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春秋》到《史记》－中国史学的奠基价值判断首先应解决其判断标准问题,这最终为史家治史目的决定.孔子巧妙而创造性的将史义与”比事”的史法融合,开创了“成一家之言”的春秋笔法. 意义：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关于《史通》：今存49篇，凡20卷。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后10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名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史通.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浩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几认为“采两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这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兹矣。”第二，关于撰史原则。《史通.采撰》篇强调“征求异说，采鏣群言，然后能成一家。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几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 《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出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几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他还主张“用晦”，还提出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第五，关于史家做史态度。《史通》提出“直书”、“曲笔”两个范畴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他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刘知几提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的命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故后之学者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从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愿望和要求。 （一）综述：理学影响下的宋元史学思想 第一部分：宋元史学思想的时代特点 第二部分：宋元史学思想关注的问题 第一部分：宋元史学思想的时代特点 宋元时期的史学思想在隋唐史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兴起于北宋中期的理学，在唐代儒家经学和佛、道思想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并出现了诸多理学流派与理学家,他们将理学思想运用至历史研究中,以理阐史、以史证理,使宋元史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⑴、贯通意识浓厚理学的”求理”思维特征之一是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反映在对史学思想的影响上,则表现为一种”通识”的意识.如司马光的、郑樵的等,都是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完成的. ⑵、历史盛衰论 理学家们认为:决定历史存亡兴衰的是天理,人们应该从天理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兴衰,受其影响,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就认为:维护纲常名分的等级制度,是使”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根本办法.且这一时期的各种史书中,多以天理为标准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 ⑶、正统论 理学家们讲儒学要讲究道统,史学则要讲究正统. ⑷、对历史阶段的划分 理学家们所推崇的天理成为其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他们把历史划分为三代以前和三代以后,即所谓的”先王”个”后王”两个阶段极力美化三代,宣称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受其影响,宋元史学思想中也体现了对于三代的推崇,司马光的表现尤为突出.返回 第二部分:宋元史学思想关注的问题 ①、历史变化的原因 ②、历史变化的过程 ③、史学的意义 ①、历史变化的原因 宋元史学家如司马光对历史兴衰的观点受理学影响很深.理学家认为”理” 支配人事历史,朱熹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的盛衰变动,” 在他看来,历史的盛衰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行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受”天理”支配的,而这”理”,在司马光看来,即”名分”,他重视名教思想,强调名分等级,名分紊乱,礼制即崩溃,则天下大乱,历史便有了盛衰变动.返回 ②、历史变化的过程 理学家们认为历史盛衰的变化是治与乱的循环,如理之消长,在此影响下,郑樵提出”会通”的观点,反对把历史过程割裂开来;马端临也主张把古今制度的变化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 在对于怎样看待”历史的王道时期和霸道时期”这一问题上,史学家具有不同于理学家的观点,朱熹认为”义”与”利”不能并力;而陈亮则认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坚持历史过程发展是一贯的,不能把历史分裂成两截,且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在宋代史学思想的领域里,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返回. ③、史学的意义 关于史学的意义,这一时期的史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借鉴 ∑、体现盛衰之理 ∑、经世致用返回 ∑、借鉴 从历史的兴衰变化上,总结出可以借鉴的治道来.司马光认著的目的即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将史学借鉴的功用发挥到极致,借助于历史的记述与评论,让人们从”鉴”中得以往历史的治乱兴衰,然后以古观今,以达到以史为用,以史资政的目的.返回 ∑、体现盛衰之理 从历史盛衰中总结出盛衰之理,以历史兴亡更替来证明天理的万古常在;反之,又用天理来解释历史的盛衰变化,即”以理阐史,以史证理”.返回 ∑、经世致用 从历史得失中，总结出规律与经验,以做经世之用.所谓”经世,即”治理世事”,朱熹认为”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司马光的,实际上也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充分体现. (二)、宋元时期重要史家与其史学思想 宋元时期,我国史学继续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史家与史著,如司马光、郑樵、欧阳修、朱熹、马端临等人,其中,以司马光的成就为最大. 司马光与 ⑴、的编写方法 ⑵、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⑴、的编写方法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共294卷,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2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如此卷帙浩繁的史籍,起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关注.司马光本着尽可能突出事件完整性的原则,自己主编,启用刘恕和范祖禹为助手,采用长编法,编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籍.编写方法: 首先:丛目.即尽可能多的收集材料,将其按照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减粘排列.只要与事件相关的史料,即注之,这被称为”丛目”. 其次:长编.即整理丛目并对材料加以选择,重新组织编排,润饰文字,考订的材料作为附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样写出来的文字称为”长编”. 最后:定稿.在编次草卷到定稿过程中,还要对材料进行反复的考订,以确保材料的真实性.返回 ?(2)、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在作为供帝王治理国家借鉴之用的《资治通鉴》中，充分体现了司马光的史学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名分 司马光认为：名分等级的维持，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治久安的关键，影响着历史的盛衰。

在《资治通鉴》开篇，便谈到了对历史盛衰的看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名之众，受制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大夫治士、庶人。……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在这段话中，司马光所谓的“纪纲”即指名分。他强调维持纪纲对于稳定统治的重要作用，只有将这一整套等级纲常维持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中的重点，在于“尊君”“臣忠”。返回 第二、重人事、轻天命 在论述君主“用人、信赏、必罚”时，司马光强调里 “用人”的重要性与原则。他认为：对于人才的任用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至关重要。用人不应该“先门第”“循资格”，而应该以用贤为主。历史上，秦国用由余霸西戎，吴国得伍员而克楚，刘邦得陈平而诛项羽，可见“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用人是治国的头等大事，所以在用人时，不能讲门第、阀阅，举荐用人应不论亲疏，甚至敌国材臣也可起用。这体现了司马光思想中“重人事”的观点。 虽然司马光并未否定天意的观点，但他的天命观却很淡薄。所以他在分析历史盛衰时，从人事的角度出发；同时，他也明确反对谶纬学说和迷信思想，认为借着自然现象来讨好君主是有侮于君主的做法。

这也反映出他“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观点。返回 第三、“资治”与“稽古”的二位统一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资鉴”性，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道其纂写目的，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一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借助历史，让人们可以“鉴”得以往之治乱兴衰，以古观今。 司马光认为：“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 《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在司马光看来，上下相保，国家安定，是一国发展之最高境界，而生民以来，治理的最好的社会，是在尧、舜时。因而，“资治”与“稽古”是二位一体。返回 第四、“九州合为一统”的正闺观 正闺观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历史观的重要一部分，它是封建史家从封建正统观念或民族偏见出发，而确立历史上某些封建王朝为合法政权，同时将另外一些封建王朝斥责为僭伪，从而予以闺除的一种史观。 司马光的正闺观与传统的正闺观不同，他对以“九州合为一统”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准存在怀疑；认为分裂时期的并存政权与古代的列国是同一类型、，不能只独尊一国而斥责它国；指出不数北朝运历纪年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这对于传统夷夏观是一种突破。

1992年，瞿林东《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秦汉时期是“产生阶段”，例如《春秋》、《左传》、《史记》等，它们的作者已经从具有史学意识到具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形成阶段”，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如《文心雕龙·史传》、《史通》等；宋元时期是“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上，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的序，以及吴填、郑樵、朱熹、叶适、马端临等人的史学批评言论；明清时期是“终结阶段”，这时史学理论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也萌生了嬗变的迹象，例如王世贞、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赵翼、王鸣盛、章学诚等，都有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概括说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著述历史要有史德，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要求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搀杂主观偏见。章学诚的“史德”论发展了刘知己的“史家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五、“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方法论。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事也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遂论其文也。

”——《文史通义?文德》所谓“敬”，即要求行文审慎而文如其事；所谓“恕”，即要求论史必须设身处地的具体分析。这些见解，是对“史德”论的具体分析。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六、提倡通史撰述。《文史通义》的释通篇对通史撰述的优点和长处作了论述，在章学诚看来，只有这种寓独断之学于其中的通史撰述，才能真正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七、“别识心裁”的独断创新精神。章学诚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三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人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新裁别识，家学具存”。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八、提出历史编撰学上的“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的辩证原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 自然之理也。”他从《尚书》圆而神一直讲到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化神奇，本一理耳。”——《文史通义?书教下〉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思考题： 1、简析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所体现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 2、以下引文均出自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请对其所体现的史学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虚皆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作史贵据事直书，详明整赡。”“史家之例，原无一定，要足以裁事实，明劝戒足矣。”“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词，则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文体随时而变，不可泥古。”史，辙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或谓史贵祥，或谓史贵简，二者皆不尽然。必以详其所当详，简其所当简，乃可谓良矣。”参考文献： 1、《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九章《章实斋》，第46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海外学人丛书》，三联书店2000年版。 第一：重名分 第二：重人事，轻天命 第三：“资治”与“稽古”的二位统一第四：“九州合为一统”的正闺观 在尊君的同时，对于人君，司马光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所谓国之治乱兴衰系于人主，决定社会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夫万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人君的修养、素质、才干对历史的盛衰起者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在《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的思想就是“君心”决定历史盛衰论的的具体发挥，这就要求君主需具有“君德”：从君主内圣的角度而言，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仁、明、武”，“以正人为武，安人为智，利人为仁”，三者兼具则国家强盛，缺一则国家衰弱，缺二则国家危亡，三者皆缺则国家灭亡；“仁、明、武”发之于外，则表现为“官人、信赏、必罚”，是君主治国的手段，以此来驾驭臣下，控制臣民。

返回 从君主的角度看 从人臣的角度看 司马光强调人臣的“忠”。“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君臣关系是纪纲，是名分，是礼，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已经形成的等级制度的思想和准则，要严格的执行。返回 第四节——章学诚《文史通义》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位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是章学诚。他是我国历史上继唐代刘知己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己的《史通》合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双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经世致用”与“六经皆史”章学诚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说，这是继《隋书?经籍志》明确的显示出经史分途思想之后的重大发展，即以史学来解释“六经”，这在摆脱“经书”的羁绊，扩大史学的内涵，提高史学的独立地位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六经皆史]的依据：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先王之政典也。 ——《文史通义?易教上》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文史通义?经解上》 [六经皆史]的依据：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入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文史通义?原道中》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在章学诚看来，古代没有什么经史之别，后世所谓经，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记载那些有关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与民生日用的学问。正是在此基础上，章学诚阐发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二、“史法”与“史意”的区别，重与“史意”的探索。“善于史学，盖有天授，自新发凡体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撰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象书二》简要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而者是不同的，而章学诚更注重的是“史意”。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三、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章学诚别出心裁，按史籍的内容与功用进行分类，由此得出“撰述”“与”记注“两类，前者是一种历史著述，后者则是史料汇编。为了进一步论述“撰述”与“记注”的不同特点，章学诚又以“圆神”和“方智”作比，说明了两类史书的不同特点。从功用来看，“撰述”用以知来，“记注”用以藏往。

从编撰特点来看，“撰述”不拘常例，而“记注”则“赅备无遗”从难易而言，“撰述”要有观点、有分析、有组织，因而较难，而“记注”则主要是资料的整理与汇编，故易。 返回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四、提出了“史德——心术论”。“能具史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变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文史通议?史德》 * *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史学理论的先师——孔子 一 孔子及其《春秋》所体现的史学理论 (一) 确立史学的求真原则追求历史真实性并将之视为史学评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王鸣盛（清）：“议论褒贬皆虚文耳”，认为只有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才是“学问之道”。兰克规定自己研究历史的目标：“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一)大量引用文献,中提及数十种,如 ,,,等.二)广泛征引各类笔记体史书,广泛博览周鲁之室的古文献,从中收集史记旧闻.三)取自各国史官所记国史及民间传说,许多直接取自各国史策.求真原则的体现 （二）笔法孔子作时,处于社会的大崩溃,大分化,大改组与文化的大发展,理性精神大觉醒的时代.故孔子希望通过书乱世之史,以为天下后世立定仪法,作出劝诫,从而建立起新的有序的王道社会理想.这也是史义的体现. 史家,史书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与论断,是史家在确定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基础上,对于历史事实所具有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意义等方面的深层考察.中国传统史学中,孔子以笔法开历史事实价值判断之先河.如的例,大多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孔子及其《春秋》所体现的史学理论 首先,寓褒贬,别善恶,为尊,亲,贤者扬善隐恶.孔子以王道为标榜,以拨乱反正,匡救天下为己任,将角色意识定位于”王者师”.史学是他发扬道德裁判的工具,服从政治伦理原则.故有了”称爵不一”,”称弑不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又有孔子”笔削”,借事明”义”,人事双修,”文””义”兼顾,即”立功立德立言”.司马迁对此给予直接继承, 称“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其次,书法不隐,直书其事.孔子很强调”南董之志”,赞其”书法不隐”. 孔子的春秋笔法 三 重人事轻天命这是人本主义传统的体现，开创了中国史学的传统。

孔子主张“为而无所求”。虽然强调“知命”，但仍以“正名”，“仁义” ，“忠恕”作为规范人的理想道德标准。孔子持有”畏天命,重人事”的天人观.但更注重人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其《春秋》在历史表述上,也是先秦时期的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它记述的是人的历史,而且孔子确实存在尊先王,尊圣贤的英雄史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学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史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向人的方向发展,建立了帝王将相,英雄伟人创造历史的英雄伟人史观.可以说,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历史作品也只能是人的作品,人类历史活动以”人”为本位,历史最深层面也是以人性为支撑.秦汉时期 封建政治权力控制史学，“焚书坑儒”确立了文化专制的传统，虽被后后世批评，但一直被变换手段而沿用。这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政治与史学的关系。统治者认识到史学的功能，积极支持历史编纂，注重历史教育，以便鉴往而知来。 秦汉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背景：董仲舒继承了齐学之风，吸收了法、阴阳、名等学派的思想，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创造新学体系。 以董为代表的汉儒对《春秋》等史书的解说，对后世中国人研究历史和史学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秦汉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背景：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著作有纪传体史书《史记》。 司马迁纵观古今学术，熟悉当代政治人物和政治情况，自序称其总的原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整齐”有综合排比、批判订正的意思。丰富的材料，经过司马迁的综合整理，熔铸于宏篇局制中，使《史记》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资料的总汇。 司马迁及其《史记》所体现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著《史记》总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体现的是探讨历史是由天还是由人决定的——即历史的决定论。是针对天命、天意对历史变化和社会生活其支配作用，还是人事的力量其支配作用的问题做出回答。司马迁承认“天人感应”，但对天意、灾祥之说表示怀疑，强调人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他将自然变化与社会变化统一在一起，突出了人的历史主体性。“通古今之变”是探索古今历史演变趋势——历史发展观。承认古今是有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渐变。“古”和“今”代表他要囊括的全部历史，也指明今天是由历史演进而来的，不能割断联系。“变”是强调历史长河中治乱盛衰的局面不断变化，治国的方法，人的认识也必须随之发展和改变。“通”则是把历史的变化贯通起来考察。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核心目的，表明历史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是以新的史学思想为核心建立史学体系。司马迁用于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表达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强调了撰述中史家评判的重要性，表达了对“史义”的追求。司马迁在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政治成败、撰史旨趣等方面都提出了新思想，故而 是“一家之言”。 第二节、刘知几作《史通》与中国古代的史学批判著作 一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二 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 三 《晋书》卷82有关史家的传记 四 《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 五刘知几《史通》 魏晋到隋唐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体现 刘知几与《史通》 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的理论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与宋元时期的史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