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传统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两部分。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指的是“春秋百家”、“汉唐三玄”、“宋明儒学”、“近代融合”等阶段的哲学思想，中国现代哲学主要指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以及应用。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阶段：1、“春秋百家”：

包含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主张或观点，各家学说都有其实用性。儒家重视“仁”、“礼”，现今道德伦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道家重视“无为”，在战乱时代给国民休养生息，“文景之治”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法家主张放弃“人治”而崇尚“规范”和“律法”，以制度治国，在春秋五霸的齐国和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各家学说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就是儒、道、佛三家，其他学说不是完全消亡了，而是融入到这三家之中了。

2、“汉唐三玄”：

秦国重视“法制”，所以强盛并统一了六国，但存在的时间很短，后世把秦国灭亡的祸根归结为“法制”、“严酷无情的暴政”，导致“法家”成了背锅侠。

在此背景下，“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必然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前文提到的“文景之治”就是西汉初年在道家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下而形成的盛世。

但是，“无为而治”的核心是“顺势而为”，不利于统一，或者说没有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不利于思想统一、不利于政治统一，最终不便于君主专制统治。在西汉初年平稳过渡后，道家思想不再适用，以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抬头，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新思想的加持下，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加强君主专制。

至此开始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统治的官方思想，直至清末封建统治的瓦解才退出政治舞台。在儒家思想作为主要的封建社会，“法家”思想并没有灭绝，而是与儒家合二为一。

儒家思想决定上层建筑、把握方向和大原则，法家思想决定操作层面、采取具体实施对策或方法。儒家思想为“道”，法家思想为“术”。法家思想沿用至今，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学”。

随着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儒家推崇的“经典”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无为”、“自然”、“贵我”、“避世”的老庄思想又重新回到士人的视线。

因此，在魏晋时期以《易经》、《老子》、《庄子》为研讨对象的“三玄”学派顺应而生。“三玄”的核心是“形而上学”，放弃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准则，而研究哲学根本问题（存在、发展、认知与行为等）。

“三玄”有其深奥的一面，又有理想的一面，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三玄”起源于魏晋，鼎盛于隋唐，“隋唐精神”、“魏晋风骨”、“田园生活”就是那个时代的士人精神向往与生活写照。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期，此期间道学、佛学都得到了发展和融合。

3、“宋明儒学”：

因为“三玄”的兴起，道学和佛学得以高度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等一套应对世界基本问题的哲学体系。而儒学从诞生开始，就是社会实践的，侧重于人的内在本体培养和外在建功立业，并没有上升到“形而上学”对“空”、“无”等哲学本体的研究。

为了巩固儒学的地位，宋代“理学”的兴起就是弥补儒学在哲学体系的短板，在“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及朱熹的努力下，形成了完成的“理学”体系，至此不再畏惧佛道的挑战。

而“心学”是理学家们对理学和佛学（确切的说是禅宗）的一种融合，是理学的另一个分支，在明代王阳明成为集大成者。

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多少都受到了佛学和道学的影响（诞生的初衷就是为应对佛道的挑战），实际上从魏晋的“三玄”开始，佛儒道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他们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根源，相互融合、与时俱进。

4、“近代融合”

近代明、清时期的哲学范畴主要是“气、理、心”。以气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以理为世界本原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以心为世界本原的是主观唯心主义。那个时代的中国，不管是“理学”（以理为根本）还是“心学”（以心为根本），本质上都是唯心的。

唯物主义还没有完整的体系，充其量算作“实用主义”，也没引起重视。在西方哲学传入后，相互融合，才逐渐成为体系。

直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至此，中国哲学完成了由唯心的古代哲学向唯物的现代哲学转变。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1、实用性：

在西方人看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其实是对“哲学”定义本身的狭义化。所谓的中国没有哲学，指的是中国没有哲学“专科”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内容。

中国的哲学，从来都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人文不分、学用不分、“道”“术”不分。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了为人、历史、文学、哲学、为政、教育、科学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始终无法独立分解出来，相当于西方的哲学、宗教、政治及各种具体科学等。

从前作“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是“社会实践”、“经世为政”、“为人处事”的混合体，“实用性”是其最明显的标签，这正是一切“为学”的根本意义，学以致用才是根本。

2、故事性：

中国古代哲学是“实用第一”，而表现形式却很简单甚至支离破碎，多数是名言、故事、寓言、禅宗公案等等言行或掌故的记录，并没有专门的论述或证明，即所谓的哲学著作，几乎没有正面的去回答哲学问题，这也是西方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依据之一。

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故事性极强，但逻辑性不足”。如果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则不会有这样的判断。

之所以中国古代哲学不去正面证明或推理，是因为真理本来就无法证明，一切证明都是人的相对性认知而已，只有“事实”、“客观存在”才是最完整的表达。真相就在现象中，脱离现象谈认知，不可能得到真相。

正面推理走不通，只有从侧面或反面入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思路，也是其非常独特的地方。佛陀、老子、孔子、庄子讲的不是现实就是寓言故事，不去讲证明或推理过程和最终的结果。

因为只有故事（现象）才是真理，脱离了故事（现象）的原理（个人的见解）就不是真相了，只能算大师的人生感悟，个人的认知怎么能算真理呢？同理，每个人的认知都不是真理，只是个人的感悟而已。

我的认知对“当时”的我而言是对的，你的认知对“当时”的你而言也是对的，对于每件事我们都有独自的见解。也许在某一理解上，我们的想法一致，这并不表示我们是对的，仅仅代表我们的认知一致而已；我们的想法不一致，并不表示有一个人是对的，另外一个人就是错的。

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要说有个绝对的答案，那只能是“现象”本身，但谁都无法准确、完整的表述出来，因为你的表述就是经过你加工的产物。我承认，我的一切理解也只是我在当下的一些浅薄认识而已，明天、或者明年我自己都会推翻现在的看法也说不定，何况是别人的认知呢？

关于认知相对性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喜欢“讲故事”，则可以从一个禅宗公案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

第一阶段：山和水只是名字和外形，认识到了名相（感性认知，好比懵懵懂懂的少年）；第二阶段：石头、土、树木是山的本质，理解到了本质（理性认知，好比什么都要较真的壮年）；第三阶段：所谓的本质是人的相对性认知，也是假象，不能绝对适用的。

除现象世界之外，别无其他实实在在的东西，真相就是客观存在，不应有分别心，感知到了“道”的存在（知性认知，即：智慧，好比经历万千后的晚年）。

表面上看，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一样的，但却有内在的不同，这不同的表现就是“智慧”的提升。西方的哲学推理证明不管有多复杂、不管有多么“铁证”的论据，实际上都是第二阶段的理性认知，把人的认知绝对化，什么现象总要说出一个道道来。

随着知识的增加和认知能力的提高，理性推理越来越详细、明了，以为那就是真理。实际上，那些推理也好、证明也好，都不是真相，因为必然存在个人的、时代的、社会的局限性。

只有现象才是真相的最完整载体和表达，所以只能说“见山只是山”，以其他任何形式的表达都是不准确的，其他任何的理解和证明都是多余的，这个“只”字才是关键。而“见山只是山”这个表达，好像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这就是哲学给人的最直观的感觉。

这三个阶段就好比人的一生：小时候不问世事，知识也不丰富，别人说个啥就是啥，没有自己的主见，总是从表象去认知。进入青年时代，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知道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有个“理”，不探个究竟不罢休，以为任何事物总能摸透其本质。

在这个阶段，总以自己的认知和见解去看待事物，形成了独立的意识和观念。在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后，才知道一切认知都不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是人的理解就不会是真相，自己的一生就是认知进化的一生。

回头来看，以前的自以为是都是片面的，对事物最好的解释就是事物本身，多一分理解都是画蛇添足。简要概括：从没有主见，到强烈维护自我意识，最后明白从自己的立场看待任何事物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主观的，不管推理有多详细、证据又多充分，都存在局限性。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最爱讲故事的，故事中隐藏的东西没办法说给你听，只说事实、经过就足够了，因为只要一总结故事的“道理”就已经跑偏了，就成了“布道”、成了“说教”。

“道理”只有听者自己的体会才是最“合适”的，一人一个理，都对又都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讲故事，正应对了那句“行不言之教”。

3、以人为本：

在哲学范畴中，自始至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都是人，也必须为人服务。所以一切学问应以成为“真正的人”为本，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使命。因此，从小的教育都是怎么“为人”，重在人格的养成而非能力的培养。因为中国古代和西方对哲学的理解不同，当然应用就不同。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思想家、圣人，而近代缺乏科学家、缺乏专业人才？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使命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而非对世界的探索行为。做好了人，事情自然成。

4、内涵丰富：

这和中国古代哲学的表现形式密不可分，因为故事、寓言是对事实的描述，有多重理解的可能，说得越不清楚其含义就越广。

本来就“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何况这些“言”或“书”大多数都不是本人的，而是后世记录整理的，这又存在多种的可能，谁敢说记录这些言行的人或者翻译这些经典的人没有夹带“私货”。

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不要执着于“言”的“准确”解释，也不要把“书”看得那么重，执着于哪个版本才是“权威”，它们都是工具而已，是过河的“船”、上楼的“梯”，只要过得了河去、上得了楼，何必去在意“经典”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准确的呢？

毕竟河对面、楼上的风景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推理与证明的确是毫无意义的，那只是过程并不是目的，而且这个过程仅仅是“现在看来无懈可击”。

研究中国哲学，首要关注“人”而非其他身外之物，“怎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中国哲学自始至终的首要使命。这就是研习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所在，在下一篇文章中来详细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