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散文中的文史疏误考辨

——以《觅渡》《洗尘》为中心

摘要：梁衡散文惯将古人古事、古典诗词打并其中，从而形成文白结合、古今交融之艺术效果。但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由于梁衡所征引的古人古事、古典诗词大多并非其叙述重心所在，故在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情节、人物数量、人物生卒年等细节处便难免疏误，其所征引的古典诗词内容，亦有阐述不确的现象，有些古诗词的征引或未必切当，这构成了梁衡散文的白璧微瑕。本文对梁衡散文集《觅渡》《洗尘》中存在的明显文史疏误详加考辨，希望能对梁衡散文的进一步修订、完善起到绵薄之助。

关键字：梁衡散文 《觅渡》 《洗尘》 文史疏误 古人古事 古典诗词

梁衡先生在数十年散文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前期散文主要写景，描绘祖国河山，彰显人文底蕴，妙手华章，触绪纷起；后来转而写人，写伟人、写名人，也写对历史和人民做出贡献的普通人，气度恢弘，兼容并包，忧国忧民，慨当以慷。梁衡散文，无论前期抑或后期都鲜明地表呈出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当代士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诚挚、炽烈之爱。梁衡散文以其高卓的美学境界、精深的哲理思考深刻、广泛、持久地影响着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是当今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梁衡散文不仅质高，而且量大，这充分说明梁衡已经悟得散文创作之“三昧”，其散文创作之所以能够佳作迭出、绮縠纷披，绝不仅仅是妙手偶得之结果，更多的还当是作者在创作中的有意为之。对于梁衡散文的艺术特征，笔者拟另文专论，此处拟在精读梁衡散文的基础上，运用经学考证考据之法对梁衡散文中存在的明显文史疏误进行细致考辨。不当之处，诚祈方家指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辨析的梁衡散文中的文史疏误问题，决不影响到笔者对梁衡先生的尊敬。

梁衡先生常将古人古事写入散文，惯将古诗古词熔铸文中，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由于其所叙述、引用的古人古事、古诗古词并非文章重心之所在，故事发之时间、地点以及事件情节、人物数量、人物生平等便难免有疏误之处，古诗古词的意思亦偶或描述不确，有些古诗词的征引或未必切当，从而成为梁衡散文的白璧微瑕。兹对梁衡散文集《觅渡》、《洗尘》中的文史疏误详加考辨，希望对梁衡散文的进一步修订完善起到涓埃之助。

《这思考的窑洞》：“刘邦正在洗脚听见有人来访，就急得倒拖着鞋出迎。”按：跣足出迎的典型是曹操，非汉高祖刘邦，刘邦的作风正相反。先看刘邦做派。《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沛公（刘邦）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而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再看曹操行为。《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曹瞒传》曰：‘公闻（许）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由此可知，梁衡所述乃是将刘邦、曹操事迹混淆，张冠李戴。

《大无大有周恩来》：“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按：石崇与王恺争豪之事载《世说新语·汰侈》，其文曰：“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由此可知，石王争豪是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另，司马昭并未正式称帝，文皇帝之号是晋武帝受禅后对其父司马昭的追尊，“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据此，则文中所述“同皇帝司马昭”云云，不确。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按：潘阆此词并非对“大潮中行船”的描写，而是对弄潮儿泅渡的勾画。梁衡或因词中有“手把红旗旗不湿”便以为此首写的是“大潮中行船”。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生动记载了钱塘江弄潮儿泅渡的场面：“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惊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潘阆之词，周密之记，适可互证。

《红毛线，蓝毛线》：“唐太宗爱玩鸽子，魏征来见，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话探完了，鸽子也死在手中。”按：太宗怀鹞的典故出自刘餗《隋唐嘉话》上卷：“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此则故事亦见《唐语林·方正门》。对比梁衡所记可见，梁氏文中不仅将原典中的“鹞”（鹞为鹞鹰，是一种极其凶猛的小鸟）误记为“鸽子”，而且将怀鹞说成是“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严重失实，纯属想当然之言。

《把栏杆拍遍》：“辛（弃疾）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按：说辛弃疾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张安国，不确。实际当为“五十骑”。“辛稼轩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得到这一事变的消息，就在那里组合了五十名起义军，驰骑直趋济州，于五万人众中把叛徒张安国捉获，缚置马上。”再，同篇：“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按：此亦误。《和张仆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之作者为唐代诗人卢纶，诗见《全唐诗》卷二百七十八。另，《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将此诗属钱起。通常视此诗为卢纶作。此首作者仅有卢纶、钱起两说，绝无王昌龄作之说。又，同篇：“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按：引文出自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此首以诙谐之口吻言“戒酒”，却并无“戒酒”之题名。另，引文略有文字疏失，稼轩原句为“（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乱世中的美神》，作者在文中引用《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点绛唇》（蹴罢秋千）两阕词做为少年李清照的天真无邪之证。但是这两首词皆不能确定为李清照所作。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将这两首词列入“存疑之作”，关于《浣溪沙》，王氏考证道：“四印斋本《漱玉词》注：‘此尤不类，明明是淑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词意。盖既污淑真，又污易安也。’赵万里辑《漱玉词》云：‘案《金瓶梅》第十三回引上阕，不著撰人。《诗词杂俎》本《漱玉词》收之，面作幕，词意儇薄，不类易安他作。王鹏运已疑之，未详所出。’”关于《点绛唇》，王氏考证道：“此首别作苏轼词，见杨金本《草堂诗馀》前集卷下。又作无名氏词，见《花草萃编》卷一、《续草堂诗馀》卷上、《古今词统》卷四、《古今诗馀醉》卷十二、《花镜隽声》卷七、《词汇》卷七《同情集词选》卷四。别又误作周邦彦词，见《词的》卷二。赵万里辑《漱玉词》云：‘案词意浅薄，不似他作。未知升庵何据？’按一九五九年出版之北京大学学生编写之《中国文学史》第五编第四章，断定此首为李清照作，评价颇高，恐未详考。《词林万选》中不可靠之词甚多，误题作者姓名之词，约有二三十首，非审慎不可也。”由此可知，《浣溪沙》、《点绛唇》二阕是否为易安所作犹不能确定，将词中情景作为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写照当然并不合适。

《吴县四柏》：“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有个大司马叫邓禹的在今天苏州吴县栽了四棵柏树。”按：检《后汉书》卷四十六《邓禹传》，邓禹并未任过“大司马”，邓禹所任为大司徒，“（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建武三年（公元27）春，邓禹因战绩不佳，主动“谢上大司徒”“数月，拜右将军”，至中元元年（公元56），邓禹“复行司徒事”。终邓禹一生，未曾任职大司马，梁衡文中的“大司马”，当作“大司徒”。

《武夷山：我的读后感》：“那个‘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人陆游，那个理学大师朱熹，都曾长期赋闲于此。”按：说陆游“长期赋闲武夷山”，大误。通检于北山《陆游年谱》，陆游一生只在仕宦之初曾任福建福州宁德县主簿，时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冬，翌年调官福州决曹，绍兴三十年（1160）正月，自福州北归。陆游在福建的时间不仅很短（只有一年多），而且是其仕宦之始，并非赋闲，梁文表述有误。

《长岛读海》：“门庭正中则供着一个当年甲午海战时致远舰上的打铁锚。这铁锚和致远舰还有舰的主人，带着一个弱国的屈辱和悲愤，以死明志一头撞进敌阵，与敌船同沉海底。”按：甲午海战，以邓世昌为管带的致远舰在炮弹净尽的情况下，拼死追逐日舰吉野号，企图与其同归于尽，但是最终因中吉野号鱼雷而沉没，致远舰并未“撞进敌阵”，更未能“与敌船同沉海底”，致远舰全体官兵殉国。

《人与石头的厮磨》：“当游至龙隐崖时，主人向我介绍一块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顶，虽经800年，却得以逃脱人祸、水患。”而作者后文又说这块《元祐党籍碑》是蔡京“于崇宁四年（1105年）讨得皇帝旨，亲自书写成碑，遍立全国各地。”作者撰作此文的日期为“2003年8月”，而1105年后的800年为1905，距离作者传文有近百年之差距，与其说“虽经800年”，不如说“虽经近900年”。再，同篇：“宋朝自赵匡胤夺权得位之后，跌跌撞撞共337年”。按：宋朝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隆元年），灭亡于公元1279年，前后共320年，说宋朝“跌跌撞撞337年”，不确。

《在欧洲看教堂》：“到（唐）武宗时就来一个全国灭佛运动，庙宇统统烧光。弄得我们现在考古，研究唐以前的古建筑都很难。幸亏有一座藏在五台山下的佛光寺，因路径偏僻，未被烧毁。”按：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大举灭佛，佛光寺曾被毁，仅一座祖师塔得以幸存。唐宣宗时复法，大中十一年（857）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寺内之正殿及东大殿，皆大中十一年建成。梁衡文中说佛光寺因“路径偏僻，未被烧毁”，不符事实。

《佩莱斯王宫记》：“这大概又类似我们的唐玄宗了，他亲自谱写《霓裳羽衣曲》，又作导演，又与宫人共舞。”按：说唐玄宗“亲自谱写《霓裳羽衣曲》”，不准确。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氏考述甚详，兹不备录。杨荫浏《探印度的歌曲和器乐》：“唐代的天宝十三年（754，德恒按：唐玄宗天宝三年正月改“年”为“载”，故杨先生文中“天宝十三年”当作“天宝十三载”）中国吸收了从西北传入的印度《婆罗门曲》，经过了加工改制而产生了有名的《霓裳羽衣》舞曲。这一乐曲曾受到中国古代人民热烈的欢迎，也曾受到中国有名诗人的爱好和赞美——白居易的诗中就有着很好的例子。”（《人民日报》，1955年6月28日第三版）由此可见，以《霓裳羽衣曲》为玄宗作，不确。

《心中的桃花源——陶渊明解读》：“贾谊是政治家，他的《过秦论》剖析暴秦之灭亡何等精辟，但汉武帝召见他时‘不问苍生问鬼神’。”按：召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的是汉文帝，《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后岁馀，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再，同篇：“陶渊明是假设几个打鱼人误入桃花源”。按：《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单数不是复数，不是“几个”，而是一个，观文中“此人一一为具言”可知。

《宋子文怒辞外长》：“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美、英、法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按：雅尔塔会议三巨头为美、英、苏。

《拂去尘埃，只见人性——序》：“而像《把栏杆拍遍》，写的虽是一个离开我们已900多年的古人，却仍让今人如此激动。”按：《把栏杆拍遍》的主人公辛弃疾，生于公元1140年，卒于公元1207年，作者文后自注写作时间为“2011年2月25日”，即便从稼轩卒年1207年算起，至2011年，亦不过804年，文中云“离开我们已900多年”，不确。

《用其力还是用其心》：“他（靳辅）上书说：‘我已七十岁’”。按：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人，历仕顺治、康熙两朝，享年六十岁，他上书不可能自言“已七十岁”。

《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心耿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贤臣，远小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等广为流传。”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梁衡引文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后出师表》，“亲贤臣”等二句出自《前出师表》，从梁氏此篇的前后文来看（题目中有“十篇”的限定语），选入诸葛亮的《出师表》只能是一篇，也就是《前出师表》（也只有《前出师表》可以简称《出师表》），那么梁文中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为《前出师表》之名句，显然失误。

除以上所考辨的具体文史疏误外，梁衡散文中尚有前后彼此抵牾的现象，这种现象或存一篇之中，或蕴数篇之内，圆凿方枘，彼此互敌，应予改正、统一。如《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正文中写道季羡林为小学生题的四句话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而正文右侧的《人民日报》截图所载季老题词及附记短文中却皆将此四句写作“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揆之情理，自当以报纸截图所录文字为准，正文中所写有误，当统一。再比如作者对诗词“格律”问题的认识。在《跨越百年的美丽》中作者这样说：“美对人来说是一种附加，就像格律对诗词也是一种附加。律诗难作，美人难为，做得好惊天动地，做不好就黄花委地。”而在《人格在上》中作者却又这样说：“写诗也是这样，只有合了格和律才美，才算是诗。”“做好人难，做伟人难，好比律诗难写。”在《在欧洲看教堂》中更明确指出：“中国诗赋的格律，就是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声韵和节奏的美。”在《谁敢极言？谁能极言》中则简捷地指出：“古今文章无不在追求追求两个极点，一是形式美的极点：字、词、音韵、格律、结构”。四篇文章中，第一篇与第二、第三、第四篇关于诗词格律问题的认识迥然不同，当统一。又比如作者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中写林则徐发配到新疆后“这时内地林的家人和朋友正在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林则徐却断然拒绝”。而在《清贫之碑——读》中却说：“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获罪，民间准备为他筹钱赎罪，他坚决拒绝，宁愿西出玉门关，充军新疆。”不仅将“家人和朋友”改为“民间”，而且将已经抵达新疆后的举动换作尚未奔赴新疆时的言行，彼此矛盾互敌，应予统一。

再者，梁衡散文在引用相关诗词文句时亦偶有致误者，如《把栏杆拍遍》：引《摸鱼儿》“惜春长，怕花开早”，“长”后逗号当删。《二死其身的彭德怀——纪念彭德怀诞辰110周年》中引用毛泽东赠彭德怀的诗：“山高路滑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实际当作：“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梁衡引文不仅标点有误，而且将路远误作“路滑”，将驰奔误作“驰骋”，将立马误作“跃马”，实际上，这首诗写于红军长征过程中，故言“路远”；驰奔即是为了押韵，更是为了写出行军的紧张、急速；立马，则是因为彭德怀担负殿后重任，且当时正以劣势兵力围歼了国民党骑兵部队，如用“跃马”，则不能表现彭德怀临危不惧、从容坦荡之风度。《百年革命，三封家书》中云：“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正确当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百年明镜季羡老》中云：“他（按指季羡林）就很慷慨地为一个孙辈小儿写了一幅勉励的字，是韩愈的那句：‘业精于勤毁于随’”。按：韩愈原句出自《进学解》，当作“业精于勤荒于嬉”，其下句为“行成于思毁于随”，梁衡文中割并此二句作“业精于勤毁于随”，不知是季羡老题词原句如是，抑或是梁衡先生笔误，如系前者，当有说明，若是后者，应予改正。《宋子文怒辞外长》中“达则兼顾天下”当作“达则兼济天下”。《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中“只知秦汉，不识魏晋”当作“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另外，梁衡散文中亦有一些明显属于校勘、印刷范围的文史疏误，如《往事》中之“我突然想起苏武‘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词句来”，苏武显为苏轼之讹，类此者，皆属校勘、印刷之误，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中。

由于梁衡散文中的不少篇目皆入选各类教材，有的名篇甚至已经刻石立碑（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在广大青少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青少年阶段正是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很多青少年恐怕尚无辨别讹误、考证疏谬之意识、能力，因此，指出梁衡散文中存在的明显文史疏误，以俾梁衡散文的进一步修订、完善，应该还是有必要的。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1页。

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76—577页。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2005年11月版，第13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1页。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第1034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第44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9页。

周密，《武林旧事》，黄山书社，2016年3月第1版，第118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2页。

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7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73页。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版，《增订三版题记》第22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74页。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703页。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603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75页。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398页。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399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98页。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92页。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3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46页。

范晔，《后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49页。

范晔，《后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49页。

范晔，《后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49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63页。

德恒按：以上关于陆游生平之叙述分见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64、第69、第74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81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69—270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70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78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70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1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01页。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35页。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37页。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43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12页。

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12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14页。

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83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79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38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39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76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57—358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62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63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24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17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5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54页。

德恒按：梁衡先生在以上四文中对诗词格律的不同观点，似并非认识上前后不一，而是随顺文意，各从所适。四篇文章中，《跨越百年的美丽》作于“1998年9月25日”，而《在欧洲看教堂》作于“1998年11月”，两文写作日期仅相差两个月，而持论迥异，说是认识上起了质的变化，似非事实。更何况，前三文皆收入初版于2004年4月的散文集《觅渡》，倘若作者对诗词格律已经有了坚定明确的认识，为何不对三文中的相关论述作统一修订？再，从梁衡先生自作的诗赋来看，完全不遵守格律，甚至也不顾及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明显是与《跨越百年的美丽》中所持观点一致。总而言之，以上所引四文中关于诗词格律的见解迥异，做为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当统一。另，切实地说，格律是诗词与音乐分离后被迫形成的创作规范，是音乐性在诗词中的有效存在方式，因此格律是旧体诗词的本质属性，不遵守格律的旧体诗词创作，本质上不属于旧体诗词。以此，说“格律对诗词也是一种附加”是错误的。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84—85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58页。

梁衡，《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76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81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95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60页。

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66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80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58页。

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53页。

参见梁衡，《洗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38、第333页。

作者简介：

张德恒（1985—），男，文学博士，主攻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文学，尤擅诗人生平考证及诗歌艺术研究，兼及旧体诗词文创作。曾出版《梦溪笔谈注评》等学术著作五部，在《兰州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山西大学文学院，文瀛四斋134室 张德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