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凡是读过任公文字的人，大概都不会觉得他是那么久远的古人。正如胡适挽任公的联所说：“文字收功，神州革命。”任公既是著作家，更是实践家，而且他的著作和实践能够互为动力。从政治、经济、外交的事功，到史学、法学、哲学、佛学、文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诸多方面的撰述，无不表明梁启超不仅是清季民初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中国学科体系和人文学术范式的主要创立者。

然而，相对而言，梁启超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却被他的政治事功或学术思想的高光遮盖了。管见所及，好像还没有一部著作专论梁启超跟教育的关系。事实上，梁启超在教育方面的活动相当丰富：他二十出头就协助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光绪二十三年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流亡日本期间参与了横滨大同学校事务；1920年接办中国公学，继而在清华、南开、东南、燕京等校讲学，晚年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些都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事实。学校教育之外，梁启超还在女子教育、社会教育、道德教育等特殊领域有所建树，他的子女则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

再从教育思想来看，梁启超堪称近代新教育思潮的发动者。特别是他早年所撰《变法通议》（1896-1897）中的《论学校》诸篇，作为整个新教育运动发端的纲领，跟后来官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的诸多细节都有隐含的对应关系。梁启超早期教育论中趋新求变的意义比较容易被理解。这些学校论主要集中在启蒙教育阶段，往往搬用欧美传教士或日本教育家的论说，原创性不强，但在梁启超一支锐笔和新兴报章媒介的加持下，却获得了很大反响。而当教育规划进入大学阶段，梁启超援引的资源就更为复杂了，其中的思想价值也更值得审视。

讲到梁启超大学论的发端，不能不提戊戌“百日维新”期间他为总理衙门代拟的《大学堂章程》。这部章程规划的“大学堂”跟后来的北京大学既相关又不同。因为最初京师大学堂兼有统辖各省学堂的行政职能，同时又借鉴了当时南洋公学等新式学堂的分斋或分等体制，包含小学、中学、师范，附有编书局、藏书楼（图书馆）、博物院（博物馆）、仪器院（实验室）等机构，可以说是一所全学程的模范学校。在学堂功课部分，梁启超和同时代的张之洞一样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他把学问分成“溥〔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溥〔普〕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也。”，并在这一框架下罗列学科门类。梁启超自陈这样的划分是根据“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别”。同时期，张之洞《劝学篇》论学制也有类似区分，今人容易将之理解成普通基础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区别。其实“普通学”和“专门学”在西文中并没有对应词，二者都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的发明。“普通”和“专门”一开始也并不指学科程度，而是区分知识的性质：道德、历史、地理、文学为常人所通用，就属普通学；格物、化学、法律等由专家研究，则属专门学。在梁启超所拟《大学堂章程》中，经学、理学、文学、诸子等中国旧学就只有普通学，没有专门学。张之洞《劝学篇》讲“中学守约”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学治身心”——对大多数人而言，传统学问不是专门研究的对象，而是身心性命的归宿。普通是“体”，专门是“用”，《大学堂章程》中的“普通学”类似今天所称通识教育，“无论何种学生”都要在三年之内完成。

梁启超《大学堂章程》功课部分的结构，来自一年以前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时务学堂“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其课程规划同样分为“溥通”和“专门”两部分，同时强调“专精”与“涉猎”之书并读，设立“札记”“问格”“课卷”等过去书院常见的教学形式。只不过札记批答的内容变成了从《公羊》《孟子》发挥的民权革命论。时务学堂“读书分月课程表”的思路还可追溯到甲午年梁启超根据康有为《桂学答问》宗旨而作的《读书分月课程》。这份课程规划借用了元代朱子后学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格式，却将学程大为压缩，将理学读书功程改造成了六个月内速成“康学”的秘笈。到戊戌年《大学堂章程》，梁启超只罗列门目，没有具体的课程安排。但我们仍不妨推想，梁启超早年的大学理想，除了西方和日本的模范，“普通学”部分很可能包含着一个理想化书院的原型。

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认定教育“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对大学关注不多。再度与“大学”深入接触，已经是二十年以后欧游归来之际。1920年梁启超和门人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一开始就有改大学的动议。随后蒋方震给张东荪写信讨论此事，却主张不要挂大学招牌。蒋方震指出当时大学名目已经沦为一种窠臼：“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张东荪在回信里不同意完全用书院教法，却也说要“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蒋、张对书院体制的推崇或接纳，跟一战以后国内教育观念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时在杜威实验主义和道尔顿制、自由讲座制等英美新教育模式影响下，清末以来新学制步趋的那种德国式或日本式的集团主义学校体制逐渐松动，教师主导下进行班级集体讲授的“赫尔巴特式教授法”也开始遭到质疑。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胡适、吴宓等相继把目光投向传统书院，并从中塑造出以宋代理学书院和清代经古书院（诂经精舍、学海堂、南菁书院、龙门书院等）两个典范类型。

1920年代梁启超致力于讲学、办学和学术著述，与大学多有交涉。1927年初夏，梁启超与研究院诸生同游北海，发表谈话，可视为他大学论述的晚年定论。在这篇《北海谈话记》中，任公回顾了时务学堂以来的教学经验，区分了书本子的学问和做人的学问，主张在大学的“新机关”中参合“旧精神”；也顺带批评了新式大学功课太多，急功近利，驰骛于片段的知识，却少有人相信“道德的存在”等弊病。

在梁启超这篇谈话里，还有一大段对近代以来功利思潮崛起的回溯，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个晚清人物为轴，讲述了一条道德退化的路线。他所羡慕的，是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到李鸿章以下，道德本位成了功名本位，袁世凯更是富贵本位，最终酿成了民初的乱局。梁启超对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物的评价未必公允。他要表达对于曾国藩一辈“道德团体”的向往，引了曾氏的古文名篇《原才》来说明如何从改造少数人入手鼓舞一世之风气。其实我们知道，《原才》是曾国藩京官时期的少作，当时与他砥砺理学、日课互质的唐鉴、倭仁、刘蓉、邵懿辰等人，跟后来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等“中兴名臣”并不属于一个圈子。梁启超有意模糊其中界限，目的就是要凸显道德的力量，将道德修养作为成就事功、风俗的一个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推崇非但由来已久，而且历久不变。早在1902年，他就有意要为曾国藩作传；民国以后更编集《曾文正公嘉言钞》，还曾为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作序。在《北海谈话记》中，梁启超提及时务学堂师生唐才常、蔡锷与湖南新军将领黄泽生关系密切，而黄泽生正是胡林翼的再传弟子。提及这段轶事，也有将时务学堂直到国学研究院的讲学风气上溯曾、胡的用意。

以一战后欧游为界，研究者通常会把梁启超的生涯分为从政与讲学两段，而在这种区分背后，还往往包含着梁氏学术宗旨从趋新转向念旧的判断。更不用说任公自己也喜欢塑造本人“为学无恒”“流质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的形象。但从他的大学论述乃至整个教育论述来看，还是有很多贯穿始终的关切，比如书院教学的传统、理学读书的功程、道德意识的凸显。这些关切不是到了晚年讲学或者受到西方教育新论启发的时候才冒出来的，而是在他教学生涯的起点之处就已经决定了。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就得更细致地考索晚清岭南的教学风气，以及道咸以降时局影响下书院教法的转变。万木草堂或时务学堂也许并不是特例。

（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古今转型、晚清文学及相关学术思想史和近世文教与读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