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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

金文明金文明编审,上海市人,1936年生,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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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金文明因为公开指出余秋雨文章中的文史差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他是在炒作,有人赞扬他的严谨治学的作风。而余秋雨先生对此异常的恼怒和辩解更是引起众说纷纭。附1金文明: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文/陈海妮 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于6月18日开始正式发行,因为其作者金文明“揪”出了余秋雨散文中130多处文史差错,使该书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效应。自然也有不少人心中暗暗称奇——据说金文明只花了3个月时间将该书一蹴而就,如此短的时间他怎么来得及将诸多文史知识一一考证?当代作家几许,金文明又为何偏偏“专研”余秋雨的作品?记者采访了现居上海的金文明。 爱之深关之切 金文明说,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就深深喜欢上了,他认为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非常合从事了几十年古代文学历史研究的自己的口味,于是只要是余秋雨的文章,他全都找来细细研读,当成美文欣赏品味,直到有一天,金文明发现了一个“不妥之处”——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十万进士》一文中写到“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有着深厚古文学功底的金文明记得“致仕”一词是“告老还乡”的意思,用在这句话里显然是意思反了,为了保险起见,金文明立刻查阅了《辞海》,证实了自己的发现。

从此以后,金文明脑子里就多了一根筋,读起余秋雨的文章来也就更加仔细了。凡事就怕较真,金文明这一较真,就陆陆续续“咬”出了余秋雨的不少文史差错,每发现一个,金文明就用小卡片记录在案。身为《咬文嚼字》月刊的编辑,金文明几次将自己的发现刊发在《咬文嚼字》上,并将刊物寄给余秋雨,可惜没有得到余秋雨本人的任何反馈,只收到其助手金克林的来信,告知《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余秋雨先生寄这本刊物了”。余秋雨这种和其他被“咬”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使金文明意识到,自己的考辨是不受欢迎的。 金文明的“咬文嚼字”没有引起余秋雨的重视,却在读者中得到了反响,1998年末,一位名叫徐如顾的读者给《咬文嚼字》写了封信,语气极其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一段时间后,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见《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号)从墨尔本飞来,除了在纸上为自己的散文辩解之外,还写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余秋雨此番观点无疑激怒了金文明,这位对古代文学怀有深厚感情的老先生,怎么也想不通,余秋雨作为一名大家,为何要如此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信心,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和谦逊一些呢?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金文明的怒火,甚至惹恼了文化圈子里一大批人,因为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未上市就遭遇盗版,书名为《霜天话语》,令余秋雨非常生气,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这样的措辞在金文明看来,无异于将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形容成了妨碍他打击盗版的绊脚石,犯了众怒,此事一时间成为文化圈的一件无人不晓的大事。金文明自然接受不了这样不恰当的比喻,虽然时至今日他说到此事时仍然忍不住拔高声调,但是当时的金文明的确还没有立下出书的决心。 对年轻人的爱护之情才是金文明出书“咬”余秋雨的最大动力。金文明并不想针对余秋雨本人,因此记录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也就是仅仅当自己的资料存着,但是一次朋友间的闲谈让金文明觉得,出书一举事不宜迟。 朋友告诉金文明,上海出过一本《余秋雨散文赏析》,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并未标明这是余秋雨的差错,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买了此书给学生上课,当说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驳正”,老师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

”这样一来,原本被纠正的错误再次走入了错误轨道。这让金文明好不心焦,他实在担心,很多文史知识会这样被以讹传讹。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小卡片公诸于众。 金文明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一些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当时他想,只要余秋雨改正了,这本书也就没必要出了。结果令金文明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金文明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稿。因此,金文明笑称,这本书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不完全差错考辨 “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是否出在《山海经》里? 考辨:各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没有这句话。 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吗? 考辨:不是。“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是唐代的道士,怎么轮得到他呢? “洛西”能不能翻译成“洛水之西”?考辨:不能。洛水为东西流向的河水。只有洛北、洛南之称。就像上海的黄浦江自南向北而流,故有浦东、浦西之称,而没有浦南、浦北的说法。“洛西”指洛阳之西。 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的名字是“乐樽”还是“乐”? 考辨:古往今来的和尚哪有以“酒樽”为法名的。

古代的文献和现代所有的权威工具书都作“乐”。 柳侯祠中的《荔子碑》是不是柳宗元手书的?考辨:不是。此碑为北宋苏轼所书。北宋隐士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和小孩?考辨: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想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 歌颂王安石变法的《巷议》十篇是不是李师中写的? 考辨:不是。应为吴孝宗所作。余秋雨“吴冠李戴”了。 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吗? 考辨:苏轼最后一个官职是“朝奉郎”,不是“舒州团练副使”。 “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两名诗的作者是苏轼还是苏辙? 考辨:这两句诗为苏辙所作,余秋雨先生把它拉到苏轼头上去了。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吗?考辨:不是。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不可能到岳阳来登楼作文。写作地点应在邓州。 朱权编过《神秘曲谱》吗? 考辨:朱权编撰的是《神奇秘谱》,不是余秋雨说的《神秘曲谱》。 托名“王敬轩”反对白话文的是刘半农吗? 考辨:不是。应是钱玄同。 附2秋雨“乐”了,大家笑了 金文明在5月2日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作为综合素质评委的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引了一句古语“仁者乐山”,他把“乐”字念成了lè。

据说有上万观众打电话提出批评:这个“乐”字应当读yào,念成lè是错误的。余秋雨则通过媒体作了辩解,他说:古代的读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千多年前孔老先生的确提出的是“乐(yào)山乐(yào)水”,但二千多年过去,我们到底是拘泥于传统的文言,还是用通用语言来读解?“仁者乐山”的“乐”古音读yào,但我用现代语音读lè也没有错。这种辩解自在我意料之中。余先生是不会转弯的,任何批评也是多余的。本是小事一桩,作点说明即可,但余先生偏要一“乐”到底,偷着“乐”也好,明着“乐”也罢,让余先生自得其“乐”吧。这里,我只能纯粹从语言的角度谈谈“仁者乐山”的“乐”究竟该怎么读。大家知道,无论是古代或现代,“乐”字都有两种常见的用法:一是用作名词,义为“音乐”,读yuè;一是用作形容词,义为“快乐”,读lè。但“仁者乐山”的“乐”却有所不同。这句话见于《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说:智慧的人爱好水,仁德的人爱好山。两个“乐”字都是带宾语的动词,义为“喜好,爱好”。为了将这个“乐”字同前面两个常用的“乐”区别开来,大约从北宋开始,官修的韵书《广韵》就专门为它定了个“五教切”的读音,折合成今音就读yào。

到了南宋时代,儒学大师朱熹又把这个规范读音写进了《论语集注》。由于朱熹在阐释儒家经典方面的权威地位,他的注音便广泛通行于全国,经过约定俗成,一直传承了下来。关于《论语》里“仁者乐山”的“乐”字,其读音、意义和用法有没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有变,也有不变。所谓“变”,就是“五四”以后白话取代了文言,表示“喜好、爱好”的“乐”字,便不再作为活的语言因素通用于社会了。它只能以一个古义词的身份留存在历史的文献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喜好、爱好”和yào这个义项和音项,原因就在于此。所谓“不变”,就是说:如果你在阅读《论语》时遇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句话,需要对人们讲解或诵读,那么这个“乐”字就只能仍然解释为“喜好、爱好”,它的读音也只能仍然读作yào。这里没有什么古义、古音向今义、今音的转变,而是古今一贯,不得随意乱解乱读。如果有谁不知道这个传统的读音,而稀里糊涂地把“乐山乐水”的“乐”念成“快乐”的“乐”(lè),那就只能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笑大方了。历代比较权威的韵书、字典和词典对于“乐”字“喜好、爱好”这个古义的读音是怎么记载的呢?从元代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民国年间的《国音字典》(1919年)、《中华新韵》(1941年)和《国语辞典》(1947年),一直到解放后修订的《辞源》(1979年)、《辞海》(1979年)和新编的《汉语大字典》(1987年)、《汉语大词典》(1989年)以及《现代汉语大词典》(2000年),可以说一无例外,都为“乐”字这一古代特有的动词义“喜好、爱好”专立了读yào的音项,而且没有哪一家说过yào也可以读作lè。

由此可见,对于“仁者乐山”的“乐”,当代学术界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早已成为定论。余秋雨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强不知以为知,硬说自己读lè并没有错,显然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差错。余秋雨不是专攻语言的,读错一两个字,本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分明错了,却还要乌龟垫床脚——硬撑,还要编出一套理论来唬人,则让我觉得有点可怜。秋雨先生活得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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