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笔者与《文史长廊》有“较深”的渊源。众所周知，团结报至今还不是一张日报，因此在时效性上难与日报匹敌，故复刊伊始就十分重视在文史方面多下气力。辟出足够的版面，刊登文史资料方面稿件已成为团结报的特色和拳头产品。最先推出的特色栏目是《中山文荟》，笔者记得当时请民革中央的李炳辉先生题写了“中山文荟”四个字。首次见报是在1981年8月15日的第516号第二版。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个《编后》云：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宣扬孙中山的革命业迹是本报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报自本期起不定期地开辟《中山文荟》专栏，陆续刊载有关中山先生的文章、文物、评论及学术动态等，欢迎读者来稿，共同把这个园地办好。其时团结报每期仅出四开四版。

翌年，即1982年的10月2日，团结报有了新举措，是日出版的第575号团结报，在头版是包全框用老五楷刊登了《改版致读者》。该文将团结报改版的思路和盘托出。其云：改版后的本报，由四版扩充至八版，在版面安排和专刊设置上，也都有所增加和调整。除了继续报道国家大事和统一战线方面的重要活动，反映民革组织和成员以及联系人士的动态外，还在第三版刊登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论、学术文章以及批评建议；并轮流出版《中山文荟》《绵绣江山》《报刊文摘》等专刊。第四版新辟《文史资料选刊》；除原来的《爱国一家》专刊外，增加了一个《台湾之窗》专刊，这两个专刊将集中宣传党和国家对台的方针、政策，报道回大陆定居和去台人员家属的工作与生活，介绍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要求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共同呼声。第七、八版为《百花园》副刊。

扩版后的团结报发行量稳步上升，巅峰时期迫近40万份，在当时报界已有口碑。报社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梳理出一条重要信息：扩版后的文史比重加大，很受欢迎。

1988年伊始，团结报又有新的动作。在头版刊登的《致读者》一文中说：在刚刚开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我报改版增刊，其有32年历史的《团结报》，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改版后的《团结报》，不仅仅意味着从每周一刊增为每周二刊，从四开八版改为对开四版，而是要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和我们国家各方面的改革同步，成为反映民意，进行社会协商对话的一个渠道，成为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知心朋友。

第二版是专刊版，有《百家言》《中山文荟》《史海钩沉》原名《文史资料选刊》，着重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目的是介绍国共两次合作的历史经验，提供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活教材，为现实服务……

这时团结报已改为胶版印刷，图文清晰度大为改观，并且由《工人日报》印刷厂换到《人民日报》印刷厂。

从以上团结报改扩版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史版面的安排始终在团结报占有相当比重。至于说到《文史长廊》这个栏目，经查，最早出现在1993年2月13日出版的团结报第二版上。当时尚无人设计刊头，仅在一块黑网底上排了四个楷体字，勾勒白边。这以后就有热心读者设计《文史长廊》的刊头寄来投稿。但是《中山文荟》和《史海钩沉》栏目，依然保留。大概是1994年1月1日出版的团结报第二版上，《文史长廊》开始“独领风骚”了。那期二版的文史稿件“较杂”，既有属《中山文荟》栏目的，亦有属《史海钩沉》栏目范围的，但是均未单列，而是整版统一在《文史长廊》里了。现在团结报的《文史长廊》刊头放在报眉处，是1999年1月1日起才如是的。

简言之，《文史长廊》的沿革大抵是走过从《中山文荟》、《文史资料选刊》、《史海钩沉》最后再到《文史长廊》这样一个过程。其间有的栏目停用，有时并用，直至1999年1月1日，《文史长廊》作为文史专版总名始固定下来。

这里顺便应该提及的是，对团结报复刊以来在文史方面刊登的稿件，不少读者都在来信中给予首肯。囿于时间关系和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赘述，笔者印象较深者有这样一些：

梁漱溟先生乃一代宗师大学问家，有人赞其人品没有半点媚骨。梁公以《忆旧谈往录》为名，在团结报连载很长时间。此稿是团结报故社长许宝骙先生亲自登门求来的。当年笔者有幸陪宝老前往梁公府上。时梁公已逾九秩高龄，精神矍铄，宝老执弟子礼甚恭。后来有人为梁公出书，其中一部分内容即是团结报首先披露的。

已故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对团结报工作十分关心，他的回忆文章《记周总理对于右任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在团结报上连载后，很受欢迎，不少刊物都曾转载。

1983年，为配合团结报开办上海航空版，曾刊登两篇连载稿件，其一是《一个好的传奇》，写海上闻人董竹君传奇经历的。其二是《荣德生绑票案》，写海上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一段遭遇。连载刊出后，上海团结报印数直线上升，最多时逾11万份。

1989年12月，团结报刊登广东中山大学余齐昭先生撰写的一篇考证文章。该文首次提出那张为多种画册所收的著名照片，即国民党一大时李大钊与孙中山先生走出会场的照片里，其实没有李大钊。该文首发团结报，在史学界反响很大，后来有孙研领域的专家称赞：（此文为）历时11年的这桩公案，到此划上了一个句话——她于1989年底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众所周知，民革是1948年元旦在香港创建的。有关这一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8种书籍专门提及此事，其中也有民革自己的出版物。可是经过比较，不难发现有些基本史实出入很大。鉴于此，2002年元旦，团结报刊登一篇题为《民革创建历史文献摭拾》的文章。该文将民革创建时的会议记录首次见诸报端，连载了七次并配发当年成立时的一张照片。勿庸讳言，该文披露的这些史料对业已出版书中的阙漏舛误，起了纠谬匡正作用。一些读者在来信中颇为肯定。以上所述，乃笔者“三亲”，今逢团结报创刊50周年，草成小文，谨表贺意。（杨博文）

本文节选自《团结报五十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