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长安诗学」—
文 | 张欢
张 欢 江苏江阴人，1994年生，河北大学文学院学生，保送至暨南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业余诗词爱好者，曾获《中华好诗词》大学季“恰同学少年”亚军、河北省人文知识竞赛一等奖。
我 作为一个本科生和业余诗词爱好者，很高兴有机会在“长安诗学”栏目同大家分享和交流自己的一点学诗体会。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很多也是借鉴了学界前辈的研究，我只是做了点捏合代述的工作。文后我将参考文献都罗列出来，相信诸君读了那些书与论文，自然更加透彻明晰。
这个题目是受两年前一篇在网络上很火的文章——《猛人杜甫，一个小号的逆袭》和前一阵子北京师范大学的洛柏森兄在长安公开课的讲座《唐人选唐诗与的编选特色》启发。里面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即我们所熟悉的“诗圣”杜甫身前的失意冷清与身后享有的巨大声誉并不对称，我想就着这个问题挖下去，从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前事”，联想到陶渊明、梵高、卡夫卡，这似乎是艺术家经常面临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杜甫在接受史上的“逆袭”切入，梳理他“逆袭”的轨迹，也许能得到远远超出习惯性认识的发现，抑或可以将之作为我们理解诗歌直至整个中国文学源流转变的枢机之一。为什么偏偏是杜甫？究竟决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史面貌的最根本要素是什么，“文学史”与客观存在的文学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亦可从中管窥一二。
一、杜甫的“逆袭”
首先，我们再简单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杜甫的逆袭过程。其实如果说杜甫身前默默无名，并不妥帖，杜甫本人就有“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之诗句。前者说的是他少年时期开始与洛阳文坛名流交往，“崔魏徒”指崔尚与魏启心，都是当时文坛前辈。崔、魏在当时就以班超、扬雄来比拟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这个评价着实不低。后者作于杜甫在寓居成都草堂时，这时就有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因为杜甫“文章惊海内”前来拜访，能说杜甫在身前就默默无闻吗？
而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朝廷重臣严武也对其青睐有加。有人说杜甫对李白是”单相思”，我认为值得商榷，如果李白不是对杜甫这个小兄弟有强烈的欣赏，怎么会与他“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长达一年多之久呢？谈恋爱的时候，要检验两个人合不合适，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一起出去旅行，因为不太熟的人之间往往善于伪装，只有朝夕相处时间长了才能真正展现最本真的一面，连新婚夫妻出去度几天的蜜月，回来分手的都大有人在，李杜二人在一起交游一年多而彼此不厌倦，很多年后还想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可见杜甫的为人和才华，都让李白所欣赏。
同样，杜甫一生官微权轻，对于剑南节度使严武这样一位封疆大吏来说，与杜甫结交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益处与帮助，如果不是受到杜甫出色的才华吸引，又有什么理由让他对杜甫那么帮衬呢？可见杜甫身前已享有一定的名声，但在那一时代所编成的唐诗选本，主要包括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和元结的《箧中集》，这四个本子却皆未收录杜诗。有人据此说杜甫在有唐一代“无闻无臭”不免偏颇，根据选本来做判断，有一定局限，这个问题详见安徽大学陆效东先生的论文《杜甫在唐代的接受》，有专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说杜甫身前作为一个普通诗人，远远不及后代那样的位隆声显，确实是符合事实的。
老杜地位的第一次大规模被抬高，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愈有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意思是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在文坛上的光焰有万丈之长，永远照亮了后辈诗人的创作。“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这样的话也出自韩愈这位文坛领袖之口，推崇敬仰之意可谓铺满了整个屏幕。另一位大诗人元稹说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作品、诗人，意思就是杜甫的创作掌握了古往今来所有文学体裁的要领，而当下各家所独擅长的方面，在杜甫这里都集大成了。这也是个极高的评价了。
我们说评价一个大诗人，标准是什么，首要就是风格的多样！像“七绝圣手”王昌龄之擅七绝，“五言长城”刘长卿之擅五言，他们写一种风格、一种诗体都很好。但是在别的体裁上似乎就没有那么出色。一个大诗人，应该做到众体兼备，比如在文学史地位上，王维永远比孟浩然略胜一筹。为什么呢？王维除了那些田园诗，还能写出《观猎》来，这首诗格高语健，篇法入神，把律诗的体性发挥的淋漓尽致，盛唐气象，亦融融其中。我推为五律第一。这一时期，元白和韩孟两大主流诗歌流派对杜甫的推崇与学习，让杜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晚唐，受杜甫影响，已经出现了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一批学杜诗人，如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杜牧的《早雁》，不论从批判现实、陈述事实的思想内涵还是淋漓颠倒、鬼神莫测的篇法来看，皆直承杜甫。
到了宋代，更是杜甫走向“人生巅峰”最关键的一步，欧阳修、苏轼的大力推崇在前，江西诗派的苦学立宗在后，我们知道，江西发展到最后还是把杜甫推到了“一祖三宗”的首要地位，“千家注杜”的盛况在宋代蔚为大观，“诗圣”这个称谓，其实有不少的争议，等到了这时候，也从曹植、陶渊明、李白的身上中，渐渐归到了杜甫。谁能想到，一世“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老杜，在身后两三百年内，竟然就由凡入圣，“屌丝逆袭”了呢？
二、中唐：古今诗运关键
要理解杜甫迅速逆袭的原因，我们需要回到他第一次被推重的元和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里来观察。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从公元806年到820年，那时候距离杜甫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活跃在文坛上的，是韩愈、白居易、元稹、孟郊这一辈诗人。清代学人、《原诗》的作者，也是沈德潜的老师叶燮点出了其中的枢机——“贞元元和，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论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年前，莫不从是以为断。”（《百家唐诗序》）、叶燮的意思是，中唐的“中”，不仅仅是唐代之中，更是整个中国文学之中，这个“中”自然就意味着转折点的意思。
何出此言呢？在元和年间，汉魏南北朝文风发展至此，渐渐衰弱，议论说理的趣味取代了之前体物抒情的风气，于文章方面，有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变骈为散的“古文运动”，诗歌方面，又有元白平俗与韩孟险怪等派分流竞爽、诸峰并峙。思想上三教灿烂，文坛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是文学上的“乱世”也是“盛世”，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方面，由于科举的普及与扩大，庶人寒士在这时候第一次大规模升入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由贵族社会渐渐步入了平民社会。
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知道，汉代以来文人类同倡优。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就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像司马迁、东方朔等人，在汉武帝眼里就是靠文字来娱乐宫廷的工具与小丑，不可能对他们委以国家与庙堂的重任。
到了魏晋，有很多人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是这时候的文学仍然是笔墨的游戏。此时的诗，形式上倡导的是缘情绮靡（陆机《文赋》），难听点就是文而不质，先辞采而后情理。内容上也是与实际相分开的。
所以我们有一点要注意，我们不能把所有文学作品都看成作家自身感情心迹的真实表达。中国古代文学经常有“为文而造情”“代拟”的传统，比如江淹著名的《别赋》写的也不是江淹本人的离愁别绪，而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各种场合情形下的离别情感。元好问有语“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三十首》）著名的美男子潘岳（也就是潘安，古诗词里也经常以“檀郎”来称呼他），一篇《闲居赋》写的非常的高古，而他本人却热衷仕途，对长官贾谧望尘而拜。再看通过杀人越货而成为巨富的石崇，竟然也写出过《巢许论》《思归引》这样推重隐士高洁志向的篇章，里面还说希望可以像上古的高士一样归隐山林。
直到中唐，科举倡导的经学风气，才使得文与道合，讲义理、言圣道的文人儒生开始大规模掌握国家机制与权力，文学的话语权就到了这批文儒的手里。由此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文学不再仅仅是取悦帝王权贵的笔墨游戏，也不是在山水游赏中的玄思妙想，而出现了经世致用、宗经述义的功用，更对作家自身的立身处世、道德修养有了要求。韩愈说“文以载道”，这个“道”很明确就是儒家的人伦道德。文学需要承担的是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而文章的作者自身的品格也就需要端正。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毕宜”（《答李翊书》），韩愈强调的是主观的道德修养对文学的表现力的重要性，宋元明更是于兹多所继武，理学一脉由此而开。“为文须放荡，立身应端正”的观点（王恭）已经成为过去式。
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学崇拜的社会中，新兴的文人阶层为了争夺文化话语权与巩固自身的地位，必然要通过批判旧文学来达到这一目的，话语方式的“转译”导致通俗文学与对才力的卖弄由此兴起，文有韩柳、诗为元白，直到宋代，通俗一派已经在此时潜滋暗长。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一段非常好的论述——“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之有唐音者。”杜甫之于中国文学史的关键，是因为他是由“丰神情韵”的唐音转向“筋骨思理”的宋调的关键人物，所谓“开宋调”是也。
举例言之，其实在杜甫之前七律这种文体并不为人重视，真正将七律发扬光大使得它能变化万千、无所不包的，正是老杜。七律由老杜方兴，唐宋之争，往往也是五律与七律之争，其实这是有必然原因的，与它们的体性有关。深圳大学徐晋如老师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中有一段非常好的论述：“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的差别，正是在于五言律诗追求的是丰神情韵，而七言律诗追求的是筋骨思理。”“五言律诗要求精简，总希望追求空、虚的境界，但七言律诗则要平实许多。往往五言律诗中所不需要的成分或者说必须被省略的成分，七言律诗中都要写出来，不仅写出来，而且都是要强调的对象。”“五言律诗，一般讲究的是对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内心世界的表现......而七言诗中，往往有一些词，体现出诗人对于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评论。”以老杜为代表的宋型七律与唐型七律，作法也自是不同，主要是以疏气为主，多用虚字拗体，或字字皆有来历，又能朴直白道，不着色象，已经成为了最为成熟的文体之一。
如果按照盛唐之时的口味，即远离世俗生活，追求“兴象”（出自《河岳英灵集》）与“丰神情韵”、主张体物抒情的审美观来看，高古雄浑、平和冲淡的诗风自然是时代的宠儿，但如果以中唐以后少文主意，着力于议论、记事、言志的趣味来看，则杜甫直陈时事、引物连类，强调诗歌应该追求文章一样的叙述与教化功能的创作导向，自然为后世所推重。杜诗丰富的内涵为各家各派皆提供了导向与营养，元白体继承了其现实批判的精神，韩孟得其语言技法的奇绝，后世江西，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追求的“活法”，此一路正是从杜甫而来。黄山谷称“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既要用意深刻，又要无意浑成，做到这样必须追求自身修养的功夫，这是江西诗派的审美理念，而杜甫的创作，从思想的纯正到技法的完美，都是天然的典范与模板。在经生儒士的眼中，作家的自身人格与道德的修养已经变得无比重要，而杜甫的人格，在儒家的评价体制下，接近于完美，所谓“圣”者，除了诗艺之精，更在人格之崇高。理想的士人，不应该求田问舍，为自身的富贵穷达而忧虑，更应该具有的，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至死不渝的悲悯与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诗句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杜诗中也数不胜数，杜甫身上完美显示了这样的精神，故特别为文儒推重，在后世的诠释里，“醉里眉展万国愁”，“此一仁者担荷天下苦难的精神格外凸显。”（龚鹏程语）
三、决定文学史面貌的关键
杜甫的逆袭，从更深层次来说，反映了一个文学史形成的过程，我们要知道，决定我们眼前文学史面貌的，不仅仅是作家与作品，更重要的是文学观念。杜甫这个人与他的作品客观的存在在那里，并不意味着会得到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推崇，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获得那么崇高的地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文学的定义，文学的审美机制、作家的评价体系、喜好的口味都不一样。就如杨玉环放在现代未必是美女一样。如果没有韩愈、元稹、黄庭坚这些当时文坛执牛耳者的宣传与推重，杜甫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而他们对杜甫不遗余力的宣传与包装，亦是带着目的，这是中国文学借复古以立新说，靠追先来推自作的一贯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用自己的观念来重新塑造与捏合杜甫的形象，以更好地达到目的。实际上，他们是通过抬高杜甫、改造杜甫来宣扬自身的文学主张，减轻文学改革的阻力。
对屈原与陶渊明的接受也是一样。换句话说，原先的盛唐、屈原、陶渊明、杜甫，与文学史上的盛唐、屈原、陶渊明、杜甫并不对等。能够显扬于后世，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努力与才华。就如自唐至清，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唐宋八大家、李杜苏辛、曹雪芹、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等人似乎是当时文坛的全部风貌。但我们要知道，唐宋的主流从来都是我们现在鲜有提及的骈文、四六体；明清的主流则为八股，像王鏊、钱福这样“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的八股大家，文坛巨擘，在现在已经少有人听说了。
杜甫能够在今天享有这么巨大的声誉和地位，是幸运的，而他的形象屡遭文人党派的改造，或攻讦或称美，成为后世反复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靶子，也是不幸的。诗人的沉浮，风雅的废兴，文质的更替，反反复复的在文学的长河中上演，青灯黄卷之下，千载变迁中的悠长滋味，留给诸君慢慢品咂。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龚鹏程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2]《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徐晋如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3]《杜甫在唐代的接受》，陆效东，安徽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4]《简论“诗圣”的衍生轨迹》，许德楠，《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07期
[5]《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杜远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本文系作者在长安诗社公开课的讲座录音整理稿）
编辑 | 梅小小 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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