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振东教授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专家，已出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等中国散文史著作多种。近几年来，他融汇长期研究心得，又撰写成130万言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新编》。

《新编》更充分地阐述了对古代散文本体性质的论断，即：所谓“古代散文”，乃文学遗产中具有实用与审美双重价值的书面语言作品。把握其本体性质，是从事散文研究的前提，目前一些学者，对这一根本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清楚的认知。刘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提出上述论断，虽获得不少赞同，似乎尚未形成公论。《新编》又进行了更深入详尽的理论阐释和论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新收获。

《新编》更清晰地揭示出古代散文演进的历程，把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明确地划定为四个阶段。散文是中国古代演化历史最久、数量最多、规模最为庞大的文体系统，对之归纳整理，疏理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是研究者的责任。中国散文史可以有不同写法。面对几千年累积起来的作品，写作者如果没有意识到它们已构成一个巨大的文体系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内在运行机制，仅将其视为虽有一定艺术性但只是表达政治哲学观点的承载体，社会发展变革的衍生物，只是公式化地依朝代的更替、世势的兴衰，按先后顺序，分体裁题材门类，对作家作品排列论次，可能将散文史写成一本流水账。如果在观念上未深入进行宏观的概括、理论的辨析，就作家论作家、即作品谈作品，即使涉猎博而丰，点评精而当，难以称为史著，实为作家作品评论之总汇而已。《新编》则不同，它重视古代散文与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更强调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重视作家作品的客观实际，认为只有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进行总体观照，细致辨析，才能真确地反映出作家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从分编分章题目可知，此书的目的就是勾勒出古代散文这个文体系统发展演进的轨迹。这种勾勒不是一般的陈述，而是以其固有的性质为基石，以其内在机制的变化为依据。古代散文具有实用与审美双重性质，在作品的创作实践中，二者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散文的演进反映的是二者关系的变化，或反过来说，二者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古代散文的演进。正是据此，书中将古代散文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为实用求审美、自觉追求形式美、实用与审美高度统一、总结创作规范与向审美化偏移四个时期。这就是所谓的“四阶段论”。刘教授九十年代著作中关于第四阶段只标出了“总结创作规范”，《新编》补充了“向审美化偏移”（或称“进一步审美化”）一语，因为后者也是此阶段不可忽视的重要倾向，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编》为了更完整清晰地展现古代散文的演进轨迹，于每个大的阶段之中，又对作家作品的创作理念和实践之兴替变化，进展梯次，作了更深入的剖析，描画出更细密的脉络、线索。这方面尤以第三、第四阶段补充最多，所花力气更大。

《新编》将作家作品纳入到史的整体建构中加以论列。作家和作品是散文史的主体，但文学史之写作家作品，与一般专题性论述不同，那一类著作，主要着眼点在解析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估定其成就与价值，溯源穷流，纵横比照，但终究范围有限。散文史则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宗旨：一方面是如上所述，从对全部所涉作家作品的总体观照中，抉发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轨迹；另一方面是将具体的作家作品放在探寻其轨迹、线索之中，给予恰当准确的定位，依此定位衡量评判其成就、价值与特色。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先要由个别和局部延绎至整体，当整体已了然于胸，再立足于整体去观察和估定局部和个别。这样写，首先必须充分掌握资料，然后以足够高的抽象概括能力和思辨水平，建构一个不是主观臆造而是与史的客观流程完全切合的完整体系；然后将大大小小、先先后后、品次高低不同的作家作品，各归其位地纳入到这整体的建构之中；再据其定位，对它们展开全面的评价分析。这种评价分析较之专题性研究，深入全面性或许会有所不足，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更为中肯。如此写来，决非易事。

除上述外，从《新编》总体上看，尤可贵者：“论必己出，言必有据。”在整部书中，举凡提出见解、作出阐释论证，对于古人今人，皆不剿袭，不尾随，坚持经过自己的研究思考，做出自己的表述，给出自己的结论。简言之，坚持学术研究应具备的独立性、创造性。在充分尊重、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迈出新的一步。这是很难得的。

本书也有论述不够充分和比较薄弱的地方，那是不能求全责备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