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 | 亚历克苏斯·麦克劳德

评价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指标无疑是多元的。在有些方面，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比以往更加繁荣活跃。我们依循很多生机勃勃的阐释范式进行研究，也在各种不同范式的应用中引发关于各种范式之间必然会有的对立的讨论。中国哲学的更多层面被英语学术界接受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涉及中国哲学的新的专业期刊和比较期刊开始出现，重要的通用哲学资源，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哲学指南》等，会定期增加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条目。中国哲学研究甚至可以说拥有一些其他哲学研究领域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身份多元，其中包括研究哲学相关领域如汉学和宗教学的学者。这种多元化有助于该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保持活跃。

这些发展值得肯定，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所述繁荣发展的几个标志大多都在中国哲学这个专业领域之内。如果我们选择去看看中国哲学是否已很好地融入哲学这一大的学科，那就很难不失望。只要看一下已然成为评估该领域标准的这一项——美国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项目中专门招收中国哲学研究博士生的博士生导师数量，就会一目了然。与十年前相比，目前包含中国哲学的博士项目并没有增加。这同过去一样令人遗憾。不过，我在此想要细究的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却可能与收录更多中国哲学研究的论文同等重要的问题，即该研究领域的文章在非专业期刊的发表率问题。通过一个简单的假设对比，就能很轻易看到这一问题。

假设杰克和梅布尔二人都是伦理学学者。杰克的研究师承亚里士多德一脉，他得到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很多启发，并且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运用到自身理论的建构中。梅布尔的研究与杰克类似，但师承儒学一脉，她运用儒学早期的观念或认识进行现代理论的建构。两位学者都以类似的方式在几个方面从事伦理学研究，从古代思想中汲取灵感，推动当代伦理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文章受众却远不会相似：杰克最近写就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有多个平台可以发表，从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业期刊，再到各类专门刊登伦理学或哲学研究论文的期刊，不一而足；相反，梅布尔的文章出口却有限，因为绝大部分援引儒家观点的文章只会刊登在研究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期刊上。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兴旺发展乃至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很大影响，这是我下面要探讨的问题。但首先请允许我先离开这一假设对比，列举一些数据，并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数据

在当代哲学领域，有很多专业期刊。根据目标读者或潜在读者将这些期刊归类，是个棘手的问题。此外，哲学研究领域还有这样一些期刊，它们既可以被定位为专门哲学研究期刊，但又没有被限定应该包含哪些哲学内容，因此也可以被定位为广义哲学领域——如伦理学或哲学史——研究期刊。表面看来，这些期刊内容涉及哲学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或从事某个专门哲学领域研究的哲学家会感兴趣的话题。这些期刊也会对广大的哲学研究受众进行预想，以确定自己要向读者提供的内容。为方便分析，我将把这些期刊称作“一般性学术期刊”。我感兴趣的是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期刊能刊载援引或研究中国哲学或更宽泛地说亚洲哲学的文章。

在确定要将哪些相关期刊纳入分析范围时，我只是希望能找到一般性学术期刊相对有代表性的一些，以此来研究那些通常被认为特别有影响力的期刊。首先，有必要在分析中排除一些期刊。例如，尽管我希望自己的分析能涵盖几个哲学史研究的一般性学术期刊，但《哲学史》《哲学史档案》《英国哲学史杂志》等都在其用稿说明中明确指出它们只接受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相关文章。所以我的分析中所涵盖的期刊样本，都是没有明确限定只发表研究西方哲学文章的一般性学术刊物。这些期刊中的大部分都在其用稿说明中表述要致力于出版高质量哲学研究文章，在方法论、渊源和思想流派方面兼容并包。

在选择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内容方面，我采用哲学家指数（PI）数据库检索了下文所包含的所有数据，并将对每本期刊的检索限定为文章，将书评或讨论稿等排除在数据之外。在进行期刊文章检索时，我用了四个关键词——“儒家”“佛学”“道家”以及“印度”。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是在很多亚洲哲学研究文章中必然会用到也最可能用到的关键词。自然，这些关键词无法涵盖所有的研究内容，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最集中的领域，反映了一般性学术期刊文章中最有可能使用的术语。为了更加突出数据之间的对比，我采用了“儒家”和“佛学”作为分类对比的对象。如此一来，我所收集的数据在下述几个方面存在局限：数据库中PI的内容截止到我进行该项研究的时间，即2015春季；采用的搜索词条是一些方便频繁使用且适用范围广的词汇。虽然有这些局限，我想得到的数据是有意义的，能够反映一般性学术期刊中亚洲哲学的文章收录现状。我首先列表统计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发表亚洲哲学文章的总体情况，下表中所列包括检索期刊名称、期刊所发表亚洲哲学研究文章的数量，以及该时段PI数据库中收录的每本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总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量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十分罕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的数据明显异常。它的刊载数量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几十年中，该期刊刊载关于印度哲学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多。不过，1976年后，该期刊刊载的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只有三篇，且最新的一篇出现在1993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10年为一个统计区间，期刊上刊载研究亚洲哲学文章的数量，并没有显现出增量的变化。我再列表对研究佛学与儒学的文章刊载数量进行样本对照，从这里看出研究亚洲哲学的文章刊载率呈现引人注目的指数增长。把上表中的期刊刊载数量与下表中的数据相对比，结果令人吃惊。简而言之，虽然研究儒家和佛学的学术文章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文章在西方一般性学术期刊上的刊载数量依然不景气。

在这种以每十年为一个区间的统计中，儒学和佛学的研究文章发表数量一时间里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沮丧。数量的增加对于哲学研究自然是有益的。因为学术研究中这些领域的可查阅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这些传统的理解，也为我们带来了哲学的研究视角。不过，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成果并没有进入更宽泛的哲学对话，并没有受到更广泛的哲学研究者所关注。事实上，这些研究领域可供查阅的期刊文章的大量涌现直接得益于我们分析的这一时段一些专业期刊的创办。确切地说，《东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杂志》《道》以及其他期刊的出现，对于亚洲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一个专业领域要发展繁荣，专家们需要一些能进行有效对话的平台，需要对既定的讨论话题有基本的了解。然而，倘若仅限于此，专家们的对话很有可能变得完全私密，脱离更宽泛的哲学话语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一般性学术刊物似乎一直止步不前这件事情变得关系重大。这种停滞表现在这些期刊目前对于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接收情况与20世纪50年代时差别不大。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所描述的止步不前以及对于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排斥都没有道理。毕竟，有人可能认为，许多亚洲哲学领域的研究论文参考的都是一些离当代较远甚至有些是古代的资料。与此同时，除了一些哲学史期刊，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定位大都在关注当下的哲学问题。这些期刊，是大众的，同时也是当下的，因此不太可能刊登引用古老资料的文章。我认为这一特点的确与很多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对自身使命和范围的定位相吻合。但是，倘若由此就得出以下结论，认为不依赖和不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只是各期刊使命的良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结果，那就错了。看看这些期刊在对待其他引征古代资料的文章时的做法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我在之前的假设对比中所做的一样，我在下表中还是用亚里士多德作为参照。下表中呈现的数据是引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文章相对于引征亚洲哲学资料的文章在期刊中的刊载频度。

假如不愿意刊载引用古老资料的文章足以解释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一般性学术期刊中的缺席，我想，我读到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或引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作品会明显比我们在上述表格中所看到的要少得多。当然，亚里士多德不只是古老历史中的一个奇人，他对当代理论研究也有可用之处，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期刊中。不过在此我不会去质疑这个问题，我只想说，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资源一样，亚洲哲学学术资源也有与当代学科的关联之处，也可以为拓展长期以来哲学界争论的问题以及研究课题贡献富有成效的新颖哲学话题或焦点问题。换句话说，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现代人所用，亚洲哲学中的许多观念也同样会对我们有益。正因为如此，上述对比结果的意义需要再次强调如下：我们在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中可以查阅到的，只是关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研究文章数量，而这就要比所有能够查阅到的关于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文章数量还多。这些亚洲哲学研究文章，代表的是亚洲几千年历史中数百位的哲学家以及多元的文化地域和不同的学术传统。从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看，其长期专注研究传统的西方哲学经典，亚里士多德超越整个亚洲可能不足为奇，让人吃惊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之久、影响之深远。

二、解释因素

只是认识到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在普通读者刊物中的比例偏低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倘若认为这一现象解释起来轻而易举，我认为也是错误的。任何全面的解释我自认非我力所及，我在此不做这样的努力，只提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得自我与哲学研究领域一些同行的对话以及我与上述几个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编辑的通信交流。

首先，尽管我承认传闻的解释力有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亚洲哲学的学者在向一般性学术刊物投稿时并不少见“就是这个样子”之类的遭遇。比如，一个期刊就以亚洲哲学研究文章退稿速度快而知名。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在这里常常遭遇无理由退稿。也有一些期刊会发给评审意见，但这些评审意见暴露出评阅人对于来稿所用的资料并不熟悉。有些评阅报告怪罪作者没有陈述评阅人所熟悉的有限的资料内容，无论这与文章主题和论点多么不相关，好像每一篇研究佛教的文章都必须要讨论“空性”，这种坚持就好似在说，只要讨论康德，就一定要谈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此外，还有一些评阅报告指出，无论作者想要推出什么观点，作者只能变通或在某个熟悉的西方哲学家观点上作出改进——我们将这种做法称为“不能改变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证明这一点吗？”式拒绝——这就好像绞尽脑汁改写一些西方哲学家（任何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与应用观点自然明确、论点充分讨论过的，但编辑却不熟悉的材料相比，会更可取一样。这些传闻中的经历表明，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中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发表比例偏低至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我尝试展开来讨论这里的一些问题。

在这些简单粗暴直接拒稿的例子中，很显然期刊对于研究亚洲哲学的文章相当不感兴趣。确实，文章发表过程中会有直接拒稿的情况，但当期刊编辑不了解稿件征引资料或者因文章的惯用语而直接拒稿，还是会令人担忧。对编辑不熟悉领域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直接拒稿是有问题的，因为判断的基础不可能是正确的。与其系统性地作出迅速的退稿决定，期刊宣传自己的征稿范围及其兴趣方向，即在用稿说明中向撰稿人明示自己只刊载援引西方哲学研究资源进行研究的文章，也许更为合适。事实上，我认为假如刊物能够公开声明其只对征引西方哲学资源的文章感兴趣，对于哲学研究来讲是件好事。然而，在与哲学研究期刊的编辑以及哲学研究同行们的交流过程中，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对于期刊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更加普遍的问题是传闻中所反映的评阅意见的问题。

如果因为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其期刊上的刊载率低而责备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我想这既是草率的，也是不公平的。许多情况下，对于编辑来说，重要的是负责做好对论文评阅人的回应，这也是他们通常应该做的。我推测，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所面临的问题，是因为合格且合适的评阅人少之又少。一般性学术刊物处理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来稿要面临双重挑战：1.在处理研究资料时，评估来稿是否资料充实，征引诚实，这项工作本身需要另外一位专家来完成；2.评价来稿的可用性和适用性，看其是否适合一般读者，也就是其可读性与相关性，该论文是否适合期刊的一般读者。我认为，这些在专家间流传的评阅人意见传闻表明了要面对这一挑战困难有多大。编辑们可能对相关领域专家的熟悉程度极其有限。毕竟，美国从事亚洲哲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鉴于这样的挑战并不经常出现，要找出哪些非专业领域评阅人既能在原则上接受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又能在评阅中写出有益的评阅报告，殊非易事。

有一个因素，可能能够保证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被投稿给期刊时会有更好的结果（有更多论文被采用以及虽有拒稿但评阅制度改善），即在期刊的编委中增加一位亚洲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尽管对这一做法能否改变现状证据不足，但是有些证据能够证明其有作用。《价值观研究杂志》的主编约翰·哈克-赖特最近在其编辑委员会中增加了一名中国哲学专家——安靖如。重要的是，尽管该杂志此后并没有对亚洲哲学的研究文章来者不拒，但其刊载该研究领域论文的数量明显提高。1967-2014年间，该期刊只刊载过一篇亚洲哲学研究论文，但2015年，该杂志总共发表了7篇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另一份期刊《澳亚哲学杂志》的主编约翰·希泽林顿在其编辑委员会中也增加了一名中国哲学研究学者——赖蕴慧。这些做法让人看到了希望。它们表明这些期刊愿意增加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认识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编辑与专家的协作。亚洲哲学相关专家加入编辑委员会可能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标志着杂志愿意接收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而这种意愿，我想，由于此前这些做法的缺失以及亚洲哲学研究学者种种不愉快的投稿经历，很少有亚洲哲学专家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自然会引出另一个上文还一点也没有涉及的因素：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可能接收到的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数量少的问题。

在与本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几位期刊编辑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很明显收到亚洲哲学领域研究论文的数量相对较少。很多编辑对此表示遗憾。然而，鉴于接受过亚洲哲学教育且可能从事一般读者接受的亚洲哲学研究的学者比例很小，所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投稿率低并不令人讶异。但是就此认为这是唯一且首要的问题还是太过草率。毕竟，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近几十年间显著增多，但在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中这种增长没有相应体现出来。在这些期刊中，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投稿率并没有呈现增长趋势，这可能要归因于期刊过往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些期刊在过往很少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它们所收到的这一领域的稿件数量。最主要的是，各类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会倾向于给他们最常用的期刊投稿。由于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很少发表亚洲哲学领域的文章，专家们自然就不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能在这些平台上发表。另一个更强有力的明证是，很少有哲学家会愿意把自己的文章投递给很少或从不发表“与我文章类似”作品的杂志，或者那些他们觉得对“与我文章类似”的作品有偏见的杂志。换句话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恶性循环：杂志中以往亚洲哲学研究文章的缺失会让其后的投稿者灰心丧气，造成其后更多期此类稿件投稿数量的减少。这种缺失持续的时间越长，潜在投稿者不但越有可能推断这些杂志对他们的文章不感兴趣，还有可能认为杂志对他们的论文有成见。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推论，可能不会在任何情况下理据都充分，不过鉴于哲学研究领域长期普遍存在这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已经影响到了哲学研究史，我们不得不对此表示担忧。在这一点上，若能跳出上述研究的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去审视那些过去在这方面表现更佳的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会更有益。《希帕蒂娅》杂志和《宗教伦理学杂志》都因在发表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方面做得很好而引人注目。和上述提及的几家期刊一样，这些期刊在关注一般性研究领域（前者是女权主义哲学，后者是宗教伦理）的同时，也有意要在这些领域吸引更多的哲学受众。下表展示了这两家杂志1970年以来刊发亚洲哲学相关文章的情况：

虽然《希帕蒂娅》杂志和《宗教伦理学杂志》都没有发表大量的亚洲哲学研究论文，但以上数据与我们想要或者应该期待的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数据比较一致。两本期刊都发表了一些亚洲哲学领域质量很高的研究论文。更重要的是，两种期刊都显示出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发表率上升的迹象，而这也反映出亚洲哲学研究学者在亚洲哲学研究方面论文数量的增长。就我们得到的数据来看，在2000-2009整整十年间，这两份期刊发表的亚洲哲学的文章数量是我此前研究的14种期刊所刊发的此类论文总和的4倍。总之，它们是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如何将亚洲哲学研究领域的论文收入自己的刊物中，让更多的研究者看到更宽泛的哲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但是，至少相比《希帕蒂娅》杂志，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并没有就这一缺失作出什么努力。

《希帕蒂娅》杂志的主编萨莉·肖尔茨指出，期刊为了吸引亚洲哲学领域的投稿，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努力。除了在编委中招募亚洲哲学领域的学者，保证征引亚洲哲学资料的投稿能够交到合适的评阅人手里外，杂志还积极扩大期刊的阅读受众。这就需要，比如，鼓励期刊的发行者向海外推广该杂志、扩大读者受众，以此来扩大其可能的稿源。同时，期刊也抓住机会与相关学者直接取得联系。比如，肖尔茨说，当她的一位研究生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时，她“让其带了很多《希帕蒂娅》杂志的明信片，以及期刊征稿的一些信息”。结果，几位学者其后通过这些联系方式联系杂志，咨询投稿事宜。与此同时，肖尔茨还注意到，寻找和招聘专家评审人也会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受邀做审稿人的专家会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得到认可，把邀请的期刊视为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的潜在平台。总之，在增加投稿量上，学术上更加完善的评阅流程能成倍提高效率。我想很多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发表率低的期刊，鉴于他们以往的做法，想要效仿《希帕蒂娅》杂志的成功之道，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拓展。

三、代 价

我对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作出分析的前提，自然是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并不符合大众期待。我相信，这很显然也不符合研究亚洲哲学的学者的期待。当下把亚洲哲学排除在更广泛对话之外的做法，会让哲学研究疆域拓展付出代价，描述一下这种代价或许会有益。

很多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排斥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这一事实会造成一系列后果。只要这些期刊象征性地或实际上衡量一下哲学研究所重的是什么，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哲学研究领域读者众多的一般性学术期刊中的缺失会传递一些隐含的信息。往好处想，这可能在大胆暗示亚洲哲学相对于期刊上刊载的内容来说是无关紧要、索然无趣或是没有说服力的。这里所说的“相对”，是指局限性更强、只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的哲学。往坏处想，这可能大胆地提示出哲学只是不包括亚洲传统的哲学，哲学研究在亚洲哲学无法企及的标准上进行。最令人震惊的是，任何关于亚洲哲学不重要或者亚洲哲学并不在真正的哲学范围之内的暗示，都是出于以下这种无知：由于亚洲哲学的种种观念在哲学领域一直很遗憾地没有受到重视，西方哲学界也没有良好的认识基础，能推断出亚洲哲学能给哲学研究带来些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亚洲哲学研究文章持续遭排斥的现状，不只是让这些研究领域的论文边缘化，更会使哲学本身在研究者及其研究范围上都受到极大局限。我认为，再次回顾一下我此前所作的伦理学学者杰克与梅布尔的假设对比，这点就显而易见。

像杰克这样的伦理学学者，其伦理学的研究受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影响，其研究论文会有各种平台发表，而梅布尔，因其研究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启示，则不会像杰克那样有那么多的平台来发表作品。这一差异会导致的结果当然是二人各自的职业前景不同。人生在世，会有不同的职业追求，获得工作，得到终身职位与晋升，还有其他的身份象征，比如获得研究基金或获得奖项。这些都会受到在最佳平台上成功发表论文的影响。只要行业内把在“最重要的”或“最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视为哲学家个人获取“最重要”“最顶尖”地位的最便捷的途径，我们就不能指望任何运用亚洲哲学资源进行出色研究的人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我认为，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尤其是，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哲学这门学科会为新一代年轻的哲学家制造职业进阶障碍，让他们对亚洲哲学提不起兴趣。另外，那些对亚洲哲学拥有执着兴趣的人，有时也必定会另奔他处，去研究其他领域，比如去从事区域研究、宗教学研究。然而，除了研究者的多寡与职业成就等问题，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做法对于哲学学科本身学术走向的影响。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般性学术期刊上刊载的东西会暗示出该专业领域所重视、感兴趣或关注的问题。一般性学术期刊会间接定义其关注的研究领域，一如一般性伦理学期刊会间接地定义伦理学本身是什么。重视期刊的定义方式同样有益。这里，杰克和梅布尔的例子也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解释。在我看来，依照哲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结构，我们不可以，也许不能，把杰克和梅布尔看作学术研究上的近亲。无论他们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的久远等方面多么类似，换句话说，无论他们在除了征引资料外的其他各方面有多么相同，在我们目前的专业研究领域，都不会被视为伦理学家。杰克能够通过所谓的“伦理学学者”审核的可能性要大，而梅布尔很可能无法通过这样的审核。我们看待杰克与梅布尔研究工作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受众的定位。他们的文章能在哪里发表，这会改变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研究的定义。我们认为伦理学家在伦理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要成为一名伦理学家，研究论文应该为广大的伦理学学者群体接受，可以让他们查阅到，应当与伦理学学者们交流关于伦理的问题。而像梅布尔这样的伦理学学者，在这样的对话中大多数时候都缺席。人们不会认为其在从事伦理学研究，而会认为她专门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亚洲哲学，或者更宽泛地说，非西方哲学。

这体现出伦理学本身在学术思路上是有局限的。“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对话很多情况下不会有梅布尔这样的学者参与，换句话说，对话中不会有来自超出西方哲学源头之外的挑战或评论。虽然我在这里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我要说，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出现，伦理学会有所不同。伦理学将会如何不同虽然只是推测，但至少，哲学会更为宽泛，确切地说，不仅在研究长期存在的哲学难题上思路会更加宽泛，在评价什么可以算作是哲学问题上也会更加完善。因为如果我们不熟悉更多类型的哲学研究方法，各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与我们的研究方法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很容易被诱导，很轻易地忘记我们自己的“哲学问题”受到我们自己历史背景的深远影响。只要看一下我们熟悉的问题如何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进行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语境对于我们把什么视为哲学问题影响有多大。但同样明显的是，其他传统不会把我们的哲学问题视为问题，或者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当作非常重要的问题。关心哲学问题如何产生归根结底是关心哲学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的想象建构的东西可能只是建基于我们承继的建构模型，所用的材料通常是就在手边，唾手可得之物。如果我们能重视其他地方建构的哲学想象，很可能会开阔我们的想象空间。

自然会有哲学家坚持哲学观点独立于文化或区域历史的立场，他们据此会否定不了解更广泛的哲学传统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看法。我无法在此展开回答此类反对意见。然而我认为，不去研究更宽泛的资源能够为研究指向带来什么不同，就提出反对意见，这一做法应该值得怀疑。事实上，就目前我们所定义的哲学的广度和综合性而言，更多地收录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能让我们很好地检视我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的自我欺骗。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说，哲学有太多研究领域好像只满足于在坚果壳内的存在，研究者将自己视作有限空间里的王者，好像西方话语所定义的哲学问题、优先顺序以及研究方法代表着人类的哲学问题、优先顺序特权和研究方法。就是这样。假如能够跳出我们的区域界限，看得更远一些，我们很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哲学疆域还太过狭小，而这会对我们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