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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小书，既是灵光乍现，一挥而就，也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前者指的是写作时间，从二〇二〇年三月起笔，到十二月中旬基本敲定，即便加上日后的修订与润色，全书也都完成于多灾多难的庚子年。比起我以往诸多一拖再拖的著作，此书的撰述可谓神速。后者则是指论述立场—综合小说史的趣味、学术史的尺度、教育史的视野，而这正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

所谓“灵光乍现”，说的是写作机遇，也是此书最终成为这个样态的关键。庚子年的新冠疫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我的生活方式及写作策略自然也随之变化。年初规划此课程时，并未准备写成书稿。只因疫情不断，北大贯彻防疫措施，也为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及精神状态，“延期不返校，延期不停教”。事后很多学生反映，确实是借线上课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

改为线上教学，在年轻教授是小菜一碟，而对于老眼昏花的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脑技术太差，平日出现故障，总有学生伸出援手；如今各小区全都封闭，只能自力更生。在助教的远程指导下，我最终选择了容易操作的“企业微信”。对着手机屏幕，忐忑不安地讲完第一课，当天晚上，我写了《临老学绣花——我的第一次网课》，第二天北京头条APP推出，又刊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北京青年报》。有类似困扰的人大概不少，此文因而传播挺广。北大校长还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引用，当然表扬的是工作态度，而不是技术能力。面对如此艰难局面，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为其分担郁闷与忧虑，这是当老师的职责。至于课讲得精彩与否，那倒在其次。

十几年前，我在北大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上发言，检讨我们过于放任的教学方式：“北大的好些课程，尤其是名教授的演讲，很好听，也很精彩，但学生们只需观赏，不必介入。修这种课，很轻松，期末写个作业，就行了。老师对于阅读量以及参与程度，没有特殊要求。”（《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8期）也曾努力增加课堂讨论，但因修课学生多，效果总是不太理想。这回学生分散各地，全都宅在家中，时间上比较宽裕，完全可以提修课要求。学生每周至少阅读指定的一部著作，课前提交发言大纲；课上教师除了专题演讲，还必须与同学对话。

闻知每周都得交作业，不少习惯于只是听讲的学生当即打了退堂鼓（按照规定，选修课第二周可以退课），最终修习此课的仅十八勇士（此外还有若干申请旁听的）。每次上课前一晚八点，助教发来同学们的阅读感想，那时我自己的课已备好，花一整个晚上准备摘要、评点、答疑。学生称，此举让他们很受益—看自己的哪些想法得到老师的肯定或质疑，也观察其他同学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聪明人（直博生或硕士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迅速适应这种教学方式，说是很累，但很充实，能真切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课程结束，许多同学发来修课感想，摘录几段如下：

王芷晨：一周阅读一本书，还要调动思维和知识去撰写札记。一开始有些吃力，后面就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唤醒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觉得很惊喜。这一周没有阅读任务，甚至会怅然若失，直到又翻开另一本书，才感觉生活回到了正轨。虽然宅在家，但是灵魂永远在路上，思维能够在时空飞翔，和古仁人、今贤者对话，是这么多天养成的阅读习惯。

丁程辉：阅读之所以能够获得不同的结果，我想很大程度上也跟每周的“作业”有关。没有这个作业，可能书读过去就读过去了，过往的经验是至多留下一个喜欢或不喜欢的直观印象。因此，此次课的十次“作业”就发挥了某种训练功能，至少对我是如此。我会将它带到此后个人的阅读与学习中。

蒋紫旗：本课极大地帮我修正了多年积弊，我在阅读研究著作时不再只是凭感觉去下一个泛泛而谈、一概而论的总结，更有意识地把握分寸，分清主次，找准恰当的角度切口。陈老师强调了很多次，每一个学者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立场、理论预设和情感偏向，所以单纯批评对错其实是一种看似高屋建瓴，其实是简化的、粗率的做法。印象最深刻的是普实克和夏志清，我应该做的是理解、贴近著者的立场和偏向，才可能说一句“理解之同情”，去找到学者最坚硬的那个核，读一本书能够把握研究的气质、特点和强项。

冉娜：在这门课程中看到了各种对小说史的论述方式，有严谨的理论分析，有翔实的史料考证，有细腻的情感浸入式体会，也有宏大宽阔的结构构建，有从作家论进行研究的，也有从流派史出发进行研究的，也有从现代性出发的，每一种论述方式都有着自己的洞见，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艺术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分析、中心研究与对边缘的关注，等等，这门课提供了一定的对小说史研究的了解，各位学者的学术视角、学术态度、研究方法和批评姿态，对我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贺天行：多位同学在最后一次发言中都提到，老师在讲述过程中穿插的基于个人交往经验的学者逸闻或“月旦人物”都带来别样的启发。

后两位的评述，牵涉此课程的讲授内容及教学方式。至于我在课上如何摘录及点评，参见第九章第三节“召唤对话的‘独语’”。考虑到版权等问题，其他各章不引入（甚至有意回避）学生的观点。

庚子春夏，我曾三个多月没走出小区，除时刻关注疫情变化，再就是全力以赴地备课、讲课。最初的慌乱过后，定下神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讲稿弄得更翔实些，课后逐渐整理成文，交《文艺争鸣》刊发。最后成书虽还得益于下半年的辛勤劳作，但当初的决心与计划很重要。

头两次课乃总论，借用的是以往的著述，就不整理了。鲁迅与胡适那两讲，其实也多有倚靠。真正用力的是后面那十讲，牵涉小说史学的方方面面。单看章节标题，就明白此书的工作目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科史”。对比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或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本书的长处不在史料丰赡，而是问题意识突出。一再叩问的是，“小说史学”的功能、方法及境界，以及小说史学到底能走多远。

多年前，我曾谈及小说理论与小说史著合一的可能性，举的例子是拉伯克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伊恩•瓦特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热奈特对普鲁斯特的研究等：“他们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发现一些为以前的小说理论所未能解释的东西，因而根据自己的研究推演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而中国的小说史家大都缺乏理论兴趣，不习惯于在研究中发现并培养‘理论变异’，小说理论家则满足于预先构想一个黑格尔式的整齐完善的（当然也是大同小异的）理论框架，然后往里面塞古今中外的文学‘典故’。”（《小说理论更新的先兆》，《读书》1988年第1期）正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如何在小说史学的实际操作中，真正实现方法革新乃至理论创造，而不仅仅是今人津津乐道的“填补空白”，可不是手到擒来那么简单的。

基于此设想，本书舍弃了很多主要贡献不在小说史学的优秀学者，即便在小说研究领域也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选择我较为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反复敲打，希望能得出若干独特的发现。

作为本书论述对象的十二位中外学者，大体分为三代：活跃于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的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阿英（1900-1977）；一九五〇年代登场的普实克（1906-1980）、夏志清（1921-2013）、韩南（1927-2014）、范伯群（1931-2017）、严家炎（1933-）；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开始表演的赵园（1945-）、黄子平（1949-）、王德威（1954-）、陈平原（1954-）。三代人的阅历与视野迥异，而即便同代人，也因政治环境及学术资源的差别而大有区隔。尽管如此，中国小说既为共同的研究对象，诸人还是有对话的可能性。承认个体差异以及各自间存在巨大缝隙，褒贬抑扬之外，更希望呈现小说史学发展的众多可能性。

主要研读每位学者的某部著作，但往往不局限于此，而是左盘右带，纵横捭阖。所选十二部著作的出版时间如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42）；阿英《晚清小说史》（1937）；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英文版1980，中译本198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1961，中译本1979）；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英文版2004，中译本200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2007）；赵园《论小说十家》（198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初版《革命•历史•小说》刊于199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英文版1997，中译本200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初版时间不等于写作时间，这里最典型的是胡适与普实克二书。也曾想按照论题推进或书籍出版时间排列，但总觉得不妥。最后只好采用最保守的做法—以作者年齿为序（严、范两章因所涉话题，略有调整）。

撰写此书，到底采用何种文体，是论文还是随笔，很是犹豫了一阵。开始想写成专题论文，如同我此前发表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1993）或《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1994），很快发现那样不适合于讲授；做成纯粹的讲稿，类似我在三联书店刊行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又担心如此一来，好些资料无法准确呈现。第一、第二章其实做了两个版本，一夹注，一底注，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即便如此，在《文艺争鸣》连载时，我还是建议放在“随笔体”专栏，因担心学界诧异学术论文中为何穿插了那么多“闲言碎语”。既学问，也人情，还文章，这可能吗？可这正是我想试验的。最后发现，没我设想得那么严重，朋友们大都认为文章别具一格，好读。而且，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了其中的四篇，代表学界的默许。

作为学术刊物的《文艺争鸣》，之所以设立“随笔体”专栏，原本就是我的主意。在《文艺争鸣》二〇一六年第四期上，我发表《与人论刊书》，其中有这么四段话，日后被印在每期“随笔体”专栏的开头，充当护身符：

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专栏，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从二〇一七年起，《文艺争鸣》每期编发一二篇此类“随笔体”文章，算是一块不计工分的试验田。置身此专栏，好比百米赛跑前将自己放倒，用不着别人讥讽或批判，反正不参与排名，这样就安全多了。但内心深处，我确实一直追摹那些能思考、善考据、有文采的好文章—管它叫不叫“学术”。

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在某次关于此书的演讲中，我谈及自己“长期以来沟通文/学的强烈愿望”，以及“将若干成功的‘学问家’作为‘文体家’来阅读”的体会：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潮汹涌，撰写长篇论文或构建皇皇巨著，确实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那些“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或者那些藏学问于随笔的论述（比如周作人对明清散文充满睿智的发掘与阐释），就没有存在价值。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用知识考古的眼光，面对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前世今生，不是为了追求形式及笔墨的一统天下，而是期待百家争鸣以及众声喧哗局面的真正形成。（《学术表达的立场、方法及韵味》，《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这里所说的“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借用的是钱锺书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评价，其间褒贬兼有。而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中，我是这样评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这三部由演讲发展而来的著作：

周、钱、牟三书，都是“小而可贵”。惟其篇幅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所谓“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不以严谨著称，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讲台上的学问，也可转化为文章，若能着意经营，同样十分精彩。也就是牟宗三所感叹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

此书连载于《文艺争鸣》时，第一、第二篇冠以“小说如何史学”的总题，第三篇起方才使用“小说史学面面观”。此举很大程度是为了致敬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的《小说面面观》。那也是一本演讲结集的小书，不到十万字，我读的是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内部发行”版，当初深为讲者的睿智所折服。如今东施效颦，既为保留驰想的自由与学问的温度，也是纪念庚子年那个特殊的课堂。

最后，感谢十八位正式修课的研究生，还有提供连载版面的《文艺争鸣》杂志社，某种意义上，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就没有这本小书。至于每章完成后，夏君代为把关，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同样值得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