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波澜起伏，从清朝末代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从伪满洲国战犯到新中国的文史专员，晚年回归一个真正普通人的溥仪，才真正找到了心安之处。本文作者从1962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后，曾与溥仪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从他回忆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平凡的溥仪。

初见溥仪

我1962年从作家协会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由于没有单身宿舍，我和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的孔令源同志，受到特殊待遇，被派居住在南大院办公核心区的西楼（两层）上的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里，待遇颇优。孔令源比我先到一个月，我一住进去他就对我说，你我受优待，居住在办公核心区。他还神秘兮兮地轻轻对我说：“受优待居住在核心办公区的除了你我，还有两个人，就是刚刚新婚不久、当了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的爱新觉罗·溥仪夫妇，他们就住在对面的东楼一层，明天你就可以看到‘皇上’和‘皇后’，我们的福分大不大？他们是婚后外面找不到合适的住房，而受优待住进来的，已有几个月了！”他指着东楼一楼中间的一大门，那就是他们俩居住的地方。我望了一眼，很清楚，离我们的距离约30米，正巧面对面。

次日早晨6点半左右，我正做着体操，耳边传来“吱”的一响开门声，我举目一扫，正是昨晚小孔指给我看的东楼一层中间的大门。先走出来一位40来岁的女人，相貌优雅文静，手提一个装东西的中型黑色皮包。我远远地定心注目，心想这准是溥仪的新婚夫人了。女人刚顺手关上门，紧接着门又被推开，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拉着女人的手，先下台阶，向我站的平台方向走来。

这一定是“皇上”溥仪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我。一直等他们上了台阶，到了我站着的平台，往大院的二道门走去，才发现了我。由于彼此陌生，又因为大院别无他人，迎面碰上，我主动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也对我微笑点头，算是还了礼，但彼此没有对话。

我回到宿舍，把刚才楼下平台二道门见到的一幕，告诉孔令源。他笑了，操着广东口音对我说：“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在文史资料办公室上班已一个多月了，我们的办公室在东院，房子矮小人拥挤，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楼下二道门东侧，比较大，但也很挤。但在北大院西侧，专门给第一第二批文史专员如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濓、沈醉等开辟了专员大办公室，铺有沙发地毯。他们每天同机关干部一样上下班，不是自己写稿，就是审稿编稿，还挺忙的。文史专员中最活跃、见人就熟的是沈醉，见人金口不开甚至目不斜视的是溥仪，倒不是他有架子，而是就这种怪怪的性格，有点呆头呆脑，挺好笑又好玩的！”小孔的一席话真的在后来相处的几年日子里，渐渐得到印证。

溥仪趣事

那时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文史专员毕竟是“特赦人员”，因而一般的机关干部常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时我同文史专员的关系比较密切，常常趁联系工作之机，主动找文史专员谈论他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史稿件等等，特别是与沈醉和宋希濓两位关系更密切些。关于溥仪的若干趣事，最早就是他们俩传到我耳朵里的。

趣事一：一次，溥仪和其他特赦战犯一起参观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派管理干部陪同，故宫方面也派人接待。溥仪3岁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被废除，他受优待继续在故宫做“小皇帝”，一直到1924年冯玉祥将军进北京把溥仪轰出故宫，时年已18岁，溥仪在故宫度过了少年时代及至成年。30多年后他再进故宫，不但自己觉得新鲜，而且别的同行都把他当成导游，让他讲讲故宫过去的故事。

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这次颇为兴奋，有问必答。他说故宫比早年漂亮多了、变新变大了，自己真没有想到。他还讲起他所知道的，诸如先帝乾隆何以高寿89岁退位养老？珍妃何以被慈禧太后投井而死？他3岁登基何以在太和殿皇帝宝座大哭大闹？等等。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了学骑自行车，下令把养心殿附近的院落的大门门槛统统砍掉的故事。

晚年的溥仪。

原来，在故宫小朝廷当皇帝的溥仪进入少年时期，也同别的孩子一样，什么新鲜就玩什么。那年月，学骑自行车是新鲜事。溥仪一学会就不愿意往故宫大广场上骑，那里不仅路远，而且是砖头铺砌的，高低不平。他就喜欢在居住的养心殿附近串巷子、进院子，曲里拐弯、十分有趣。但所有院落的大门都有门槛，十分碍事。他便下令，两天内把附近几个院落的大门门槛统统砍平。从此，骑车无障碍，痛快极了。溥仪讲完，沈醉就问：“那时做小皇帝，还是金口玉言，一张口就立即执行？”溥仪即答：“那当然。小皇帝也是皇帝，谁也不敢回话阻止！那时我还有随时处罚他们的权威呢！”所有同行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笑声！

趣事二：由于刚刚走进新社会的大环境，从特赦战犯转身为政协文史专员，的确有个如何更快适应的问题。除少数人如杜聿明、郑庭笈等有家眷从海外归来外，多数人都处于单身状态。他们除了劳动或上班，到了休息日便常常聚在一起，一块儿外出购物吃饭或逛公园、坐公交车等。别人都很快能适应，不会误时误地误车，唯独溥仪常常误时误车找不着地儿。于是大家商定必须有人陪伴溥仪从单位出发，一块儿坐公交车，不料仍出了差错，闹出笑话。

有一次，沈醉、宋希濂、罗历戎等几个人带着溥仪，从西城白塔寺坐无轨电车去动物园。那时他们这些刚获得自由的人，都是排到所有乘客最后才上车。但那天直到所有人都上车了，溥仪还在车站等着。等大家发觉，去动物园的车已经启动了，车上车下都在呼唤，售票员发现后，就在车窗同溥仪打招呼：坐下一趟车吧！沈醉等被挤在车厢里，根本无法向车下喊话。

原来，溥仪是想让别人都上车，自己最后一个上的，没有想到这么挤，等他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好不容易挤上去，结果车门一关，把他一人扔在车站了。溥仪无奈，只得等下一趟了。在车上的沈醉他们再急也没有用，只能到动物园终点站等溥仪了。这是从崇文门到动物园的3路无轨电车，乘客虽多，但车也多。他们在动物园终点站等了两趟后面的3路车，仍不见溥仪的影子。沈醉说：“坏了，这位皇兄一定坐错车，不知上哪里去了。”

正着急，第三趟3路车来了。大家睁大了眼睛看，最后一个，溥仪下车了，立即转急为喜，没有说话，直招手。溥仪倒先开腔了：“你们一走，我上了1路车，掏钱买票到动物园，售票员说你坐错车了，下站阜成门你下车，倒3路车去动物园。没想到阜成门站的乘客比白塔寺站还多，我又让别人先上，到第三辆才上了车，这不，我就来了吗！”别人急他倒不急，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溥仪夫妇在新居听收音机。

溥仪成家

196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6名政协文史专员，首批被推荐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这6名首批被推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政协文史专员中，溥仪尤其受到从上到下的关切。从1959年12月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开始，各种消息的公开报道，溥仪的名字都排在首位。至1964年12月公布6名政协文史专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仍然名列榜首，这是一种政治待遇。在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和个人生活受到的关切照顾方面，溥仪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结婚成家，最早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生活。溥仪和李淑贤夫妇1962年新婚之初，曾住全国政协核心办公区，这在诸多的新婚政协文史专员中，是一个特例了。后来找到新住宅，是地处全国政协机关北边的一个独立小四合院，这也是特殊照顾。诸如杜聿明的夫人辗转从美国归来，宋希濓与易吟先新婚，也只是搬进唐生明（唐生智之胞弟）与老电影明星徐来夫妇同住一个较大的东城前厂胡同的四合院。

至于婚姻本身，以溥仪的历史经历和个性特质，要他本人找到合适的新婚对象，难度可想而知。据我所知，李淑贤女士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资深护士。无论是专业照护还是情感需要，对于溥仪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他们的结合，溥仪所在的政协机关和李淑贤所在的医院诸方面，都以多种方式出力，经好些位红娘分头牵线才促成的。当初我所见到的大清早溥仪送夫人上班到大门口才止步的一幕，后来彼此相熟后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她上班的医院在朝阳门外，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她白天上班，早晚还得照顾我，很忙，也很累！”话语中透露出这对新婚夫妇的情感。

他们的婚礼据说也举办得热闹而隆重，地点在东城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即今之欧美同学会所在地），虽然其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没有摆宴席，但仍然是茶话会加酒会的形式，到场祝贺者近百人之多，特别是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几家都派有部级干部出席，颇为重视。而且由溥仪结婚开了头，那几年宋希濂等人办婚事，地址也沿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但规模都不及溥仪的婚礼。

三次流泪

所有政协文史专员都单独或集体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接见，也在公众场合见过毛泽东主席。唯独溥仪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谈话长达5个多小时，还共进晚餐，其间溥仪曾几次痛哭流涕。回政协机关后，溥仪与领导和同事每次谈起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谆谆教导，仍常常泪流满面。

溥仪性格内向而孤僻，平时不爱多说话，特别好哭。前面所述，毛泽东单独接见他、谈了5个多小时那回，他中间哭了几次，特别是一开头，溥仪刚讲了“我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有大罪的人，毛主席您老人家还接见我”这句话，就开始哭起来，在场工作人员劝他，毛泽东也劝他，并等他平静下来。

溥仪特赦后曾由北京市安排在京郊劳动一年，接触社会生活，廖沫沙全面负责此事，曾设宴招待，在劳动结束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廖沫沙也到场祝贺。特别是1962年他和李淑贤女士举办婚礼时，廖沫沙代表北京市委出席，讲了一番道喜的话。因此当首次公开广播批判“三家村”那一天，溥仪早起没有听清楚，上班后报纸一到，头版头条就有廖沫沙的名字，急看消息内容，没有看完就趴在办公桌上哭起来！好几个专员同事围上去问他，他竟一面哭一面大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廖沫沙可是一个大好人呀……”此事被反映后，有关领导指示一个办公室的专员同事，要帮助他提高认识。没料到次日还没有开会，有同事先单独同他交谈几句，他就说：“您别规劝我，我忍不住，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好人嘛！”说着说着，眼泪又掉出来了。

1966年8月，文史专员被勒令停止文史资料工作，在机关搞卫生打扫厕所，不得参加机关的政治运动。没多久，溥仪尿血，劳动不了，要求机关送他去医院就诊。机关的临时负责人“下令”：你们专员送他去。沈醉最年轻，表示他陪溥仪去，临时加上宋希濓。到政协合同医院一检查，是膀胱癌，必须住院。

那时的医院也是一片混乱，门诊医生同意住院不作数，“院领导”得知病人是溥仪后，便立即下令，医院不能替“帝王将相”服务，不能收他住院。沈醉、宋希濓没有办法，返回政协机关求救。

沈醉、宋希濂等登门拜访的是当时兼职担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沈德纯同志，他当时还未受冲击。沈德纯担任董必武秘书多年，由他出面辗转报告给周恩来办公室，终于在危急中指令医院，收治病重的溥仪。

医院是住进去了，但不到3个月，溥仪就去世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为溥仪补开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政协承担了照顾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女士生活的责任，直到她因病离世。

（本文作者汪东林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是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