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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教下翻译

《书教下》翻译

《周易》说：“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来概括古今的书籍，撰述很难当作可靠的史料；说它是撰述，则芜杂繁多，难以记颂。其原因是一般史书只知道在体例方面求得完备，而史书却被体例所束缚；只想在表面上求得相似，却不知道纪传体来源于《春秋》，《春秋)原是符合《尚书》最初着述的宗旨与原则。《周易》说：

“遇到困境就要变革，变革之后才行得通，行得通才能久远。”纪传体确实是三代以后优良的体例，但流传已久，古人着史的宗旨，反而被后代墨守成规的纪传体例所蒙蔽，怎么能不考虑一下变通的方法呢

《左传》编年体例，不能详细区分事类与体例，《史记》与《汉书》纪传体例，是用来补救编年体的不足。一般史书反而被体例所束缚，以致史书越多，史事越隐晦；正象训诂注疏是用以解释经书，庸俗的经师反而沉溺于注释而不懂经义。经书是解决疑难的，应当研究没有注释时的本义；史书被体例所束缚，应当研究没有体例时最初的方法。体例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尚书》未变化到《春秋》时最初的着述方法呢

神奇变为腐朽，腐朽再转化为神奇，注释《庄子》的人，认为天地自有变化的规则，人只能随之神奇或腐朽罢了。事物经屡次变化会恢复原初状态，过份修饰必然会返归质朴，这是天下自然的规律 ，《尚书》体例灵活，它在史书中，能说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没有能继承这种体例的人，因此发展成为编年体，又演变为纪传体。大约从刘知几以后，没有人不认为《尚书》着史方法失传，史官不能继承发展它的方法。又，从《隋书·经籍志》以来，着录史书都以纪传体为正史，编年体为古史，历代相沿不改，史书就分为正统与附庸，没有谁不是把纪传放在第一位，而把编年放在第二位的。这样，纪传体史书以非正宗地位继承《春秋》占据统治地位，荀悦、袁宏所着编年体史书反而从正宗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纪传体分类记事有缺陷，又采用编年体来记述历史。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资治通鉴》编年记事有不足，又采用了分类记事方法。按：纪事本末体体例，根据不同史事命名篇目，没有固定的格式；不是对古今史书体例精髓有深刻的了解，就不能做到收集剪裁得当，既无遗漏也不杂乱。文字比纪传节省，记事比编年体通达明白。有判断有选择，体例灵活，这才真正是《尚书》的宗旨。袁枢最初并没有这种想法，而且他的学识也不能够创立这种新体例，所着《纪事本末》一书也不完全符合本末体史书要求。因此历代目录学家，都把该书列入杂史之中，自然属于汇编类史书，方便人们阅读罢了。但是根据它的记事方法，深入思考，加以精心推理，那么古代史书的本原，隐约能够体会到一些。有的史书作者很浅陋，而阅读的人却眼光深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属这一类．因此说，神奇变腐朽，腐朽再变为神奇，源于同一道理。

史书是记载事件的，事件千变万化不会整齐划一，历史书籍也必须富于变化才能恰如其份地反映事件，那么就必须就事件来命名篇目，不被固定的体例所束缚，然后才能起迄自如，没有一句遗漏的话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这就是《尚书》之所以变化无穷，后人无从仿效的原因。到《左传》，己不免以文辞曲从于体例，这是必然的规律与趋势。拿上古时代圣人的着作，来苛责后代的史官，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