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的中国人有很多通过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在这其中涌现了很多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这些漂泊在外的华侨心系祖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款捐物，支持中国驱敌抗战，为使国家革新图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这其中，陈嘉庚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位爱国华侨。主席曾盛赞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的故事

纵观陈嘉庚的一生，他当之无愧于这八个字的评价。

陈嘉庚经过了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从支持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始终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力和睿智的头脑，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陈嘉庚最突出的成就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他大力投身于民族教育，第二个就是——支持国家独立自强，抵抗外敌入侵。

图|陈嘉庚先生

一

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肩负伟大使命而来的。

陈嘉庚曾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集美村，9岁入私塾读书，17岁时到新加坡父亲的米店帮忙打理生意。

1893年，陈嘉庚自新加坡回到集美结婚，看到家乡落后衰败的教育，到处游荡不学无术的堂弟，深感痛惜。他觉得必须为家乡做点什么了。于是，他拿出家里省吃俭用给他结婚用的2000银元，力排众议创办了一所私塾，名为“惕斋学塾”。

此种行径，在当时看来，不亚于石破天惊。年仅19岁的陈嘉庚已展现出他非凡的胆略和抱负。

由此，陈嘉庚走上了兴办教育之路。他先后在集美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涵盖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各类中等专科院校。1921年，陈嘉庚合并集美各校，总校统称“集美学校”。

1923年，粤军和闽军在集美打仗，伤及无辜学生。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闻讯后大为生气，发电文给孙中山要求确保集美学校全体师生的安全。于是民国政府命各军阀订立“集美和平学村公约”。

“集美学村”的名称由此而来。当时，中国国内，像这种规模这么庞大，体系这么完备的学校还只有这一所。

但是，力图通过教育强国的陈嘉庚并不满足于此。

陈嘉庚深感厦门高等学府奇缺，于是，在1921年，认捐100万元的开办费创办了厦门大学。并且陈嘉庚又承诺认捐常年费300万元，分12年支付。陈嘉庚带头认捐的这400万元刚好是他当时的全部资产总值，他倾尽所有兴办教育所表现出来的非凡魄力让人钦佩。

厦门大学由陈嘉庚独自支撑了16年，直到1937年，陈嘉庚将厦门大学无偿捐献给政府。在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的16年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要优先保证学校的经费供给。

即使在1929年遇到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企业遇到困难，濒临破产边缘，有人劝他不要再管学校了。但是陈嘉庚态度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最后，他把在新加坡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在陈嘉庚热心办学的精神感召下，很多华侨在家乡主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据统计，从1915到1949年的34年里，福建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学就有48所，几乎遍布福建全省各地侨乡。

同时受陈嘉庚高尚精神的影响，他身边的亲友也先后投身于兴办教育的事业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和族侄陈六使。

在1931年陈嘉庚因经济危机，公司经营困难时，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办学经费都得到了李光前的大力支持。1936年，陈嘉庚募捐购买400亩橡胶园作为厦门大学基金时，李光前和陈六使各自捐助了5万元。

抗战胜利后，李光前与陈六使共同在香港创设集友银行，把银行的盈利充作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此种创举，可以说自古未有。

1950年，陈嘉庚回国在集美定居后，李光前又捐出了600万元港币，供陈嘉庚作厦门大学校舍翻新和扩建之用。李光前一直把岳父陈嘉庚视为精神领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陈嘉庚的精神思想。

陈嘉庚不仅在国内积极兴资办教育，他在侨居地也竭尽所能兴办华文学校，1919年，他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后来他又在新加坡投资创办了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水产航海学校等多所学校。

据统计，陈嘉庚一共创立和资助了海内外118所学校，可以说功在千秋，泽被后世。

有人做过一个大概统计，陈嘉庚出资办学的费用，按照黄金在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大约有一亿美元。

二

陈嘉庚除了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他还有着惊人的商业天赋和政治前瞻性。

1904年，陈嘉庚的父亲因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不久陈父因抑郁成疾病故，留下了20万元的欠债未还。当时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这笔欠债可以不用陈嘉庚替父亲还，他只要申请公司破产就完事了。

但是，耿直的陈嘉庚却不愿占这个便宜。他说，只要我陈嘉庚在世一日，这笔欠款就一定会如数偿还。这时，陈家的家业也就只剩一间还在亏损的米店。

陈嘉庚想尽一切办法，使米店扭亏为盈，同时他看准商机，又投入建立了菠萝罐头厂，业务蒸蒸日上。后来，陈嘉庚的弟弟也从国内赶过来帮忙。1906年，陈嘉庚又大胆投资种植橡胶，兄弟两个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终于，经过四年的奋斗，陈嘉庚把父亲欠下的20万元的债连本带息一起还给债主。这一举动，惊呆身边的人，很多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陈嘉庚重信义的故事很快传遍了东南亚商界，被人们传为美谈。于是，很多人主动找过来和陈嘉庚做生意。

图|早年的陈嘉庚先生像

陈嘉庚的生意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非常有商业眼光的陈嘉庚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又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

陈嘉庚的业务范围在鼎盛时期曾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在南洋华人圈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富裕了之后的陈嘉庚不仅热心投资教育，还对国家的命运沉浮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

陈嘉庚的故乡集美曾经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军队活动过的地方，“国姓井”的古迹和“郑国姓”等故事，让少年时代的陈嘉庚萌生了爱国观念。

长大之后的陈嘉庚读过不少中国历史和军事著作，亲历了西方列强频频入侵中国，这些经历使他迸发了强烈的救国强国的思想。这为他之后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之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0年，陈嘉庚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带头剪去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决裂。这时的陈嘉庚已立志振兴中华，支持民主革命。

1911年，陈嘉庚被推举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他筹款20万元给福建财政。同时，陈嘉庚又筹款5万元给孙中山。

由此，陈嘉庚走上了和中国革命相伴相依的一生。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发电文给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和美国总统，敦促他们“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将造成世界将来纷乱”。同时，他领导南洋华侨积极地抵制日货以救亡图存。

因为陈嘉庚带头抵制日货，得罪了日本人。陈嘉庚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其公司的商品被迫贱价出售，损失惨重，但是这都没有使陈嘉庚屈服。

当时的南洋成为海外各地华侨抗日救国最积极，数量也最多的地区。随着抗战的形势愈演愈烈，1938年，在南洋的各地华侨领袖建议下——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为“南侨总会”，德高望重的陈嘉庚被推选为南侨总会主席。

这是代表当时全南洋800万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并且是经过国民政府的批准才成立的。

陈嘉庚任主席后，领导华侨募集巨款汇回祖国，在短短三年内就筹集了4亿元款项。当时国内滇缅公路急需经验丰富的机工运输战略物资，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派遣与组织了九批共3226名华侨机工回祖国服务，其中有1028人为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实在抗战爆发时，陈嘉庚的公司运营已十分困难。但是陈嘉庚却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到处演讲，号召华侨捐款捐物抗日。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等抗战急需的物资和药品。

三

陈嘉庚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忠奸分明。他曾和汪精卫私交甚好，在当初创建厦门大学时，他打算邀请汪精卫担任校长，汪本人也同意了。

但是，后来在厦门大学成立之时，孙中山发动组织护法运动，又出任非常大总统，急需汪精卫前去协助。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跟随者，汪只好舍弃厦大校长一职，转而追随孙中山。

但是，后来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变化，汪精卫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

1938年，抗战爆发一年后，日寇势力正来势汹汹，战场上我方又不占优势。这时汪精卫的思想开始摇摆不定。汪性格上的软弱和优柔寡断的本性在这时表露无遗，他被日寇吓破了胆，准备与日本言和投降。陈嘉庚听闻此消息，心急如焚，连发三封电报，向汪本人询问和规劝。

忧国心切的陈嘉庚又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政府发去了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后来这个提案简化为“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

这11个字的提案，被著名记者邹韬奋盛赞为“古今中外最伟大一个提案”。汉奸这个名称也由此而来。

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发表“艳电”后，国内亡国论甚嚣尘上，甚至在政府内部有人已经在讨论蒋当局什么时候会投降日本。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开始编撰《国史大纲》，为的是亡国之后年轻人不忘华夏文化，好为复国做准备。

在这种可以说是抗战最黑暗的时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却不顾个人安危，高调地炮轰汪精卫。他几次致电蒋先生和国民政府，痛斥汪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主张对汪严加正法、惩处。

同时，陈嘉庚又在南洋报刊发表抗日言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更须引以激奋，加深同仇敌忾，我持久战必可败日，绝无疑议”。由于陈嘉庚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他的此番言论沉重打击了国内嚣张的亲日派，鼓舞了国人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0年，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代表回到国内慰问考察。他首先到达重庆。作为南洋华侨领袖的陈嘉庚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蒋先生特批了8万元招待费。

但是，一向主张节俭的陈嘉庚并不领情。虽然，后来蒋先生改设私宴招待陈嘉庚，但陈嘉庚在重庆的眼见所闻，已让他心生失望。

重庆之行结束之际，陈嘉庚又提出到延安去考察，蒋虽不是很情愿，但终究拗不过陈嘉庚的坚决要求，只好放行。

就是这次延安之行，使陈嘉庚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在这之前，陈嘉庚还只是通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对共产-党有了些许好奇，所以才有了想接触共产-党的想法。

主席在窑洞门口招待陈嘉庚的饭菜也就一元钱，其中一味鸡汤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客人来，特地送给主席的。

陈嘉庚在延安一共停留了七天，参观了延安的学校和工厂，和各界人士及青年举行座谈会。就是这七天的访问经历，使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比重庆国民党的奢华和腐败，共产-党的廉洁和务实使陈嘉庚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离开延安之后，陈嘉庚一再表示，希望国共两党真诚团结、共同抗战，一切问题都等把日寇赶走后再解决。这些都反映了陈嘉庚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

为了挽救国家于水火中，陈嘉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新加坡沦陷。早就对陈嘉庚恨之入骨的日寇，四处搜查，巨额悬赏缉拿陈嘉庚。陈嘉庚被迫逃往东爪哇玛琅避难。也就是在这避难的一年多时间，陈嘉庚写成了《南侨回忆录》一书，书中详实记录了南洋华侨抗战支援祖国的爱国历程，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逃难期间，陈嘉庚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钾”。陈嘉庚后来说，这是为被捕做准备——若被日本人发现，他宁肯死也不会被日寇强迫做傀儡。

曾创造了传奇商业神话的陈嘉庚同时对政治有着清晰的判断力和敏感性。在解放战争爆发后，陈嘉庚两次发表文章，分析美国无论想出什么办法援助重庆政府，都不能使国民党摆脱失败的命运。

1948年初，陈嘉庚又发表文章，指出：“国共决无和平可言”。在7月，他又发表文章《中国内战何日告终》，对中国战局进行分析评判，对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增减加以比较，提出“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嘉庚对中国战局的论断是非常准确的。

四

陈嘉庚虽贵为首富，却崇尚节俭、务实。

陈嘉庚在回国筹办厦门大学期间，看到有些集美学生经常到厦门去消费，就在开学仪式上进行批评教育，他说，现在的中国已经很贫穷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时时刻刻以节俭为本。他还拿自己举例说明说，我在新加坡时，虽处闹市区，每月除去必须之费用，其他的费用不会超出2元钱，现在我们少用一文，就为国家多存了一文。

陈嘉庚平时外出办事时，都是事先煮好稀饭放入保温瓶里，再买点油条就上路了。到达目的地之后，陈嘉庚就找个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用餐。

新中国成立后，欣喜若狂的陈嘉庚想尽快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之中。他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新加坡的事务，返回国内定居。政府为了感谢陈嘉庚为国家所做的杰出贡献，为他在北京安排了住所——三套四合院。

但是陈嘉庚挂念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所校舍的翻新修建事宜，决意返回福建集美定居。这两所学校的修建，陈嘉庚除了自己出钱，他的女婿李光前也捐出了600万港元的费用。

陈嘉庚在福建集美的住所非常简朴。走进陈嘉庚的家里，人们难以想象住在这里的这位老人曾经富可敌国。床、沙发、茶几、写字台、蚊帐等都是陈旧的。不仅如此，陈嘉庚的衣服、袜子鞋子也全部打了补丁。他给自己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天五角钱，长期吃稀饭、花生米、豆干，豆腐乳再加上一种鱼类。

建国后，有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毅到厦门集美拜访陈嘉庚，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用来招待客人。在陈毅一行用餐完毕离开后。陈嘉庚给炊事员说：“首长最多尝尝一两颗糖果，不像小孩子好吃一颗接一颗吃个不停，买二角钱就足够了。”

一生节俭的陈嘉庚在生前留下遗嘱，去世后其财产不留给儿孙，把300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同时还不忘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

晚年的陈嘉庚一直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他亲撰的《台湾史略》的第一句话写道：“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他还请石匠把台湾省地图刻录在集美鳌园的观壁石屏上。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公祭结束后，陈嘉庚灵柩被南运回集美。专车经过的地方，很多人自发到车站献花圈致哀，向这位大公无私，倾其所有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老人致敬。

陈嘉庚最后长眠于集美鳌园，这个由他一手打造的教育摇篮。

陈嘉庚可以说首先是一个商人。人们常说，商人重利，趋利避害。但是在陈嘉庚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八个字，用在陈嘉庚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所认识的不少资本家，尽管是‘民族资本家’，很少像陈嘉庚先生尽其所入归公，一点不留私有。我愿再说一遍：陈嘉庚先生是我几十年间最敬佩的朋友中间的一个。”黄炎培曾如此评价陈嘉庚。

陈嘉庚虽已离开了，但他忠诚爱国、兴办教育的奉献精神却一直为海内外的华人所敬仰。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从而使陈嘉庚精神同“陈嘉庚星”一样，在广袤的太空畅游，与日月同辉，像群星般璀璨。

2019年6月10日，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次推出20新元纪念钞，这块纪念钞上有八位杰出人物的头像，陈嘉庚就是其中之一。

文|南国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