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于1959年提议在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设置了“文史专员”岗位。（各省市政协也相应设置）。

周总理认为，很多政协委员经历过四个时期：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希望经历过四个时期的老人，能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书写下来，推动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及对台港澳和海外的史料交流工作，为广泛团结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服务。

同时，将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人，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后代。

（1960年10月周总理在颐和园宴请被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1961年2月的农历春节，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宣布了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7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

安排被党和政府特赦的战犯中自愿留在北京人员当政协文史专员，让昔日的皇帝和一些武将转型变成文人，既是国家干部，还有一定政治地位和固定收入。这种生活已经超出他们原来的预期，无不倍受感动和鼓舞。

而被特赦的原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兼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人则成为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等人先后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其中的各位，无不是民国历史风云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且不说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那些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少人还是抗日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黄维等。

他们在被特赦后成为文史专员，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反思历史，进行史实研究和撰写，为历史宝库增添了不少有影响的珍贵史料。

本篇挑选几位当过文史专员的特赦者的工作成果作以盘点：

杜聿明（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中将司令）

他于1959年被首批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杜聿明很珍惜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一工作机会，因此也特别努力。

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真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

当上文史专员的第一年，他就撰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回忆文章。1962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1981年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还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

在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还写道：“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面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

由此可见，直到晚年，杜聿明将军对文史专员的工作还在尽心努力，毫不懈怠。

王耀武（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

据史料记载，他刚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时，思想有许多顾虑。毛主席得知情况后，特意让公安部长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从此，王耀武卸掉了思想包袱，积极接受学习改造，1959年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撰写了万多字的自传性文章，还有包括济南战役的回忆，寻淮洲的谭家桥之战 和涉及北伐、抗日以及围剿红军根据地方面的十万多字的战役资料。

1964年冬，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64岁。

（特赦后王耀武与溥仪等在一起）

廖耀湘（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

辽沈战役中，廖耀湘因盲目轻敌而钻进了我东北野战军设下的包围圈内，他所率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亦被解放军俘虏。廖耀湘在北京功德林改造期间表现积极，最终于1961年第三批被特赦。

特赦不久，廖耀湘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每月工资100元。

在特赦之前，廖耀湘还曾有过一段特别经历，也挺光荣。

1951年，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当时为解决教员奇缺的状况，刘帅决定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有才华的人留做教员。在学院开学不久，刘帅又指名请正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战犯廖耀湘来学院讲课。

廖耀湘闻讯受宠若惊，又顾虑重重。

在南京与刘伯承院长一见面，刘伯承便开门见山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

刘帅又坦诚地说：“你就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据说，廖耀湘在抗战期间写的一些书，当年曾由史迪威带回美国，由美国陆军部翻译成英文供美军院校作为教材。

（廖耀湘）

廖耀湘被刘伯承院长的真诚所感动。

他走上讲台开讲后，思绪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缅甸，回到了恐怖的野人山，回到了与日军交火的前沿。

廖耀湘讲述，在穿越野人山时，正值雨季，道路被淹，瘴气弥漫，毒虫侵害，给养不继，医药匮乏，举步维艰，许多官兵落水身亡。为避免死亡事故，他下令丢掉身上包袱，轻装前进。在野人山地带艰难地度过20 多天，干粮吃光了，皮带也吃了，只好边走边找野食吃，最后下令将战马杀掉，切成片分给大家，要求每天只许吃一片。

廖耀湘说，当时，他带头吞食芭蕉根，剥吃树皮。一边吃，一边对弟兄们说：“为了抗日，我们一定要坚持。”率部顽强坚持行军1000 多公里，穿越野人山，抵达印度列多，创造了奇迹。

1944 年4 月，廖耀湘所部参加孟拱河谷战斗，歼敌一万余人，并缴获大批枪炮等军用物资，创缅甸战场歼敌之最，扭转了缅北战局。

讲台上的廖耀湘，讲得绘声绘色，台下的解放军将领们听得全神贯注。

下课铃声响起，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刘伯承院长也鼓掌来到讲台，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说：“廖将军，你的课讲得真生动!”

在另一堂的讲课中，廖耀湘的语调子则很低沉。因为他在讲述辽沈战役中自己指挥的第九兵团被全歼的教训。

廖耀湘说，当时蒋介石部署辽西会战，他曾对其部属蒋继志说：“锦州攻坚，凶多吉少，极为不智。但长官决定如此，其可奈何？只好舍身硬碰。”

数日之后，其麾下主力新6军果然在黑山一带全军覆没。

一天傍晚，廖耀湘在校园里散步。忽然一个军人走来给他敬了个军礼说：“廖老师，我是参加黑山阻击战的一个团长，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廖耀湘点头应允。那位解放军团长说：“在黑山阻击战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你们再鼓一把劲就很有可能攻下黑山，就可以避免全军覆灭，为什么你们突然后退了呢?”

廖耀湘沉思了一下，简单地回答说：“国民党的军心涣散了···”

任文史专员六年，廖耀湘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民党军事组。1964年春秋两季，他们还参观了东南与西北各省并参观了井冈山、延安等老根据地。廖耀湘平时除了写回忆录就是看书，读马列方面书尤多。他先后撰写文史资料十多万字，审核文史资料达百万字以上，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军事、政治资料。

黄维（原国民党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

1975年12月，黄维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随即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还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有人认为，黄维是没改造好后就出来的。

但黄维晚年自己真挚地说：“我思想转变比较慢”，“政府对我十分耐心，最后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在漫长的27年学习改造中，黄维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维曾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了。”

1986年，他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访，竟然提出不住宾馆，坚持要在当年关押他的牢房2号监室住一夜。

（晚年的黄维）

黄维在特赦后曾在文史资料里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说“邓演达是被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为此特别气愤，认为这篇文章是无稽之谈。

为了反驳这篇文章的观点，黄维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走访调查。他拜访了许多人，查找了很多资料，用小半年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这件事，为陈诚在这件事上正名。

（实际事实是：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邓不幸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

一批批国民党战犯被新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后，曾有敌对组织蓄意抹黑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改造的情况。

台湾有一位叫邓文仪的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黄埔学生六十年》，书中讲述杜聿明被俘后的生活，极尽歪曲事实。

为了揭穿这些别有用心人的图谋，黄维特意撰写了《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长文，用事实予以有力反驳。

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效果。

1983年，黄维出席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他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表达了对当年同甘共苦，如今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

他在给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黄维用自身经历，向台湾同胞喊话，证明自己没死，还过得很好。积极为国家统一而奔走、做事。

1989年，受到台湾民间方面邀请，黄维和另一位原国军将领打算一同到台湾访问。这时的他已经85岁高龄。

此前，他刚去过香港会见自己的老朋友，回到家中又开始准备两会提案，但此时的年龄和身体有些撑不住了。他参加完政协会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不得不到医院治疗。岂料在夜间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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