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实事求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体会。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了。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种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相同主题的书，要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另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联系员”

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系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

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