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注意到，这是全国政协这一专门委员会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从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更名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原名自此走入历史。而对历史本身，政协文史委员会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个中故事也颇值得一说。

和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炸是什么体验？我为什么要做日本人的“儿皇帝”？辽沈战役中我率援军为什么坐视东野攻克锦州？我是如何在清风店被俘的？莱芜战役我是怎么瞎指挥葬送五万大军的？这些主观性很强的近代史问题，只有亲历者才能回答，也是著史者最希望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如何系统留下这些史料呢？

皇姑屯事件爆炸现场

坐视东野攻克锦州无所作为的廖耀湘，在接连不断的犹豫不决中陷入重围最终被俘

落水做“康德皇帝”时的溥仪身着军装像

各界别、各方面倾向进步人士荟萃的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就是重要近代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聚集的单位。作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要及时记录相关史料。

这种记录，某种意义上是“抢救”，因为很多近代史亲历者在这项工作开始时就已年迈，周恩来用不太收徒的京剧大师程砚秋举例说：“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周总理甚至自己也提到要撰写多次与蒋介石打交道的亲历史料，不过直至逝世，日理万机的总理也没有抽出空来著述。

京剧大师程砚秋

周恩来是在1959年4月29日的“敬老会”上说这番话的。这场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工作组时，其中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就是本文主角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此，1959年7月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和学习宣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一起，成为人民政协最早三个常设机构。后来，该机构又经历过三次变动：1988年改称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学习委员会合并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18年，更名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增加了工作内容，拓宽了工作领域。

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政协虽然没有修史任务，仅仅是动员、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和政协联系的各界人士来撰写史料，但对修史仍是极有益的补充。

在有著史传统的我国，通常由后代人修前朝史。文史资料委员会所搜集的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史料，前代著史很少能做到。史学家胡绳说：“他们所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记载的不足或匡正其他史料的谬误，既是历史研究的素材，也是档案文献的有益补充。

记者举个例子，“敬老会”参会者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熊秉坤，他在逝世前留下了不少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在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中，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鹿钟麟，也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多篇亲历记。至于溥仪本人，则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留下了包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在内的大量回忆性著述。这三位辛亥这段历史中的“主要演员”，其回忆是历史研究替代不了的。

1961年10月13日，全国政协举行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熊秉坤、鹿钟麟、溥仪三人不仅见了面，还一起留下了上面这张在其他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合影。鹿钟麟和溥仪的对话，还为那段历史留下了如果当事人不说、就难为人知的小细节。

鹿钟麟在“逼宫”时，曾从怀中掏出两颗炸弹丢在溥仪“御前”会议桌上，还假意下命令：“告诉外边，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20分钟！”新中国成立后会面时，溥仪感慨：“你丢在桌子上的炸弹，确实可怕！”鹿钟麟答：“那是空心弹！”溥仪又说：“你安排在景山上的大炮，更可怕！”鹿钟麟笑道：“哪有炮？那是吓唬你的！”

这样的亲历记涉及近代史各方面，文史委因而也设多个业务组，如国民党军事组、国民党政治组、北洋组、文教组、东北组、西北军组等。其中历史名人之多也是罕见的，如第一届文史委员会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文史研究家有顾颉刚、王伯祥、向达、翁独健，记者有浦熙修，民主名士有章士钊，国民党将领有郑洞国、覃异之、黄绍竑，前国民政府官员有翁文灏，清朝遗老有载涛，北洋高官有叶恭绰……

后来，政协文史委中陆续还有近代史上留名的人物加入。比如根据周总理提议，为安置特赦战犯成立了文史专员室，最初四批特赦战犯中共有21人被安排为文史专员，其中不少人在近代史上留名，如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等，他们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任命书”，进行了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工作。

济南战役中脱逃被俘的王耀武。莱芜战役以王耀武一句“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闻名于世

以淮海战役为例，从前线视角，你可以听蒋军18军军长杨伯涛讲《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听41军军长胡临聪说《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被歼记》，听74军军长邱维达回顾《邱清泉第二兵团被歼记》，听25军军长陈士章谈黄伯韬和第七兵团的败亡；从指挥部视角，杜聿明会告诉你他为何在南逃时走走停停最终陷入重围，听蒋介石派出的“监军”李以劻从面上回顾《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听文强回忆《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场外视角，还有曾和杜聿明角逐此战指挥官职务的宋希濂回顾《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杜聿明被押解到华野司令部

败者通常难以留下较多史料，更不用说亲历记了，这些回忆对淮海战役战史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以此为代表，这种著述对近代史研究也很有意义。196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就指出，“广泛发动各方面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特别是过去统治阶级方面的种种内幕真相由当时的有关当事人亲自提供出来，这是前人修史所未曾作过并且不可能作到的事情。”

这项工作开始后，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月最多可以收到1000多份好的稿子。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级政协组织先后征集了8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5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史料图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近现代史料库。编辑出版的史料中，要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最为著名。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前面引用的史料，很多就来自这套目前仍在出版、已卷帙浩繁达180多册的丛书。这套丛书曾只在一定范围内阅读，如今已经可以很容易看到了。该书非常具有可读性，推荐历史爱好者们找来读一读。

《文史资料选辑》的作者绝大部分是事件的亲历者，时过境迁，其中大多数叙述者已经作古，这些记载就尤其珍贵，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实际上不仅是作者，丛书背后的编辑者也是绝无仅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了亲自撰写“三亲”史料，还要征集史料、审阅来稿并参与编辑出版文史书刊。

文史专员编稿的一般程序是，由文史办公室将有关他们本人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稿件，分配给他们审阅。想象一下，征集来史料的审核者就是史料亲历者本人，这种著史“豪华配置”古来所无，因此也会发生一些“撞到手里”的趣事。例如1964年，荣禄的儿媳和孙女婿曾写了一份《慈禧太后之吃喝玩乐》投给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而作为荣禄的亲外孙，溥仪在这份稿件的处理单批语是：“纯属道听途说，无参考价值，建议退稿。”

爱新觉罗·溥仪

必须指出，限于人的记忆特点，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被采信程度要低于档案等书面资料，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搜集的资料大多是口述史。从有关记载看，最初1年，征集来的文史资料就有“道听途说”的问题，随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加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征集工作，加上《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作用，“稿件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像过去那些得之传闻、抄袭成篇、内容空洞的稿件已经大大减少”。

另外，因为当时亲历者都在，这种有组织的征集撰写，使得涉事人员间可以相互印证修订。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注意到，《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大量“订正”“补正”“补充”“商榷”“建议”等文章。

如杨伯涛曾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题为《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老上司黄维读后发现有不少地方和自己记忆不同，认为“并未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便写文指出其中11点问题。另一位文史专员方靖也对杨文14处时间、地点、人物重新加以考证。作为前“陈诚军事集团”成员的地方文史委文史专员如邱行湘、宋瑞珂等，也先后发文进行讨论。杨伯涛对此诚恳接受，最后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递交了撤销原文的书面申请。

特赦战犯大会现场，下图是黄维接过特赦书

今天回看这些口述史，少数文章不免有时代局限性，有“检讨过度”的问题。从周恩来起，对此的要求一直是“实事求是”。他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说：“搞文史资料，开始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要认真地搞，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实事求是。”他还亲自阅读溥仪《我的前半生》，并多次找作者谈话，希望溥仪把回忆录写得更像回忆录，而不是检讨书。

申伯纯被认为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之初，主管文史工作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申伯纯。他曾主动找国民党重要将领宋希濂谈话，希望他放下包袱，“真实撰写历史资料，秉笔直书”，写在黄埔、大革命时代东征和北伐的经历，以及抗战时期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之役的经历。宋希濂坦言：“我总认为，还是应以自我反省、批判自己为主，要自我标榜总不大相宜吧？”申伯纯则希望他理直气壮地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当时你怎么样做，现在就怎样写，不要为他人会怎么评价所虑。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

经这次谈话，宋希濂工作更加勤奋，除审稿外，还就亲身经历如实写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史料28万多字。整理成的回忆录1986年出版后，受到台湾一些人的非议，刚去世不久的李敖当时还就此写了《鹰犬将军》一文，驳斥这些非议。宋希濂十分感激，干脆就用《鹰犬将军》作了回忆录书名，以表明做的是“民族鹰犬”之意。

如今，“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人民政协文史工作将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过去这段独特的著史历程，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撰稿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