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学术的宏观思考

尽管一生都在“车尘马足之间”劳顿奔波，章学诚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作为学者，他与世人有着不同类型的名利思想。他追求的是文本世界的成绩与永恒的名声，而忽视生活世界当下的名利。他擅于用自己的思想驾驭前人的文献。“观书常自具识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1]此间，他有一个好习惯，养成了做读书札记的好习惯，“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随时记录自己思考的点滴。故章学诚的学术研究自有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线索。只有沿着章学诚学术发展的轨迹，纵向贯通考虑，才能把握章学诚学术思想之真谛。

20世纪以来，我们逐步进入专业化时代，喜欢用专业的眼光看章学诚。这样的观察，不免有瞎子摸象之感。因为他所处的18世纪中国，仍是儒学或国学时代，最大特点是四部综合之学。由此，他强调四部通观。“惟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2]由此可见，他的关注范围十分宽泛，古今著述均在范围内，所以用“学术”来概括章学诚的范围是比较适合的。中用“文史校雠”来表达，“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3]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史校雠”？是两事或一事？他继续说：“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由此可见，这是二大研究方向。“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4] 此间表明，文史讨论的重点是争义例，校雠的重点是辨源流。“以谓向、歆以后，校雠绝学失传，区区略有窥测。”校雠之学成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溯源之学。由此可进一步推理，文史是属横向的学术理论思考，而校雠属纵向的学术源流梳理。“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5]说明《周礼》、刘向父子的影响较大。最后，他将代表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连“校雠”也隐退了。何以如此？显然与中国传统的两大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史通》有关。将他的书命名为《文史通义》，就有超越“二刘”(刘勰与刘知几)之意。今人研究《文史通义》，千万别望文生义，以为对应今日的文学、史学。“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6]由此可知，在章学诚心目中，凡书皆文，凡作皆史，这是古人广义的文与史。

《文史通义》应是一部仿《史通》而编的、有一定体系的、能成一家之言的文集汇编。据他自已的设想，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由杂篇、外篇而内篇的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散而整的过程。从题目可知，内篇各篇文章二字为题，十分整齐。从内容上看，也更为体系化、理论化。全书在结构上，模拟《史通》。不过，毕竟刘知几与章学诚身份不同，关注度不同，所以主题明显不同。刘知几是国史馆的史官，所以关注国史编纂研究，有感于史馆编修之弊，退而著《史通》，章学诚将之称为“史法”，用今日话说，是讲究历史文本生产之学或历史编纂学。章学诚是民间学者，虽也关注国史，但他不是国家史官，所以接触的层面明显不同于刘知几。刘氏言史法，章氏言史义。谈史法，要结合文本来研究，这不是章氏的关注点所在，也不是他能力所及。他希望从更高层面来思考史义，用今日话说，是历史哲学层面的思考。要实现这样的思考，须有由生活世界而文本世界，复由文本世界而生活世界两大境界的思考，如此才能超越传统的文献世界的束缚。章氏直接从天人角度来思考历史的发展线索。这种思考方式，已近于今日根据西学而来的现代学术了。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及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为“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由此可知，此书更像是“传统中国人文学术通论”。“典籍淹贯，经史豁然，洞究本原，特著是书。意欲力挽颓，网罗放失。每竖一义，独开生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实则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洵不朽盛业也。”[7]

章氏一生，以做大学问为己任。所谓大学问，在理论上有创新、能自成体系的学问。贵专家、贵创造发明，力图在理论上“自成一家之言”，是章氏治学的最高奋斗目标。从以后的治学实践来看，章氏学术的奋斗目标基本是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8]。这也是他学术的三大成就所在。

近代以来的章氏方志理论研究，对章氏所面对的问题，并没有讲透彻，或者说并没有把他所面临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上加以阐述。国史向来是史学的主流，但章学诚没有机会修国史。在前代史编修实践上，当时官修《明史》，早在乾隆四年（1739）已定稿，进呈刊刻。清代本朝的官修国史，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年，已五次续修。作为普通士人，章学诚没有资格参与。既不想整理旧史，又没有资格参与新修国史，最后章学诚只能投身地方志编纂。地方志编修可以为一些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的学者提供一个就业与参与修史实践机会。章氏参与了乾隆时代的方志编修活动，通过实践提升了方志理论认知。不过，地方志编修同样的是一项集体活动。他在地方志编修中，经常成自成一家。他更欣赏纪传体，所以编纂方志时，也要求用这种综合体。以史入志，这是章氏方志学的最核心理念所在。[9]“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有义焉，史家著述之微旨也，国史所取裁也，史部之要删也。序人物，当详于史传，不可节录大概，如官府之点卯簿。载书籍，当详其目录卷次凡例，不可采录华词绮言，如诗文之类选册本。官名地名，必遵一朝制度，不可假借古称。甲子干支，必冠以年号。以日纪事，必志晦朔。词赋膏粉，勿入纪传。”[10]这段话，集中体现了章学诚在方志学的新观点。此间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志义”，这是由“史义”投射而来的。根据傅振伦、仓修良、林天蔚、黄苇、来新夏等人的研究成果，章学诚在方志学方面的创见主要有方志为史、方志立三书说、四体说( “六体”说) 、州县立志科议、设立前志列传和阙访列传等。[11]

章学诚关注校雠之业，显然与《四库全书》编修有关。乾隆三十七年，在章学诚老师朱筠的提议下，朝廷开始编修《四库全书》。章学成虽没有资格参与，但与之关系密切。有老师，有朋友参与此事。当时邵晋涵负责史部提要编修。因为这件事，他写了不少文章，最后编成《校雠通义》。又策划了目录学巨著《史籍考》的编修。这个项目的点子是由朋友周震荣提出的，章学诚接过以后，推荐给河南巡抚毕沅。得毕沅支持，于是进入执行期。《史籍考》从长编开始，第一步是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资料，可见与《四库全书》关系之紧密。此书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河南巡抚、两湖总督毕沅主持时期，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完成100卷。因毕沅因供养不起章学诚一家，给找他了一份专职的书院讲席工作，这导致章学诚没能全力参与此书的编纂，从而导致项目迟迟不成。[12]二是浙江布政使谢启昆主持时期，完成了325卷。三是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主持时期，完成300卷，这已经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可惜，咸丰六年(1856)战乱中，潘家房屋被烧，图书全毁，此稿由此失传。根据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设想，《史籍考》是一部通贯古今的史部资源汇编，既将经部、子部、集部之中记述历史者揽入，也将已佚史书列入考录的范围，还要采择或登录对史书的已有评介资料，即各部史籍的序论题跋。《史籍考》实际上开中国史学史资料长编编修之先河。再结合他的设“史官传”理念，两者合一，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轮廓就体现出来了。

笔者初次接触《文史通义》时，章氏四大治学精神之一的“札记之功，必不可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理想的札记是“日知录”，自1985年以来，坚持写作《学术日记》36年，中间的好处不言而喻。早期的日记，多为摘抄型的，中间是碎片化的，近二十年完全是思想型的。“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问题是，章氏自己是如何实践的，这个问题一直未见有人来探索。近因研究平步青，关注到了《信摭札记》、《乙卯札记》、《丙辰札记》、《丁已札记》《知非札记》、《阅书随札》六种札记作品，今收在《章氏遗书外编》。前五种书，平步青将之编辑为《实斋札记钞》。之所以没有收录《阅书随札》，平氏的说法是，因为“《阅书随札》一册，则仅就所阅群籍，掇取生卒年月及著述若干卷，与《札记》之自下己意发明疏证、有裨经史之大义者不同”[13]。也就是说，前5种札记的性质是“自下己意发明疏证、有裨经史之大义者”。笔者粗翻阅一遍，它就是普通的明清杂史笔记，为文献性札记，部分条目发明已意，难怪一直不受人关注。读了这些札记，只能说这种根据文献的实证与阐述的写作方式，实在不是章学诚的长处。

[1](清)章华绂：《文史通义跋》，见《章学诚遗书》附录，第622页。

[2]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编三《上晓徵学士书》，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9页。

[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编三《上辛楣宫詹书》，第658页。

[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第393页。

[5] (清)章华绂：《文史通义跋》，见《章学诚遗书》附录，第622页。

[6]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编三《报孙渊如书》，第724页。

[7] (清)伍崇曜：《文史通义跋》，见《章学诚遗书》附录，第622页。

[8]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2期。

[9]钱茂伟《以史入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

[10](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九《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序》，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11]薛艳伟：《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在晚清之回响》，《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7期。

[12]乔治忠《〈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3] (清)平步青：《樵隐昔寱》卷十五《实斋文略外编跋》，《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