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

生态一词，包含有“返本”的意义，“返本”的目的是“归真求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化、金钱化的“钢筋森林”，人及其艺术都丧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们希望通过“生态”意识的引导，使人们能够重返大自然，重返诗性的大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原生态”才会迅速地在人们心目中构建新的“桃源”镜象，才能越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边界，向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渗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来就产生于过去的时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寻求它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去，简言之，即返回原点，返回文本。正如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中所说:“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尊重历史的事实。返本的第一层意思是返回原点，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形象地说，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返归于它所产生的某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产生的多种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因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基因”。我们知道，战国时人不可能代汉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论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关于“民本”的认识水平，而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认识，好比将桃花装饰在梨树的树桩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没有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要能抓住产生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的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其中，有对古代文学理论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的社会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响文学理论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结合”之说，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2］，这就是抓住影响文学的“史”和“哲”的信息来研究文学。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之所以难以完全摆脱按封建王朝的方式来分期的模式，就是因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前代学者将这种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将“永明声律说”与佛经转读之声进行比较，得出“永明声律说”是由于佛教影响而产生的结论，这就是抓住佛教影响文学的信息，对“永明声律说”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罗宗强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是将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还要注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进行研究时，须尽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纵出版《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联，雅、颂和古巫的工作相关联。这种推原的研究思维，就是没有放过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因素。

曹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诗品》东渐及其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发人之所未发，同样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诗品》的传播语境，仔细求证、还原史实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饶忠颐先生在《六朝文论摭佚》中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的关系，提出了“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观点，这也是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仔细理解理论文本的本来意思。虽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文本的基础。从字、句、段到篇章，都须仔细辨别，谨慎阐释。字或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也会变迁，由本义产生诸多衍生的意义，有时甚至衍生出与原义相反的意思。在理论文本中出现的字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是在它那个时期的确有那个意思，才能作那样的解释，各种字书、辞书、类书的参照是必须的，考证、训诂、义疏、笺释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这方面，清人朴学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鉴。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关于“诗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

闻一多先生在《诗与歌》这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荀子》、《礼记》、《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将“志”训为“记录”、“记忆”、“怀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将“志”训为“志意”或“怀抱”的限制，为诗在早期社会具有记事、叙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就是寻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细、全面地研读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在错误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做样本，将现在的文学研究做成古代的样子，或者对古人顶礼膜拜，让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综之，“返本”方能“归真”，“还原”益于“求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坚持“通变”的思想

所谓“通变”，是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坚持“通变”的思想，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摸清它发生发展或嬗变的逻辑进程，并沿着其逻辑的进程来获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这是决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蔡钟翔等先生所谓的:“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1］6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以古证古，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在古今之间，哪些东西延续下来了，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新生，哪些东西丢失了，都需要用“通变”的眼光来考察和发扬。“通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借用的术语，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一篇，即是代表。刘勰在这篇文章中用“通变”思想来讨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通”即“继承”，“变”即“革新”。仅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通变”思想的根源还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性。“通变”思想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易”学关于《易经》的讨论。《周易大传》中的《系辞》一篇，阐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变”、“通”和“通变”。“变”，是由“爻变”而致“变动”、“变化”之意，故《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通”，为通达之意，故《系辞》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才能通达?知变化是其前提，故《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知道了“通变”的道理，就能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状，故《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p#分页标题#e#

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层面的运用，使得“通变”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更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上。继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这应该是“通变”一说的重要内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需要注意“通变”思想的运用，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观澜索源，知变能通，掌握它的发展脉络，这样才可能把握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把脉，从而获得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具体而言，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因为它们在今天甚至将来，仍然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诗言志”、“比兴”的讨论，关于“虚静”范畴的发展、意境理论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之争的讨论，等等，它们一直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能够跨越千年或数百年，说明它们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它们在将来，仍然可能成为研究热点。也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历史上不太受重视，但是今天来看，具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说，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当代的文艺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共同美感”说重获得了它的理论生机。

还有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因为它所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已经湮没于文学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的写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评及理论。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发现八股文的写作也有可借鉴之处，对于明清以来的学人就八股文展开的批评和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如果说“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论产生的原点，对理论的原义进行定向、静态的考察，那么坚持“通变”思想就是要求纵向、动态地把握理论的发展变化逻辑，掌握理论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使古代文学理论能够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壮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学理论沦为当代文艺学的论证素材和修饰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反传统、反封建运动进行得太激烈，文学革命的人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通变”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滞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创，这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能从传统中借鉴多少，决定了传统可以走多远。我们能发现多少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规律，也就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多少种可能。

三、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从学术生态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目标中的有机构成部分。1994年，金元浦先生就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话语重建”［4］。但关于这一文论建设目标的系统讨论主要在1996年以后。曹顺庆、李思屈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5］12著者还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步骤:首先是对传统话语进行发掘整理;其次是在对话中凸现与复苏传统话语;再次是在广取博收中重建话语体系;最后，要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5］12－21。“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为它基于文艺学界关于“话语”的基本观念，即当代文艺学将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而“话语”(discourse)，是与语言、语言系统、言语和文本等存在联系和区别的概念。“语言”(language)，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话语”则是“语言”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中国文艺学界对于“话语”的经典解释是“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童庆炳《文学理论》)正因为“话语”研究具有从“语言”的表层透射“言语”的深层，并连缀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的功能，所以“话语重建”可以作为整个中国文论重建系统的一个“标签”。也正因为如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目标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响应，讨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我们现在来看“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它实质上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必须要突破旧有的文论话语体系，建立新的更具包容性、更适应中国文学实际的话语体系。同时，由于它包含了希望中国文论在较长时期内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的诉求，所以实质上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联。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在这项工程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它就是这项巨大的工程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众所周知，“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的提出，远的目标不说，其当务之急是为了解决所谓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失语症”，因为中国文艺学界在经历了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社会思潮影响之下的新文化运动话语、苏联话语、现代西学话语的影响之后，发现中国文艺学沦陷在话语的失范之中。学界反思这一过程，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应该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重建的第一步是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反之，作为“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工程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持的基本观念、原则、方式方法等，也直接决定了它能否在“重建”的过程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就是谨慎地扬弃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的话语体系，合理地吸收国外适用的话语体系，按照“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原则来融铸新的话语体系。我们知道，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的话语体系，从其外观形式上来看主要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建立在对文献及作者进行考证、训诂、义疏、笺注基础上的考辨型话语体系;其二是建立在直觉、类比及象喻式思维基础之上的点评、杂谈、描述的印象话语体系。从其内在的演变特征上来看，主要体现为在儒道释文化主宰下的文论话语的分流与合流。已经受到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研究方法冲击的当代学人，不可能完全像古人那样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必然面临话语重建的问题，即必须对古典形态的话语体系有所扬弃，重建新的话语体系。上述的两种从外观形式可以直观到的话语形态，在当今并非不可用，由于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考辨型话语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话语之必备，而印象式话语体系，由于重在体验和感悟、且与文学史实、文学文本密切结合，同样具有发扬光大的基础。至于在儒道释文化主宰之下的文论话语的分流与合流，其中包含的诸多文化精神，也可以在“话语重建”的过程中融铸到今人的精神世界中。#p#分页标题#e#

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并非始自今日，它完全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如果说王国维撰著《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时就已经在这方面起步，20世纪初期更是进入了实质性的“话语重建”进程，其标志是陈钟凡先生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在30年代、40年代，相继出版的一批学科创建性著作，这些学者都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话语重建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黄侃、徐复观、钱钟书、王元化等等，他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共同性，即他们都是在古今文化交锋、中西思想碰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话语重建工作的。动荡的社会历史，复杂的社会变革，激发出他们的反思精神;深厚的中西学理论素养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使他们在返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时候，见识卓越，敢于融铸新知，使传统文论话语获得了更新的机制。前代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其后的数十年，学科体系的深入拓展，大体上仍然是沿着他们设计的轨道在进行。所以，前代学者的研究工作，在学科奠基的意义上是“创建”，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方面，则是文论话语的“重建”。前代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既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教训，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的“话语重建”，要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更深入地从古代文学理论中发现新的东西，或者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甚至勇于创建新的研究范式，以使传统文论获得长久发展的生命力，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

综而论之，学术生态运用到文学理论的研究，基本宗旨是要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以中国传统文学和古代文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由于历史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曾经遭遇一定程度的断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尤其重要。我们虽然提出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以“通变”思想为指导、以“话语重建”为目标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在如何保持研究的良好学术生态方面，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态问题，或者说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需要做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