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古时期最初记录并传承的诗所言之“志”，是昭告神明的集体之“志”。之后无论是西周时期的“献诗陈志”、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还是孔子时代的“教诗明志”，都是在以诗言志。汉代以后，“诗言志”的观念开始转向“作诗言志”；魏晋以后，情志分离，使“诗言志”再次回到重政教的特征上来。“诗言志”为中国诗学注入了家国情怀、人文教化等个性特征。

“诗言志”一直被诗学界喻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的确，这一观念对中国诗学的内在特征有着深刻影响。“诗言志”为中国诗学注入了独特个性，不失为我们认识中国诗学独特个性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诗何以言志：诗歌是集体智慧的表现，也是集体知识的载体，代表了早期中国的人文教化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之于中国文化亦有特殊含义。至迟于春秋之时，“诗以言志”的观念便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诗学观念。我们不禁要问：先秦时期，诗为何成为言志的重要文本？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明了：先秦时期“诗言志”的“志”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关于“志”的解释，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怀抱”说。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在阐释“诗言怀抱”时容易忽略两个细节问题：一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说之诗和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诗并不完全一样；二是那个时代人们所说的“怀抱”和今天我们理解的“个人怀抱”也不完全一样。

上古时期，诗歌的产生或许有不同的缘由，但被记录并传承下来的诗，则大多与原始巫术或宗教仪式有关，而其中所表达的“怀抱”，则更多是集体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那时流传的诗所表达之志，是集体怀抱。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怀抱的表达目的是向“神明昭告”，是想在仪式中通过这种昭告来表达集体诉求，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吕氏春秋·古乐》载有八阕歌，其名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内容显然都与颂神祭祖、祝祷丰年等仪式相关。也正因如此，这些昭告才会被记录下来，因为这既是集体智慧的表现，也是集体知识的载体，就如甲骨卜辞一样。所以上古时期，诗自然而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文本。这不仅让我们想到《尚书·尧典》中的那个经典段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虽然后人更关注的是“诗言志”这个命题，但这段话的核心显然是在谈“教胄子”的问题。帝命夔以乐（包括诗）教胄子，目的不在诗乐本身，而在于懂得如何“神人以和”，这不正是早期诗歌的核心功能吗？

所以，最初的诗之所以成为言志的重要文本，是因为最初记录并传承的诗，所言是昭告神明的集体怀抱，所载是神人沟通的重要知识。因此，“诗言志”成为那个时代人文教化中对诗歌文本的一个重要定位。之后无论是西周时期的“献诗陈志”、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还是孔子之后的“教诗明志”，都与这一定位不无关系。

诗如何言志：诗歌作为人文教化重要资源的地位日益彰显

今天我们谈论诗歌“言志”或“缘情”的功能时，更多是从诗歌的创作层面来进行探讨的。但先秦时期提出的“诗言志”观念，似乎从来不是在谈诗歌的创作问题。那么，他们谈的究竟是什么？

上古时期，诗作为昭告神明的集体之志而传承下来，成为人文教化的重要资源，但其中所教并非做诗之道和言志之法，而是通过诗来了解先人之志，从中学习先人的智慧和情怀。在此，诗所言之志，承载的是前人的知识。所以学诗不是在学如何做诗，而是在学如何用诗，这才是他们对“诗言志”的具体定位。正因如此，西周时期才有了“献诗言志”，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赋诗言志”等用诗之道。

西周时期，礼制治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公卿列士所献之诗，并非自己所做之诗，而是所采之诗。献诗言志，也非言自己之志，而是不同群体之志，是群体对社会、政治、风俗等所表达的看法，如此才能发挥诗的“听政”作用。所以，此时的“诗言志”是用诗反映群体之志。同样，这类经过精挑细选的诗也是极好的人文教化资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献诗听政制度逐渐式微，公卿列士也开始从“献诗言志”转向“赋诗言志”，不同之处在于，所言之志已不再是群体之志，而是个体之志了，这是“诗言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变。同时，诗的“听政”作用逐渐弱化，而作为人文教化重要资源的地位却在日益彰显，朱自清先生将这一变化称为“教诗明志”。自此，诗教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人文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从整个先秦时期来看，“诗言志”的内含都主要指向“用诗言志”，而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政治和教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先秦时期没有“作诗言志”的现象，其实诗歌创作本身就是表达各类情志的一种文学活动，只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多样性在人们讨论“诗言志”观念时被有意遮蔽了。

汉代是“诗言志”观念由“用诗言志”向“作诗言志”转变的时代。如诗论经典《诗大序》中虽也谈诗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政教功能，但论诗已不再是从“用”的角度，而是从“作”的角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外，还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就是在论“诗言志”时，引入了“情”，这意味着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志”，也包含着个体之“情”，后人称之为“情志合一”。这是“诗言志”观念的又一个新变化。魏晋以降，“诗缘情”成为独立于“诗言志”之外的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而且常常被后人拿来与“诗言志”作对立阐释。其实，“诗言志”的“志”在汉代已然被注入了个体情感的成分。因此，与其将“诗缘情”视为“诗言志”的对立观念，倒不如说它是“诗言志”中个体情感内含的一次剥离。“诗言志”的“志”由“情志合一”变为“情志分离”：“志”中“情”演化为了“缘情”，“志”中“志”则又回到政教之上。此后的“诗言志”，基本皆为此志了。

“诗言志”与中国诗学个性：以诗歌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立足于人文教化

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为中国诗学奠定了基本性格，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是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之后的诗学观念基本均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的。那么，“诗言志”到底为中国诗学注入了何种个性呢？这个问题说开来有许多方面可以探讨，这里先列举两个较有代表性的方面。

其一，家国情怀。中国诗学一直强调诗歌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与情怀，而且诗歌的优劣也常以是否关心社会、是否心忧国事等作为评论标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众多诗人追求的创作方向，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诗学中的家国情怀。这一情怀与“诗言志”观念一开始便突出的献诗以服务于国家、赋诗以服务于社会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人文教化。中国诗学一直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而反对仅仅将诗歌视为个体情感表达的工具。“不学诗，无以言”，所学非做诗之法，而是为人之道。因此，在中国诗学中，读诗解诗往往有一套独特的以利教化之法。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历代的注解阐释有许多都是立足于人文教化，而非单纯将其视为一个文学文本进行审美解读。这一特点显然与“诗言志”最初的教化特征并因此推动诗教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