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0月，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唐才质的《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载：“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1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时务学堂既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还是戊戌维新期间全国最具影响的学校之一。时务学堂的成立，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局面的开始。

时务学堂成立之际，即聘请了梁启超任学堂中文总教习，梁说：“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梁认为在中国要进行维新变法，首要者在于开启民智，故他把时务学堂作为“开民智”的一个重要阵地，他的教育宗旨亦偏重于“政学”教育。他认为当今救中国一定要“兴民权”，而“权者生于智者”，开民智为当今要务。他在《湘报》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湖南应办之事》，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所以“有时务学堂之设”，时务学堂的创办是“意至美矣”。梁启超之所以决意辞去《时务报》主笔来湘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职，很大部分原因是从开民智这一深层原因出发的。在此篇论文中，他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想法。他提出时务学堂定额招收学生120名太少，应扩大招生数，前120名可以“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但另外可以扩招许多名，扩招的“成就不必其远大”，关键是要使他们懂得“政学之本原”“中外之情形”，这样可以“广风气”“消阻力”。

增多在各州县招收学生的目的是要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就犹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果能广开民智，三年之间可使“议论悉变”，这样一来，风气为之一新，民众的思想也可以焕然一新。这就为维新变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他论时务学堂应注重的事情及作用时说道：“(时务学堂)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梁启超在其亲自拟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也将办学目的讲得很清楚。他说学生首先“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并勉励学生有孟子所说的宏远抱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有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向，有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责任感，并还要“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如“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等学问。既有远大救国志向，又有中西各种学问的人即是时务学堂的人材培养方向。梁启超还将教育内容概括为10点，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从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拟定的学约及所论述的湘省时务学堂要注意的事情来看，其主要包括了两大特点，即时务学堂的教育强调一是“以政学为主义”，二是“中西并重”。

首先，时务学堂十分注重“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为什么时务学堂十分注重“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呢?这与任中文教习的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分不开。梁启超是“西政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也非常重视“政学”教育，这对其弟子影响很大。梁启超既继承了万木草堂“政学”教育传统，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梁启超认为“政学”乃治国之大道，用途甚广，见效甚速。他是继康有为之后最明确提出“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思想家。他曾指出：

“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材而无艺材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也，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材而无政材也，则绝艺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散而处于欧尧墨(美)各国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材，而卒无用也。”

梁启超正式提出了学校教育应“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主张，并分析了“以政学为主义”教育的优越性，指出只有从“政学”入手，“艺学”才会更有其用。梁启超还历举东西洋各国兴政学以图强的事实说明政学之重要：“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并批评中国学校忽视西政教育：“中国向于西学，仅袭其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学院曾靡闻焉。”他十分赞赏日本致力于西方政治学说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并极力推崇之，同时也称颂其师康有为注重西学之精义，且鼓吹教育应以政学相标榜。他在上张之洞请求改革书院函中极力主张学习日本的政学教育，他说：

“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浡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

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今日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梁启超不仅理论上论证了西政教育的意义，而且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中也力行之。时务学堂课程内容便明显体现了梁启超的思想：“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梁在讲学时亦常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他“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如梁启超在批阅学生张伯良所提民智与政治等的关系问题时答道：“凡权利之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再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诸君既共识此意，急求学成，转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是或可以不亡也。”可见，梁氏在教学中是贯彻了他的“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的。他坚持以政学为教育主旨，这与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是密切相关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常利用《公羊》三世说作为他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康氏作《孔子改制考》，其目的也是托古改制，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正名。梁启超直承康有为的政学教育思想，并加以发挥，更显激进。他“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使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明显体现出来，时务学堂成为维新派开民智的一个重要阵地，成为维新运动中学校参与政治改革的典型范例。

其次，梁启超还为时务学堂制定了“中西并重”的教学原则。按梁启超等人的思路制定的《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中规定：“学生所学，中西并重，西文由浅及深，按格而习;中文则按照总教习所定课程，读专精之书，及涉猎之书。”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里，对新学课程规定得更为详细。章程将课程分为两大类：一曰普通学，一曰专门学。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此学是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尚无)、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分为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掌故学、格算学。刚入校的学生先学普通学，6个月以后及各认专门、学专门学之后，仍习普通学。普通学和专门学中又各分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从这些课程设置来看，也突出了以“政学”为主的宗旨，而且是以学西方政治为主。

再次，梁启超还为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措施有：

其一，建立札记册制度。规定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两本，“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关于记心得也做了细致规定：一是记引申所读书之义，一是辩驳所读书之义。对于初入学学生，因所读书不广，心得不多，便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这样做使学生读书必经自己头脑思考，不可马虎，并能深入下去。札记每五天交一次，由教师批答后发还学生，交此册时即领回彼册，两册轮换。据《湖南时务学堂选编》所载的“教习梁批”多达140余条，批阅长者达1000余言。梁启超对这些札记批阅得非常认真。他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记批阅札记的情况说：“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互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如学生札记中问君臣关系问题时，梁启超批道：“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学生们在札记中表现的进步思想、民主要求，得到了梁启超的热情鼓励和指导，这些札记批语是对学生的启蒙教育，使学生思想逐渐脱离封建专制思想樊篱，它不仅是联系师生情谊、交流思想的好方法，而且也是进行政学教育、宣传维新思想的良法。

其二，严格考试制度，酌情奖励。时务学堂规定每月考试一次，每次命两题，考生自选一题。考后由总教习、分教习阅卷，由院长分列等级，批给奖励，每次考试分数公诸讲堂，优秀者则登在《湘报》上。学生在考试中功课有精进者或能自创新理自著新书或自发疑难问题者都纳入“异常高等”之列。学生中札记、所提问题及课卷中成绩优异者，每次都抄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刻出后即“公诸天下”。这种考试、奖励制度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学风活泼清新。

其三，问难和讲学制度。按梁启超的思路，时务学堂规定讲堂上设一待问题匦，学生读书中有疑问，就将疑难问题写上放入匦中。所提问题由讲席当堂批答榜示。还要求提问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的方法，问题若“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则不必问。学生问的大都是与时事政治、国家盛衰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学生左景伊问：“日舰东来，款赔地削，国益蹙矣;强邻觊觎，莫知所御，种亦弱矣;耶稣天主，流传极远，教益微矣。中土士大夫咸知国蹙、种弱、教微之非计，而究之国之所以蹙、种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徼之故……”梁启超批道：“必知所以保国，然后能保国也;保种、保教亦然。一人之力不能保也，则合多人之力以保之。多一知此理之人，即多一能保之人;若使天下人人能知之，则无不保之国，无不保之种，无不保之教矣。必如何而后能知之，非学问不为功也。王文成曰：‘未能知，说甚行?’然亦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也。故学者亦但求知而已，勉强学问，天下可办之事正多，我非大言以欺诸君也。”这种问难质疑的方法使每个学生的疑难问题都得到及时解答，养成了学生勤于思考、大胆质疑的良好习惯，也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宣传维新思想。

梁启超等在时务学堂札记批语以及问难批答刊刻出来后，被一些反对维新的守旧分子发现，他们如临大敌，对维新派发起了疯狂攻击，引起了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本来时务学堂是适应维新变法需要而创立的，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以政学为主义，且尤注重变法理论、民权平等思想的宣传。梁启超等人在札记和问难中的批语确实非常激进，这些批语初时只是在学堂内部传播，堂内空气日益激昂，但外面尚不知晓。后来放寒假，学生归乡，出札记示其亲友而引起巨大惊异和纷纷议论，结果使“旧派哗然，大肆讥议”。守旧派视札记批语为“异类”，故编《翼教丛编》并加上批驳的案语，想以此警示后人。守旧派“哗然”“讥议”并不奇怪，因为批语中确实有许多言论惊世骇俗，矛头很明显地直指封建专制政体。从梁启超学生课艺札记的批语中和守旧派对他恶言攻击时的案语中，即可看出梁启超对湖南新思想的开启功不可没，也可看出守旧派对梁启超的惧怕和仇视。选录几段批语、案语于兹，可见当时新旧思想斗争之激烈。

梁批：“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者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汝已见到此层，但未鞭辟入里。”

案：“兴民权只速乱耳，安得不亡!”

梁批：“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案：“‘惜君统太长’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时时作乱，然后快于心与?”

梁批：“日本所以二千余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将军，凡欲篡位者篡大将军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强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义愤号召于天下，天下应之，皆侠者之力也。中国无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启超欲兴民权，所以藉口于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侠，所以藉口于日本之自强。童子何知，其不为此似是而非之论所误者鲜矣。”

梁批：“中国旧论常以能言不能行责人，此最谬论。盖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长，不能相非，必欲以责一人之身，万无是理。”

案：“时务学堂之设育人材也，能言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皆持梁启超之说以教人，岂非误尽天下苍生耶?”

时务学堂这些批语后来被某御史刺录并将其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朝廷“严劾”，结果成为构成“戊戌党祸”的重要原因。所以后来梁启超说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梁启超由于把湖南维新运动鼓动得高潮迭起，因而也成为守旧分子攻击最多的一个人物，守旧派骂他：“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从守旧分子对梁启超的恶毒攻击中可看出梁启超在湘省维新运动中号召力和作用之大是难以替代的。如果梁启超没有来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学生思想是否会如此活跃，大概还是一个问号。

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到时务学堂来任主讲并非一般的教学活动，而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他急切地希望湖南能成为维新派的一个根据地，作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一个楷模，他确实在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湖南一大批维新志士的支持下达到了这一目的。梁启超确实也是全身心投入到时务学堂“开民智”的教育中，他在1897年12月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说“此间(指湖南时务学堂)之忙，更甚于上海(指任《时务报》主笔)”。也因梁启超准备1898年春即离湘北上进京，辅助在京的康有为筹划变法，所以他在给何擎一的信中说“此两三月讲肄最勤，可大得益也”。可见他也计划在湘停留不会太久，仅数月时间，故他要充分利用这短短的时间来贯彻他的教学宗旨，他也确实是做到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做的一切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主要有：

首先，时务学堂“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方针冲破了以传授封建伦常为主旨的教育模式，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学堂学生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很多，梁启超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讲演》中曾回忆说：“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中有十一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难八人!”梁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记有此事：“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炳环)、林(圭)、蔡(钟浩、钟沅两兄弟)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后来时务学堂学生林圭、李炳环、秦力山、蔡钟浩、蔡钟沅、田邦璇、田邦玙、唐才常、唐才质、朱茂芸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并都成为自立军的中坚，时务学堂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还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这些都与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

其二，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促进了湖南思想界的大解放。时务学堂所宣传的民权政治论是对暴虐不仁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反叛。它无疑触犯了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政体。它启发人们懂得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开启民智;它宣传的民权平等、国会议院等思想是湖南近代最早的革命性的启蒙教育。唐才质后来回忆时务学堂的学习时说：“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又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民权平等学说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与湖南维新运动中谭嗣同、梁启超的启蒙、激进主义教育密切相关。

其三，时务学堂的创办还为湖南书院的改革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树立了榜样。湘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示》中就表示办此学堂能促使“各府厅州县官绅士庶闻风兴起，各集捐款，设立学堂乡塾，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时务学堂创办后，湖南各地的书院纷纷仿时务学堂进行课程改革，各地新式学堂也纷纷建立，如浏阳士绅将县城6所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学堂;郴州士绅创办了经济学堂;湘乡创办了东山精舍;宁乡则开办了算学堂。这些改革后的书院和新办的学堂在教学上也仿时务学堂“中西并重”的教法，全省学风也为之一振，使新兴教育出现了勃勃生机。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教育事业也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维新时期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也颇有关系。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教虽然只短短半年，但他和谭嗣同等湖南维新派共同掀起的维新变法浪潮却将湖南维新运动推向了波澜壮阔的浪尖。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