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阿尔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被誉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其所著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也被认为是“20世纪情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汤因比的其他著作还有《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展望21世纪》、《人类和大地母亲》等。

《历史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文化形态学派的代表作。而文化形态学派的形成,要溯源于19世纪中叶俄国的丹尼尔夫斯基和20世纪早年德国的施本格勒。

丹尼尔夫斯基(1822-1855年),俄国历史学家。所作文章《俄国和欧洲》,于死后才发表。这篇论文最先提出“文化历史型”,认为人类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文化历史型,每一形态都各有发展周期,不能笼统地归到西方近代史学所说的上古、中世纪和近代这三个时代范围。20世纪上半期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学派,根源可溯自丹尼尔夫斯基。

丹尼尔夫斯墓提出历史上有十二个文化历史型:埃及、中国、古代塞姆(西亚古代各民族,包括亚述、巴比伦、腓尼基、阿拉伯帝国等)、印度、伊朗、希伯来、希腊、罗马、新塞姆型(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或欧洲型、墨西哥、秘鲁,一十二个类型之外还有一些,有的已经发展停顿,如芬兰;有的是十二个类型在发展中将其扼杀了,如凯尔特型。

丹尔尼夫斯基提出了形态学派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每一个历史文化型都有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二是每一个形态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周期。丹尼尔失斯基认为,每一个文明虽然可以受其他文明的影响,但其特点总是保存着的,总是不会被湮灭的。譬如说,欧洲型的特点是科学,塞姆型是宗教,希腊型是美,罗马型是法,中国型是实用的事物,印度型是幻觉和神秘主义,正在兴起的斯拉夫型将会在社会经济方面。这些说法,谨慎的历史学家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如对欧洲型、塞姆型的观点就不正确。欧洲型早期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科学并没有形成;塞姆型也不能说就是宗教。说中国型特点是实用的事物也不合适,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深厚的人间主义,对自然界的探索不多,对人世间的探索很深,比较重视现世的问题。又如说罗马特点是法律和政治也不准确。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发现于巴比伦的汉漠拉比法典,政治上发展比较充分城邦制度的是雅典,最早的帝国则是亚述。

在丹尼尔夫斯基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把一各个文化型都纳入其中的共同的分期标志,每个文化型都有自己的历史周期,都有自己的上古、中古和近代。大概一个文化型完整的周期为两千年左右,其中上古期一千年,中古期四至六百年,近代期(也是繁荣期)四至六百年。欧洲型的近代期从中世纪中叶开始,因而在19世纪中叶已进入末世。

丹尼尔夫斯基的看法有两点极有意义。其一,既然各个文化型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而欧洲型(实际上是指西欧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文化型当中的一个,那么,从全世界历史来讲,这个欧洲型的发展也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各个文化型之上,这样,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西欧中心论便难以立足了。其二,既然欧洲型文明也有不可避免的模式,即也要走向衰落,那么由

“西欧中心论”所演绎出来的“未来世界是欧洲的”观点便很谁站住脚。丹尼尔夫斯基的观点虽然不尽正确,但他跳出西欧来观察全世界,对19世纪时特别盛行的“西欧中心论”是一次冲击。

而随着西欧这个“中心”自身矛盾的加剧和激化,特别是随着西欧内部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