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西安的散文家穆涛先生对古史下了一番功夫，并自成心得。他早先的兴趣是在两汉的历史，后由此上溯，从先秦至于夏商周。作为散文作家，其上古史勘探的成果即见于《中国人的大局观》一书。在这部散文集中，他对历史的钩沉以典籍为基础，其中包括《诗经》《尚书》《春秋》《周礼》《汉书》等，辅之以部分考古成果，重新指认古典中国历史中的观念脉络和人文特色。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大局观”，主要包括古典中国形成的天下观（四海、夷狄、地理方位）、王道观（政治制度的诸多方面）、时序观（天文历法祭祀以及与农业帝国搭配的节气时令等）、历史观（先贤之德行）。如果将《中国人的大局观》与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归置在一起加以阅读，读者就会触碰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穆涛以文为史，借鉴了历史严谨和理性的因素加以文学创作，而对于葛兆光来说，尽管以严密的论证来处理历史材料，但在书写过程中，显然融汇了文学的辞彩和笔法，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走了文史互鉴之路，打通文史的心思在两位作者那里是共通的。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华夏”“汉人”等上古史的关键词的发掘，两位作者皆没有从血缘出发，而是从文化出发，开掘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这一点正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钱穆先生此处标注的“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其实就是文化的具体实践和渗透，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照应。而后世形成的基于血缘的宗法文化，其超稳定性与大一统之后制度、组织模式的严重固化密切相关，与国家疆域的变化则关系不大。

当然，《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则是一部历史著作，两者在处理历史材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葛兆光采取了层层递进，兼及散碎材料的方式，而对于穆涛来说，他所采取的则是小说中常见的散点透视的方法。散点透视所拥有的自由度恰恰与散文文体相契合。如“《汉书》认识笔记”部分的第一篇《九个细节》，从西汉的边患谈起，到西汉的移民政策，再到汉文帝罪己诏下的简约施政方向，再到两汉的农村经济政策，最后到两汉的重农抑商方针。涉及面就非常宽，作家采用了以小见大的处理方式，透视两汉尤其是西汉的政治、经济的运作模式。

《中国人的大局观》共分五个小辑，五个小辑各有侧重，作家重经络而略故事细节，这一点，与夏立君、祝勇、詹谷丰、聂作平等作家的历史随笔创作有很大的区别。透视人物的立体文化性格，发掘丰富的故事场景和细节，以现代的思想路径重新激活历史，这是历史随笔创作的通则。穆涛的历史随笔写作则独具一格，他所开掘的则是上古中国的大线条以及大观念，溯其源头，追其定点，因此，在方法论上，他更看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去除了思想史的权重，如此一来，其作品的文化含量就跃然而出。如《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一文，作品开头开宗明义地阐发，“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重要的是世界观”。作家在观念层面给予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以基本的定位，围绕着这条古代中国著名的世界通道，有太多的人物及故事附着其上，重重缠绕，穆涛舍去了这些繁枝细条，从边患及和亲政策入手，延伸至外交的拓展，物产、文化的交流，再到民族融合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汇，最终确立的是相对封闭的中原文化，借助这条通道开始向西打开，进而去接触更加繁多的文明。所谓世界观，本质上就是眼界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