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窑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扩土，以及对中西交往的包容态度，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蒙古帝国的内部交通路线，而迎来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时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为其外销重要载体的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关联的名词为视角，以此来试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独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后所呈现的青蓝色的彩绘纹饰而得名。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作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艺的开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备受世人推崇。它的产生为景德镇在明代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却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这与它成功借鉴了前朝历代釉下彩绘技术不无关系，所以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经有工匠不自觉地运用钴料于陶瓷的装饰中，但均未达到像元青花这样作为一种工艺而成熟运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较为细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迁徙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汉人向北迁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南北方窑口（如磁州窑、吉州窑）身怀绝技的工匠，融汇入当时瓷都景德镇窑场做工。元代的景德镇窑工创新性的将高岭土掺入到瓷石中，创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为青花瓷能在元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后世的陶瓷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色料上，他们开始采用来自西域波斯的“苏麻离青”（即进口钴料）代替国产青料生产高档产品，使得元青花的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景德镇瓷窑所创烧元青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发源于中国，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它蓝白相间的典雅韵味迎合了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崇尚蓝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主要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钴元素色料来源于西域的波斯，我们从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馆藏数量上可以惊讶地发现，原产于中国的元青花，其馆藏数量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而中国国内馆藏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也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05年于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图”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后成交价为1 400万英镑，加佣金后为1 568.8万英镑。以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高拍卖纪录。这一消息的传出，迅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青花热”，就连风靡亚洲歌坛的歌手周杰伦也在其后创作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歌咏它。这使得青花瓷不仅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并且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上青花瓷设计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赚足了眼球，而上升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中国风”文化元素，而被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二、元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元青花的联系

丝绸之路早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一词一经提出即被广泛采用。丝绸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道路。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早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所开拓，他带着价值贵重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初的大型商贸交往。从此，商品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民族在丝绸之路上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达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国统治者的对外扩张，在使历史上中华版图达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连年战乱而陷于停顿的丝绸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以往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林立小国，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元朝统治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就是良好的佐证。并且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升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并举的地位，因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陆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镇，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输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继承之前海路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鼓励海上对外交往，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当年即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这使得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全盛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取代丝绸、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货品，成为海上出口大宗货物，因此有许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显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贸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这就使得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波斯（今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国内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意义

元青花，从其诞生至今的800余年间，一直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稀少，更因为青花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装饰元素绵延不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从元代延续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国瓷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官窑或民窑所产瓷器，还是内销与外销瓷中，青花瓷数量都极为庞大。这恰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文人贵胄喜欢，平民布衣中也广受欢迎。它做到了观赏与实用装饰的并举，因而具有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它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梳理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元帝国对外交流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古波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西亚地区，不仅现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遗迹也颇为丰富。一方面，这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来自西域被称作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东方的窑炉中幻化出了被誉为“宝石蓝”的幻蓝光泽，赋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蓝绚丽的颜色和飘逸隽永的神采，以至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与大宝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啧啧称奇的富饶物产，更是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互通，使得中西方贸易、宗教、文化的达到了一个空前融合的时期，造就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对之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青花，它诞生于大元帝国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独厚的萃取多种文化智慧的结晶，所以一经出现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随着元青花考古研究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或许隐藏在它那幽蓝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之谜等着世人去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