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在京召开座谈会。前排左起：方靖、郑庭笈、覃异之、刘琦（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负责人）、黄维、宋希濂；后排左二起：文强、杜建时、赵子立、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

1995年，全国政协在西城原顺承郡王府的旧址上修建了几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和会议楼，原有的旧式建筑物被迁往他处，唯有几棵老槐树作为历史见证被保留了下来。北门一隅（原政协东院）两棵挺拔苍劲的老槐树下面，曾有一座结构别致的庭院，这就是被人民政府特赦的部分伪满和国民党战犯，随后被安排为文史专员工作的地方——文史专员室。

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政协先后安排了21名专员。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和后来伪满洲国的“执政”，其他大多是国民党将级军官。他们在旧中国人生经历的时间跨度，从晚清、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崩溃。

我是1982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初任办公室主任兼文史资料出版社社长，后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与专员们有所接触，加上逢年过节我都要到各家登门拜访，与其中许多人有了较深的交往。

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庆幸新生，愿将余生献中华的情怀；生活水平虽然与他们在旧社会的高官厚禄有很大差别，他们并不介意，而对温馨、祥和的新生活备感舒畅。

在学习会上，在日常的言谈中，他们反复表达的观点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关怀是真诚的、体贴的、始终如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被特赦之前，党和政府采取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的政策，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循循善诱、体贴入微的工作作风，一步一步地使他们从对抗、抵触、不合作的状况，转化为服罪、认错，向人民靠拢，从而取得了思想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且在特赦之后，继续对他们给予关怀和帮助，并对他们的进步提出新的要求。

1959年12月14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第一批特赦人员。为了使特赦人员体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周恩来总理决定让留京的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六人先到京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插队”劳动。这个行动对于长期生活在旧中国高层塔尖上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一创举，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在他们插队期间，到公社参观看望的人络绎不绝，如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以及其他知名民主人士等。张治中、邵力子还在和平宾馆设宴慰问他们。国防部领导人陈赓大将以黄埔同学的身份几次邀请他们到城里聚会。他满腔热情地期望这些走了曲折道路的老同学，能够昂头挺胸，在共产党领导下再度合作，重振当年黄埔的雄风。特别要提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特请张治中以当年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邀请大家到颐和园聚会。周恩来总理在详细听取了杜聿明关于在红星公社插队生活的情况汇报后，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成为改造的标兵，过去罪恶的历史是客观存在，不能因为特赦而一笔抹杀，而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聚会后周恩来总理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1961年3月插队“结业”后，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亲自决定安排杜聿明等六人及溥仪为第一批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从此正式成立，行政建制隶属政协，业务上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导。

当时，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在北京的大都被安排为文史专员。文史专员队伍不断扩大。文史专员室由专员们选出组长若干人，负责业务、学习、生活方面的自我管理。“文革”后，大家选文强为组长，董益三、沈醉为副组长。事有巧合，正好他们三人原来都隶属军统，现在由他们管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此事成为专员们的笑谈。

1987年2月16日，文强在座谈会上发言

从战犯到公民，从手握枪杆到拿起笔杆为社会服务，对文史专员们来说是一个大转折。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转折，需要从物质上、思想上、政治上给他们创造条件。

首先要帮助他们安家扎根。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破灭，他们的家庭也被打散了。出于人道主义，同时为了更好地团结人，周恩来总理首先想到的是，要尽快设法帮助他们恢复或重建家庭。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李以劻的妻子丘文升在政府的帮助下，先后从海外回到大陆。周振强、罗历戎、郑庭笈、贾毓芝、杨伯涛等人的家眷从外省来到北京。溥仪、宋希濂、杜建时、董益三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也娶了妻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除了年老体弱者外，又帮助他们的妻室安排了正式职业。这样，他们与所有新中国公民一样，有了依托，有了自己的家庭。

专员室作为全国政协机关的直属组，每周安排一次集体学习活动。除学习内容由政协学委会制订外，一切学习活动均由他们自主：自选组长，自己主持会议，提倡畅所欲言。会议记录由学委会办公室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派人担任。在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干扰下，学习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有的发言检讨过多，上纲过高等。但总的说来，他们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用以改造立场、观点、方法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的初期，他曾经是一个不认输，不服罪，誓与共产党顽抗到底，戴着重铐押送北京的有名的“顽固分子”，经过多年的学习改造，他逐渐认识了历史是非和时代真理。

1960年5月2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英国著名将军蒙哥马利，邀他作陪。当蒙哥马利问他：中国在对日作战时，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如日本军队，却在广西昆仑关打了大胜仗，而为什么后来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远远超过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反而败得一塌糊涂，连你自己也被俘了？当时杜聿明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正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周恩来总理和在座的国家领导人都认为杜的回答非常得体。

1985年6月15日，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徐向前（中）与副会长侯镜如（左二）、宋希濂（右二）、李默庵（左一）、程子华（右一）留影

再一个是宋希濂。他同杜聿明一样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在北伐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在战犯管理所初期，由于不服气，拒不让记者拍照他的尊容。后来当他折服于马克思著作之后，便豁然开朗起来。“文化大革命”后，他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不久，经国家批准移居美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每年政协召开全会或常委会，他作为常委都按时偕同夫人回来参加。我与他同在一个界别——特邀组。为了出版回忆录和海外征集文史资料之事，曾多次同他交谈。他告诉我，在北美原国民党旅美人员当中有两股对立的势力，一股是坚决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势力，这股力量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与日俱增，他是这股力量的中坚分子。另一股是亲台势力，这股势力呼应台湾当局，坚唱不合作的老调，经常对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宋希濂对此不仅不予以驳斥，反而把“鹰犬将军”四字作为自己回忆录的书名。他说：“我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当人民的鹰犬有什么不好呢？”他身居异邦，远离祖国，又受到不良势力的重重包围，能够保持这样高尚的情操，实在难能可贵，同时这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政策的无比威力。

向书本学习，获得先进的思想理论是思想改造的理性动力，理性知识只有建筑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和巩固。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让文史专员们走出政协大门，到外地去实地参观学习，用自己的感观直接感受祖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1963年11月3日，这是专员们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溥仪、杜聿明等全体专员和他们的夫人。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其他领导人张治中、傅作义及夫人、鲁迅夫人许广平等。陈毅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专员们几年来的工作成绩，然后表达了中央领导对他们的关怀，祝愿他们在新中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总理向他们宣布了一个大行动计划，就是在明年春暖花开和金秋时节，组织全体专员及其家属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参观游览。这个计划在中央统战部的具体安排下，于1964年春秋两季圆满实现了。在这次游览参观中，专员们个个轻松愉快，人人精力充沛。他们置身于祖国大好河山，看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建设项目，无不感慨万端，惊叹共产党不但能推倒三座大山，而且能在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建设起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1975年7月21日，杜聿明（右三）、方靖（右四）等在西安人民搪瓷厂参观大型搪瓷花瓶

随着他们改造的进步，政治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中央分批安排他们进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革”前安排为委员的有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文革”后安排为委员的有黄维、赵子立、杜建时、文强、沈醉、董益三、郑庭笈、李以劻、方靖、杨伯涛等。杜聿明还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与宋希濂、黄维、赵子立都先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其中杜建时（原国民党天津市长）于1983年被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与我军参与平津战役指挥的杨成武将军一起主持第六届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政协的机构中集中了各党派、各界的代表人物和精英分子。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出任过全国政协的主席。专员们能在这个高层政治组织中担任委员，感到一下子年轻多了，在新社会的人生价值大大增值了，从而激发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他们把红色烫金的政协委员证视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物品加以收藏。

我是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我和文强担任过这个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统区做过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作过战，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在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式地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经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偏重于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作为公民一分子，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献策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