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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以《文心雕龙.史传》为中心看魏晋南北朝文史分合

毕业论文:以《文心雕龙.史传》为中心看魏晋南北朝文史分合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史分合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文学与史学都具有了各自的独立的地位和个性,但二者在自我总结和归类时都无法真正划清其各自的界线,仍存在文史不分的现象。

毕业论文:以《文心雕龙.史传》为中心看魏晋南北朝文史分合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史分合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文学与史学都具有了各自的独立的地位和个性,但二者在自我总结和归类时都无法真正划清其各自的界线,仍存在文史不分的现象。《文心雕龙.史传》不仅是对历史散文的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迄魏晋南北朝最为全面的史学批评专篇。其文体论和史学批评的双重性质充分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趋向独立,而二者又依旧难分的现象。

关键词:文史分合;文体论;史学批评;文史杂糅

文史不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在生成与发展中自古就存在的文化传统。如殷商甲骨卜辞,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记述,也被看做是中国叙事文学和散文文学的滥觞。又如《尚书》、《春秋》、《左传》等著作,不仅是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泽被后世的文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大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多途发展的繁荣阶段。[1](P223)二者的繁荣发展使其不断走向各自分化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文学与史学的不断自我界定和总结的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文史不分的传统特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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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史传》篇的出现补充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文体归纳和分类的缺憾,体现了这一时期文体论全面性和系统的发展,进而展现了文学进一步独立的趋势。

其次,《史传》作为一种文体出现,代表对于“文”的定义较前更为宽广的发展,扩大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不断系统化的发展的要求。文笔之分是魏晋南北朝论文者划分文学体裁的一个重要参考。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结道:“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3](P220)大概以有韵无韵,或有文采无文采来作为文学作品与其它门类的重要要求。观《典论.论文》、《文赋》等篇,其文学观偏向“文”,其文体的划分似乎更符合“文”的要求。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却认为,“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2](P655)。文是用来补充言的,有韵的《诗》和无韵的《尚书》应该兼容。六经是靠文字典雅、思想深刻而不朽,并非靠言抑或笔来作为它质量优劣的标志。因此,《文心雕龙.序志》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2](P727)有韵的文章和无韵的文章要一起讨论,文学体裁才能划分清楚。而《史传》专论《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正是这种文学观的充分体现。这种文学观突破了前人的狭隘,将文学研究范围更加深入扩大,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新要求。

《史传》作为一种文学论,其出现从文体类别上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全面性发展趋势。同时,其中所蕴含的文学观,突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数以“文”为中心的文学观念,对“文”再次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不断发展和独立过程中的要求和具体表现。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独立

史学批评亦称史评、史学评论等,是“关于史学自身如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4],“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分析、总结与评价”[5](P2)。“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6](P240),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并走向独立的繁荣时期,史学批评的全面和系统性发展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史传》是迄魏晋南北朝第一篇最为全面的史学批评专篇,反映了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并走向专业独立的趋势。

首先,《史传》勾勒了上至先秦,下至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作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类著作虽至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专立“史评”一类才算真正独立 ,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书“赵盾其弑君”[7](P662)和《礼记》卷五十《经解》中孔子对六经的评价[8](P1609)。究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中有关史学批评的言论著作,如《左传》评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司马迁传》、韦昭《国语解叙》、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何琦《论三国志》、刘宝《汉书驳议》等,都着重于对具体史书、史家、史学作用等方面的评述,都未曾以全局的眼光来审视史学发展。《史传》所勾勒的史学发展简史是以全局性眼光看待史学的第一次尝试。同时,《史传》还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了的评论。虽然,《史传》以宗经附圣作为史评原则,认为“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2](P286),对某些史书的评论有失偏颇。如认为《史记》“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有“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2](P284),无法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2](P284)的《汉书》相比。又如认为张衡“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2](P285)等。但《史传》宏博地对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进行评论仍为史学发展中的第一次尝试。这些都反映了史学要求理清自身发展脉络,并对所出现的各种史书得失进行梳理的要求,是史学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具体体现。

其次,《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对于史书的编撰要求和修史步骤,是迄魏晋南北朝以来最为全面和严密的作史指南。在修史原则上,《史传》提出“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2](P286)“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P287)。在修史步骤上,《史 ……(未完,全文共6321字,当前仅显示2219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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