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言】

我同《文史哲》有缘。记得1975年左右读初中时，就在一位要好的同学家第一次见到了《文史哲》。内容不大读得懂，但封面上“文史哲”三个赫然在目的大字，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才知道，那是集自鲁迅先生手书。打那以后，我每每去校图书室看书，总会习惯性地留意期刊架上的《文史哲》。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78年，我开始在县邮局自费订阅《文史哲》，直到后来调入县委宣传部，因单位订有这份杂志，才不再私人订阅。

与《文史哲》的相遇，既是诱发我对哲学浓厚兴趣的机缘之一，也使我得到了宝贵的学术滋养。我自学哲学出身，没有师承，缺少学友，专业书籍和杂志对我来说格外重要。

《文史哲》办刊，素以“扶植小人物”著称。当年因刊发李希凡、蓝翎两位在校大学生关于《红楼梦》讨论的论文引发争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对于《文史哲》来说，这不是个案，而是源自其传统。我作为受益者，有着切身体会。

记得有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名家云集，当时我不过是一位27岁的青年，而我的论文竟被时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丁冠之先生看中。他要我抓紧修改提交，争取在纪念五四运动专号上刊出。我花了几天工夫全力以赴修改完善，然后用一个通宵仔细誊抄在方格稿纸上，洋洋万余言，次日一大早送到了编辑部。这篇文章如期发表在《文史哲》1989年第3期上。这是我在《文史哲》刊出的第一篇论文，于我颇具纪念意义。

《文史哲》影响日隆，其原因有历史的积淀，有作者的支持，有读者的厚爱，也有时代的机缘。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编者的识见、眼界、胸怀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犹记得1992年，我有一篇论文即将发表在《文史哲》上。为了核对一处引文，两位编辑拿着校样亲自登门找我查实，经核对无误后，才放心离开。

几十年来，《文史哲》历任及现任主编、编辑老师们的扶持和帮助令我无法忘怀。这些点点滴滴汇成了我的学术进路，也帮助我养成了审慎的治学习惯。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赵秋丽、冯帆、张胜、王斯敏（记者 赵秋丽 记者 冯帆 记者 张胜 记者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