所以一直对老西开地区虎视眈眈、骚扰不断。1915年9月1日，法国工部局强令当地居民交纳捐税，俨然把老西开地区视为自己的土地。1915年10月1日《益世报》创办之后，立即对民众关心的老西开问题做出反应。创刊号就以社论形式发表了题为《为老西开交涉箴法国领事》的文章，此后更是以社论、漫画、新闻、短论等形式揭露抨击法国人的狼子野心，直陈法国当局这么做的利害关系，表达中国人民捍卫国土的坚定信心，“吾人之头颅可断，而老西开之尺寸不容失也”，报纸舆论宣传近一年之久。后来法国人派兵武力强占了“老西开”，《益世报》义正词严地抨击法国侵略者的卑劣行径，声援天津各界的抗议，从经济上资助法租界的中国从业人员大罢工，强烈要求政府逮捕法国公使，希望政府禁用法国纸币、禁止法在华招工、禁止华人与法国交易，希望政府与法当局严正交涉，并表示“如交涉无效，当牺牲性命，以资对待”。中国人民在“老西开”问题上的决绝态度，终于使北洋政府态度明朗化，也使法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中国人民坚定的民意，最终“老西开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在“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上，充分彰显了《益世报》作为媒体舆论的进步追求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

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

在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以法国的势力最大，时任法国政府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将老西开地区据为己有的行为；而雷鸣远则从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反对法国人侵占老西开，二人针锋相对。天津“老西开事件”发生以后，雷鸣远联合其他神父，前后给罗马传信部去了60封信，报告这一事件，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杜保禄与雷鸣远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法国天主教会对于雷鸣远热心于中国事务也非常不满。杜保禄遂借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离天津，传信部也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光主教来中国视察中国教务，调查中国传教区主教的职守问题。1918年11月6日至23日，光主教召开华北主教会议，以宗座视察巡阅司的名义发表《致直隶司铎书》，严厉指责教会内部的运动和改革思潮，表达出对雷鸣远在“老西开事件”中举动的不满。

1920年光主教结束了对中国教务的调查工作，准备返回欧洲。雷鸣远向光主教表达了自己在中国为大学生及知识分子服务传教的心愿，同时陈述了这一心愿的重要性。可光主教认为，雷神父不适合留在中国，应该返回欧洲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所以在1920年4月，雷鸣远与光主教从香港同船返回欧洲。表面上看，雷鸣远离开中国是传教工作的需要，但实质上是源于“老西开事件”，迫于法国天主教会的压力不得不离开。离开中国的这段日子，雷鸣远依然关心着《益世报》，关心着中国。1927年雷鸣远蒙新祝圣的孙德祯主教邀请，重返中国传教。重新来华以后，雷鸣远发誓要留在这里，转年即加入中国国籍，希望自己能够为中国而生、为中国而死。他在自己的讲演集序言中真挚地写道：“此生此世，献为中国之牺牲。”

将《益世报》办成抗日舆论先锋

在“老西开事件”上，《益世报》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强硬的立场，这种强硬立场在对日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益世报》创刊后不久，就开始警惕日本的对华立场，翻译了外论《日本博士之论调》《日本对于中国前途之危论》《日本上下对我之态度》等文章，指出日本人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野心，日本的对华态度绝不是共荣而是侵略。《益世报》上的这些言论，敲响了对日政策的警钟，是比较早揭露日本侵华政策的大众传媒。

年过六旬的雷鸣远在抗战最前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雷鸣远支持《益世报》成为反日的舆论先锋。报社方面认为，越在民族危机时，人民越应有言论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报社重金聘请罗隆基为《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的时政分析，深受读者欢迎，他连续发表了《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爱国无罪》等一系列社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行径进行了激烈抨击，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报纸特辟抗日舆论栏，逐日刊登读者言论，还派记者深入东北秘密采访，以第一手资料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系统地报道沦陷后的东北惨痛情景，如《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溥仪被挟持出津转赴东北，该报作了详细报道。曹立珊在《春风十年》一书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坚决，言辞最激烈的，就是《益世报》。”《益世报》对日本人暴行的揭露，还成为日后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之一。由于《益世报》长期坚持支持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曾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后几经疏通，才得以复刊。

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除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之外，还提倡身体力行地切实投入抗战之中。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近六旬，他将教会的一些成员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抢救伤兵、进行救护工作。当行进到遵化时，有人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辞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1935年绥远战争的时候，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在经理被杀害的情况下才被迫停刊。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抗战中，报馆多次被炸，雷鸣远呼吁大家坚定信心，坚持把报纸办下去，为抗战呐喊助威。

雷鸣远泛舟昆明湖

在坚持《益世报》抗日宣传的同时，雷鸣远向自己的教会成员发出总动员令，亲率600多人组织救护队、野战医院和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抢救伤兵、赈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他们还深入敌后、唤起民心，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他先后创办了《大家看》《督导旬报》《北原战报》等为抗战服务的小型报刊。接近雷鸣远的人，都为他的抗战热情所吸引，很多人在抗战时期，都曾被他的谈话所激励。

在爱国抗日问题上，雷鸣远时常感化别人。有一次他看见两人在争吵打架，人们围了一圈，却无法阻止他们，他伸出拳头，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时间群情激昂，人们纷纷跟着喊了起来。两个打架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起来，自然也就不打架了。还有一次他在西安日军俘虏营中演讲，竟使顽固的日本军人也认识到侵略中国是多么可耻的行为，纷纷转向，也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的思想一直深埋在雷鸣远的心中，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字就叫《救国》。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雷鸣远持守的是国家主义立场，认为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对于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绝不能容忍，这表现在雷鸣远对西方列强、对法国政府、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上；但同时他认可的中国国家政权是蒋介石政府，因此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很敌对，因此，与八路军的冲突、摩擦不断。

1940年雷鸣远因伤病病逝于重庆，实现了他将生命献给中国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