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一书，是作者在其学生的课堂笔记和录音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介绍了从《尚书》、《春秋》直至《文史通义》等二十多部中国史学名著。因为本于课堂教学，所以语言重于口语化，举例也粗浅明了，而且随性发挥，涉及颇多，有不时偏离主线的缺点；但对于重点要点的反复申明，对于学生不厌其烦的引导劝诫，不乏真知灼见，实是苦口婆心。语多汗漫，谆谆教诲。得益于作者的博学，此书在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越了史学的角度，而是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对于每本史书和其作者的介绍都很基础性，关于做学问的要诀也不过“肯花工夫”、要有广阔的视角即“登高望远的景象”、结合时代背景、善于发现问题、读书贵精不贵多、不要一味薄古好今崇洋抑中之类言之有理确凿无误的观点。我最关注的，还是作者对于每一本史学名著的独到的点评和对整个中国史学史扼要的梳理。毕竟这些史学书籍我大部分都还没读过，作者的分析见解能够加深我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了解，为之后的学习过程做好铺垫；而关于中国史学的形成发生，发展演进，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方面。

作者以一段对中国古代学术极为清晰概要极为精彩有力的评论作为全书结尾：“说到中国学术全体，自当以儒学为主干，为中心。史学从经学中衍出，亦即是从儒学中衍出。儒学应有两大主干，一为治平学，一为心性学。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两汉经学主要在治平之学上，关于心性之学方面，不免差些。即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一段，老释之学迭起并盛，他们都偏讲心性方面，而治平之学则仍沿汉儒路子。故自东汉以下史学大盛，正为儒学未尽衰绝之证。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在讲心性学方面已超过老释。因老释离治平而讲心性，终不如理学家即治平之道而谈心性之更为圆满，更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学，亦特见隆兴。至于清儒，在晚明遗老如顾亭林考史，船山论史，黄梨洲写史，皆极卓越。但后来史学衰而经学盛，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侔。所以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以下为最衰。因其既不讲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工夫。又抱很深的门户见解，贡献少过了损伤。其时的史学，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道咸以下诸儒，因受章实斋影响，转过头来讲经世实用，但仍走错了路，来专讲公羊春秋，仍在故纸堆中立门户。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真是一派胡言。既非经学，亦非史学。既非心性义理，又无当于治平实迹。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乾嘉以来之考据学，至此也复之扫地以尽。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袭晚清，以今文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值得研读数遍，勤加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