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下》 翻译 《书教下》 翻译 《周易》 说： “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 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 ” 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 来概括古今的书籍， 撰述应当圆活象神明， 记注应当固定象智慧。 智慧用以收藏往事， 神明用以预知未来， 记注应当使往事不被忘记， 撰述应当能预测未来， 因此记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 撰述预知未来象神明。 收藏往事应当完备无遗， 因此体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现为方； 预知未来， 应当有选择有取舍， 其体例不能一成不变， 其品格表现为圆。 《周礼} 记述周代官职有三百六十种， 能够说已经相当完备。 然而诸位史官都掌管记注， 还未曾有专门进行撰述的史官， 那么， 流传后代流行久远的功业， 不能拘泥于职务，不一定要等待专门史官设立以后才进行撰述； 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 深刻了 解二帝三王治国精髓的人， 不能进行撰述。 这就是(尚书} 没有固定体例的原因。 《尚书》 、 《春秋) ， 都是圣人著成的典籍。 《尚书》 没有固定的体例， 《春秋》 有固定的体例。 因此， 《尚书》 这一流派转变归到《春秋》 中， 而《尚书》 著书宗旨与编纂方法却没能流传下来。

有固定体例的容易效法， 无固定体例的难以继承， 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然而撰述与记注两类史书， 自从有史书以来， 二者不偏废。 (后来史学家) 不能探究六经深意， (但) 没有不受其遗留宗旨影响的。 史学家继《春秋》 以后而写作的史书， 没有谁赶得上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的《史记》 与撰述极为接近， 班固的《汉书》 则与记注相似。 从《尚书》 发展到《左传》 ， 《尚书》 没有固定体例而《左传》 有固定的体例， 是为解释经书。 从《左传》 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 ， 《左传》 按年月顺序记事， 《史记》 则分类记事， 以搜集记述(编年体) 不能包罗的内容。 从《史记》 发展到《汉书》 ， 《史记》 贯通古今变化， 而《汉书》 则墨守成规， 以显示记述内容已完备无遗。 就表面而言， 《史记》 与《左传》 差异很大， 而《汉书》 与《史记》 极为相似。 (原因是) 《左传》 体例直接 (按时间顺序记事) ， 自然是编年体开山作， 《史记》 与《汉书》 记事详细完备， 都是纪传体的鼻祖。 推究作史方法来说， 那么《史记》 体例灵活， 在许多地方受到《尚书》 著书宗旨影响， 《汉书》 体例详备固定， 在许多地方受到《周礼》 著书方法的影响。

《史记》的纪传体例， 依据《左传》 编年体而简要地进行区别， 并不过份拘泥干题目。 《伯夷列传》 是七十篇列传的序言， 不是专为伯夷而作。 《屈原贾生列传》 用以痛斥绛侯、 灌英的谗言， 文中记录屈原的部分， 不是为表达屈原的忠诚， 实是哀悼贾谊。 《仓公列传》 记录医案， 《货殖列传》 兼记物产， 《龟策列传》 只记占卜方法， 仍有根据事类命名篇目的宗旨， 并不局限于记述某人的事迹。 《张耳陈馀列传》 ， 记一人同时反映另一人。 《孟子荀卿列传》 全面概括游学士人的著述。 名称与标题， 往往不拘泥于体例， 仅仅用来命名篇目， 象《关睢》 、 《鹿鸣》 ， 实际是指高贵的宾客和贞淑的女子。 但是有的人却因此批评《史记》 分类不当， 又有的人批评《史记》 前后重复缺乏检查， (这些人) 不懂得古人著书的方法， 用后代墨守成规的固定体例， 反过来批评古人对史书体例的变通， (由此) 也知道《史记》 体例灵活， 仍有(尚书》 的遗风。 《史记》 体例不能看成固定的法式， 《汉书》 继承〈史记〉 体例， 把这种体例固定下来， 成为后代史学家永远固守的著书方法。 夏商周三代以后， 史学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只能墨守成规， 要等到真正史学家产生才能有创新， 这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然而《汉书》本来属干撰述而不是记注， 那么它在整体上与记注相近的同时， 仍注意用圆活变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