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城区有一个小地方，曾有过三度辉煌。这个小地方就是位于三贵街的时务学堂旧址。

时务学堂三步曲――三贵街、时务学堂、中原公司

长沙市内的三贵街，是一条很普通的老街，宽不过5米，长不过数10米，旧式的平房，低矮的建筑，与当今国内火热的城市建设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仿佛成了被现代人遗忘的一角。然而，就这么一条不起眼的小街，竟与中国的近代史息息相关，由此引发的事件，成了动摇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最早的策源地。

三贵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一代重臣刘权之宰相的旧宅。刘权之是长沙人，在乾隆嘉庆年间为官50余年，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协力大学士、兵部尚书等。70岁荣归故里。他居住的那地方取名为三贵街（刘权之有兄弟三人）。

1897年，三贵街注入了新的生命。清朝废除科举制后的第一个学堂――时务学堂成立，并于当年10月正式开学。该学堂是浏阳籍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与维新派志士唐才常等倡议创办的。该学校的名字来源于“识时务者为俊杰”，道出了维新派的宗旨所在。

时务学堂最初选址在长沙北门外侯家珑，未建好之前暂定于原刘权之的故宅。时务学堂仅办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停办，所以时务学堂的故址就是原刘权之的故宅。刘家在乾隆、嘉庆年间曾盛极一时，到光绪年间便人去楼空，房主已换为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成的族祖父）。谭嗣同与唐才常因创办时务学堂，便佃下了该处房屋。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掀起了救国救亡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运动。湖南的执政者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都是维新派人物，他们支持开办新式学堂。时务学堂的办学经费类似民办公助的形式，一部分来源于社会捐助，一部分来源于开矿利润赢余，政府也补助一部分。清朝翰林熊希龄被任命为学堂总理（校长），任命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任命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时务学堂第一批招收了120名学生，可谓人才辈出，济济一堂，其中有蔡锷、林圭、田邦璇、杨安人等将领，以及范旭东等知名人士。次年7月，戊戌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其办学时间不到一年，但播下的维新改革的火种，却呈燎原之势。戊戌维新失败14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布了清王朝的覆灭，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事后梁启超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可以这么说：没有时务学堂，就没有戊戌维新，也就没有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所以后人评价戊戌维新，认为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出它本身的范畴，而戊戌维新却始于时务学堂，可以说时务学堂是戊戌维新乃至辛亥革命的摇篮。

戊戌维新后25年（1922年），梁启超应当时省长赵恒惕的邀请来长沙，由曾经当过梁的秘书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作陪，重游时务学堂。当时时务学堂已归湘潭一个姓言的老板。言老板听说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要来，立刻笔墨侍侯。梁启超睹物思人，潸然泪下，写下“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

抗战期间，长沙城几乎毁于“文夕大火”，时务学堂也难逃劫数，成了废墟一片。幸得言老板在大火前夕将梁启超亲题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转藏于湘潭才得以幸免。

时务学堂旧址是一块宝地，自然会有识宝的人来相中它，这个人就是陈云章。

陈云章191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为辛亥革命的同龄人。他接受传统的教育，年青时便立志报国。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社长，是一个民族感很强的人。他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暴行，深恶痛绝。他利用报纸积极宣传抗日，带领全社人员到民间募捐20余万元，发放到常德守城的几千官兵手中。

抗战胜利后，陈云章在实业先驱李烛尘、范旭东等老前辈的影响和指点下，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45年，陈云章将学校委托他人管理，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员来长沙筹办中原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他用1.2万元买下了占地8亩的时务学堂旧址，在废墟上兴建三栋红砖洋楼，中间留出一大块地方准备建造中原大厦。一旦竣工，将鹤立鸡群，十分显眼。

言老板去世后，陈云章打听到梁启超的题字“时务学堂故址”在言老板的儿子手中，即以40担米买下了梁启超的手迹。可以说，时务学堂剩下惟一的两宝――宝地和墨宝均归于陈云章的名下。

三贵街再度注入新的生命

陈云章与时务学堂的缘分并不限于宝地墨宝。时务学堂的那种改革旧制、民权平等、救国救民的精神造就了陈云章的性格与人品，他向往和平，刚直不阿，仗义执言，不畏权势。

1946年冬，陈云章通过竞选当上省参议员，不久又当选为省工业会理事长和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当时内战已迫在眉睫，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成立联谊会，他被推选为第一负责人。湖南省、市51团体成立和平促进会，他当选为主席。

1948年初，中央委员刘文岛以特派员的身份来湖南干预地方立法委员选举，陈云章对此极为不满。在与刘文岛交涉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乃至动手。此事国内诸多报纸刊登，香港《大公报》以“湖南民主斗士陈云章”为题，在显著位置作了详尽的报道，美国的一些报刊也转载了这条消息。1948年秋，内战频频失利，于是密令各地央行，将库存的黄金、白银运往上海，伺机运往台湾。陈云章以其合法身份，召集省、市工农商六团体会议，旋即带领人马，封存了湖南央行的金库。国共和谈破裂后，成立“戡乱委员会”。在省参议会上，陈云章带头发难，语惊四座：“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和平，即便投降也在所不惜。”他的这些言行，使统治者十分震怒，派遣特务多人来中原公司他的私宅进行暗杀，几乎丧命！然而，为了和平，他义无反顾。

由于陈云章的地位与头衔，与的达官贵人少不得有来往，同时，他又是有胆有识、思想进步、颇具号召力的民众领袖。因此，他成了沟通地下党与进步势力的桥梁人物。他不是共产党员，为了湖南的和平，他愿意为党的工作，三贵街再度注入新的生命。他的中原公司和他的私宅，就成了地下党领导人秘密集会的场所。省工委的一些负责人如余志宏，涂西畴等就是通过陈云章与军政要员如文于一、蔡杞材等取得联系的。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陈云章不但在言行道义上给予支持，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当他得知地下党经费有困难时，便在工业界筹措了“地下”经费4000余元，存于蔡惠圃的友林药房，由省工委专人支取。把扣留三艘外轮货物拍卖所得的3万余元做“地上”经费，供起义部队使用。

梁启超的墨宝最终“完璧归赵”

解放后，陈云章回归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南京、长沙等地的院校如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多年，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等。他的中原公司于1949年7月停业后，其办公楼也被撤除，地皮另做他用，只剩下陈的私宅，即现在的三贵街15号，仅占原时务学堂旧址的八分之一。于是，梁启超的墨宝对他来说就倍加珍贵了。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墨宝寄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他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在“”期间却反成了冲击他的“罪证”。但他浩然正气，不畏强势，相信真理，不看大字报，不写大字报，不写诬陷他人的材料。

“”后，陈云章去湖南大学图书馆询问墨宝时，却被告之不知去向，当时经手的馆长已在“”期间被迫害致死。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意外地获知，原来湖大图书馆将这一部级文物又转存到省博物馆。几经交涉和落实政策后，墨宝终于物归原主，回到了陈云章的手中。墨宝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人世沧桑，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真可谓苍天保佑！

墨宝的文物价值早已为世人所知，海外的收藏家愿出高价收买，陈云章坚决不允。他毅然将这一部级文物捐献给湖南大学，其中原因虽较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4年后，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求实书院随之并入，定名湖南大学。梁启超的墨宝放在湖大图书馆保存，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泰籍华人罗武子，出重金在岳麓书院后门建一纪念亭“时务轩”，将“时务学堂故址”碑嵌入其中，以供世人瞩目。

时务学堂必定再度辉煌

三贵街15号是陈云章的私宅，该私宅被命名为“天倪庐”。“天倪庐”3个字是著名学者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亲笔题赠。进大门正对的建筑是“天倪堂”，是陈云章父亲陈天倪的纪念堂。天倪堂大门左上角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周谷成题的“天倪堂”三字。堂内有孔子的嫡派传人孔德成题的“天倪堂”，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题的“天倪堂”，老革命家李锐题的“天倪堂”等等。“天倪堂”内还有众多海内外的鸿儒硕学、政界名流的碑刻、字画、信札、照片等等，跨度从19世纪至21世纪。游览期间使人目不暇接，恍若置身于那深厚的湖湘文化氛围之中。

进大门右边是陈云章的住房“思默庐”，这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与中原公司办公楼同时建造。这是陈云章自行设计的，外表看来好像是一层、而实际上隐含着两层的建筑，体现设计者的独具匠心。

连接“天倪堂”与“思默庐”之间是一座绿琉璃瓦的牌坊，梁启超所书的“时务学堂故址”碑，李肖聃所书的“时务学堂题记”碑、李况松的“跋”碑和陈云章的“题记”碑一字排开，显示出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地方，它既是时务堂的旧址，也是梁启超题字的地方，它向世人揭示了这块宝地几百年来兴衰的历史。

长沙是一座历史名城，因而时务学堂对长沙近代的人文历史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台湾中华仁学会的负责人、谭嗣同的嫡系后代谭恒岳，湘籍著名画家黄永玉都拜访过陈云章，他们对时务学堂的历史、对恢复时务学堂旧址都非常关心。他们都希望在这里建成今后长沙的一个讲学场所，将谭嗣同和时务学堂的精神发扬光大。

长沙市政府决定，在时务学堂的旧址上复原时务学堂的旧貌。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确定恢复时务学堂旧址的用地，文物部门也派专人查找原时务学堂建筑的图纸或照片，并征求学术界、文化界权威人士的意见，将它建成为长沙市的文化活动中心，长沙第一个近代史博物馆，收集和陈列近代史上湖湘名人的资料。时务学堂必定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