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中国古史而言，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向来给人以卷帙浩繁甚至无边无涯的印象。陈寅恪即谓，“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不过，倘若以一般研究者能够阅读和利用作为标准，近代史资料在数量和规模上大幅度超越古史却差不多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事情。因此，追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自然就有其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研究者尽管在官方的倡导和支持下编辑整理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等大型的近代史资料汇编，但相对于近代史资料的整体留存数量而言仍相当有限。随后由于“文革”的爆发，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受到极大影响，相关工作基本上陷入了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概括来看，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继承并发扬以往的史料编纂思路，对近代史的史料体系进行完善和拓展。

在19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脉络下，《北洋军阀》和《抗日战争》等专题资料于改革开放以后相继出版。戚其章、朱金甫、张振鹍、罗尔纲、王庆成等还编辑整理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重新筹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出版了《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等专题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增添了《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国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等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整理出版了包含《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等在内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以重要专题或重大事件作为主要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体系基本确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大量以相关专题或事件作为主题的资料也陆续得到整理和出版。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代辛亥革命档案史料》《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饶任坤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义和团资料丛编》，路遥等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杜春和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陈振江主持的“北洋军阀史料”系列资料集，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等等。这些资料的编选大都仍延续了此前以重大事件作为主题的史料整理方法，其编辑和出版亦充分丰富了相应的资料体系。

另外，改革开放以前筹备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资料体系近四十年来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前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体例基础上编纂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整理了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专题资料等三方面内容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央档案馆编选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等等。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等倡导下创办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书也在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的主持下不断出新，李永璞等还编辑整理了《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1949-1988）》《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名录（1960-1990）》和《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等工具书。这些资料的编排大体上是以民国时期政权或党派的线性发展历程作为主要视角，所收材料内容则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基本从宏观上勾勒完整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时空体系。

◆其二，史料的原生性逐渐受到重视，根据史料的生成机构、单位、地域和个体编辑整理了大量的专题和汇编资料。

机构方面，如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他们利用各自保存和收集资料的优势，组织整理和出版了一批全国性的官方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史料。例如，国家图书馆组织出版了《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民国时期司法统计资料汇编》《行政院工作报告：1934-1947》、《民国时期监察史料汇编》《民国时期铁路史料汇编》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辑整理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持编纂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北洋政府档案》《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编有《中国海关密档》，与交通银行总行合编有《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等等。

与此同时，大批以地域和地方性单位为中心的资料也陆续面世。如《山西票号史料》《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西北农民银行史料》《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徽州文书》《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晚清民初西藏事务密档》《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台湾光复史料汇编》，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史料诸种，等等。在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全国各档案馆的组织协调下，还编辑整理了全国各级档案馆以及其他一些文化机构收藏的近代中国档案的目录信息。这些工具书按照政权时期和政权性质进行分类编排，每一大类之下又根据社会职能划分相应的机构卷宗，基本囊括了全国各级档案馆等现存的近代中国各主要职能部门的档案信息情况。

近代人物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更是异彩纷呈。各出版社整理和出版的近代人物资料不仅包括了文集、全集、选集、日记、书信、年谱、传记、回忆录等多个种类，涉及的人物也涵盖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王国维、郑孝胥、翁同龢、王文韶、张謇、张元济、蒋介石、邵元冲、陈布雷、白坚武等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派别各个领域的精英骨干。既有如《盛宣怀档案选编》《清代稿抄本》（已出六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已出三辑）等鸿篇巨制，也有如《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汪荣宝日记》（韩策、崔学森整理）等精心整理之作。

此外，一些全国和地方性的期刊、报纸也经过一些出版社的整理后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等还组织影印出版了《中国文摘》《中国评论》《中德学志》《稀见近代英文期刊汇编》《华西教会新闻》等外文期刊，并且翻译出版了很多来华外国人的资料。可供研究者利用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为拓展。

◆其三，注重史料整理与学科发展相结合，根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发展编辑汇纂了一批专题类史料。

如“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民国金融史料汇编》“中国金融史集刊”《中国荒政书集成》《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及其《续集》《文化史料丛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等等，大致涵括了革命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等中国近代史学科分支门类或其子门类的一些重要资料。同时，受西方历史学新思潮的影响，一些带有新的学科或研究特色的史料集也开始出现。如《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环境史研究系列丛书”《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等等，即分别反映了图像史、环境史和新清史等在近代中国史料编纂层面的影响。

◆其四，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数据库。

一方面，在传统目录学和新的著录学规则的基础上，不少图书馆、档案馆等基于各自的馆藏或收集资料情况建设了一批近代文献目录库，如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联合建设的“近代文献联合目录”等；另一方面，大批近代文献资料的全文库也逐步建设起来，如人民出版社承办开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民国图书数据库”“近代报纸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顾维钧档案数据库”，上海市图书馆主办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近代报刊库”，等等。这些数据库尤其是全文库的开发和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载体和利用形式，在给相关学术研究带来巨大便捷的同时，其特别的资料整理和呈现方式也为未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不过，在充分认识到近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和出版成就的同时，有几个问题似乎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是资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的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方式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思维重心转移。例如，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尚风靡于世的重大历史事件专题资料的出版在最近十年已经相当少见，大量以“近代”“民国”等通贯性时段作为主题并辅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人物等作为分题的资料形式则后来居上，成为大型近代史资料整理和出版的主要形式。这固然符合近四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整体上由“革命史”向“现代化史”转型的重要趋势，也揭橥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专题下不曾收录的新材料。但是，将近代史资料粗略地切分整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学科专题却有可能割裂历史事件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的横向联系，甚至导致一些学科属性不那么明确的资料被动“隐身”。故或可如曾业英先生所说，汲取范文澜当年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经验，继续整理出版细化的政治、经济等相关门类的专题资料，并兼而重视编辑整理难以具体分类的综合性资料，为利用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其次是注意史料编辑的有限性，尽可能地挖掘和整理各种资料。须知无论一种史料的编纂筹备如何缜密，其最终呈现的结果和形式都会是某种特定历史观念的结果。所以，应该针对中国近代史的时空范围上下左右穷尽一切可能来找寻各种各样的资料，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标记出资料所在的详细时空特性。其大致进行步骤或可由各相关机构先按照一定标准摸排整理各自保存资料的目录，然后基于某一数据库对目录进行整合，保持动态更新，再根据资料的保存状态开始数字化整理，并组织专家学者根据学科发展情况编辑出版一些相关资料，以研究带动整理，进而再惠及相关研究。

最后是重视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基于整理者学术水平、视野和资料本身存在状态等因素，资料的编辑和整理难免会有所侧重，有些资料甚至存在根据整理者的认知删减或篡改内容的情形。因此，一方面应完善资料整理的考评机制（相应的，也有必要加强对资料整理者业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多种样式对史料进行编辑呈现。这样不仅有利于相关研究的顺利进行，也为新的研究趋势的出现保留了更多可能。（周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