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茶馆的情况与唐宋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人对茶馆的态度

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普遍认为茶馆品位不高,“非君子驻足之地”。米芾于《画史》中说:“程坦崔白之流,皆足于茶坊酒肆遮壁,不入吾曹议论。”到南宋时,一些落魄文人如戴复古、刘克庄等有咏及出入茶坊的诗句,如“一笑上茶楼”、“常过茶邸租船出”等,但这不过是玩世不恭的愤激之语。

而元朝的社会情况有较大的变化,文人受其影响很大。元朝不太重视文化教育,建立之初就取消了科举考试,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唯一的一条荣身之路。大部分读书人缺少谋生的本领,以至贫穷潦倒,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依靠卖文为生,和勾栏的关系日益密切,有些文人如关汉卿等,甚至粉墨登场,扮演角色。元杂剧即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达起来的。勾栏与茶馆的关系如上文所说,那么文人与茶馆的接触自然也就是十分普遍的了。

饮茶更加普及与通俗

由于蒙古人秉性质朴,于饮茶上不好繁文缛节,而喜欢直接冲泡茶叶,因此,有元一代散茶大为流行。而散茶的流行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在某种程度更加有利于饮茶的普及,促进茶馆的大规模发展。

随着饮茶的简约化,元代茶文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俗饮”日益发达,饮茶与百姓生活结合得更为密切而广泛,而“俗饮”正是茶馆文化的精神。元代茶馆的数量很大,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元代由于“小钞极少”,在民间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其中就有所谓私下订立的“茶帖”。元延祐元年(1314年)九月,“中书省近为街下构栏、酒肆、茶房、浴室之家,往往自置竹木牌子及写帖子,折当宝钞、贴水使用”。如果不是茶馆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把“茶帖”当钱使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由此可见元代茶馆之盛。

元代茶馆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元好问《续夷坚志》载:“东平人钱信中,案钱谱收古钱,凡得数十种,付之茶店刘六。”刘六大约是兼做代售古钱的生意。元陶宗仪《辍耕录》载:都下李总管在ト肆中算命寻子,“坐中一千户李人茶坊”,告之其子下落。元人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中,柳隆卿云:有造化再弄个主儿也好。”胡子传上,“……今日且到茶房里去闲坐一坐,这里的柳隆卿、胡子传是戏中两个帮闲无赖人物,他们所说的“再弄个主儿”即寻找有钱人家的子弟,怂恿其挥霍,自己从中捞钱的意思。这几个例子说明元代茶馆已经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了,较之唐宋,多元化倾向更加明显。

元明以来,曲艺活动盛行。北方茶馆有大鼓书和评书,南方茶馆则盛行弹词。这为明代通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张岱《陶庵梦忆·二十四桥风月》所载,广陵(今江扬州)“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依徒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魃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钱向茶博士买烛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妓女之众、茶馆之多可见一斑。

茶馆的成熟

经过唐、五代、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期,中国茶馆走向成熟。

“茶馆”一词正式出现在明末清初。据明末张岱《陶庵梦忆》卷记载:“崇祯葵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明代茶馆较之以前各代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茶馆的档次有了区分,既有面对平民百姓的普通茶馆,也有了满足文人雅士需要的高档茶馆,后者较之宋代更为精致雅洁,茶馆饮茶对水、茶、器都有严格的要求。

吴应箕《南都记闻》记述南京一家茶馆说:“金陵栅口有五柳居,万历戊午年(1618年)，僧赁,开茶舍,宣壶锡瓶,时以为极汤社之盛。然饮此者,日不能数客,更皆胜士也。南中茶舍始此。”宣窑瓷壶极为名贵,拥有此种茶具的茶馆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出入的。

另一方面,因为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以此,明代市井文化相当繁荣,“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既是市井文化的反映,同时又是为广大的市井百姓服务的。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明代的茶馆文化又表现出更加大众化的一面,其突出表现即是明朝末年北京街头出现了面向普通百姓的大碗茶。

明代茶馆除了茶水之外,还供应各种各样的茶食,仅《瓶梅》一书提及者就有十余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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