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视到实践

———我眼中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岁月荏苒，从走进政协机关的大门，这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从出版社到文史馆，我对文史资料工作从初识到了解，由仰视到投身实践，我体察了她的荣耀、挫折、步履艰辛和弥足珍贵之后，她在我眼中渐渐有了温度。

对文史资料最初的印象，是图书馆里那好几排灰黄色封面的《文史资料选辑》，自1960年创刊至今保持着建国后出版时间最长的连续出版物纪录。

2011年到2013年，我有幸参与政协文史馆筹办，具体工作是参与起草文史资料工作展的脚本，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发起、发展历程、社会作用和影响有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认识。

历史上总有一些貌似偶然却影响深远的神来之笔。在我眼中，1959年全国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的那次“敬老会”，就是这样的一笔。这是所有政协文史工作者都会牢记的一个日子———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礼堂为所有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动员这些经历了“四个朝代”的老人“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随即在半个月后的常委会预备会上，决定把人民政协征集的“三亲”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并决定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为专门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常设机构。

展览是遗憾的艺术，文史资料工作展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找到那次敬老会的任何照片。我们通过努力，幸而找到了与会者签到名单。看到名单，当时出席的383人才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数字，也才知道什么叫“大家云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中国近代史。到1959年底，文史委已收到各类资料200多万字，于是择其精华，开始编印《文史资料选辑》。

当时的文史资料工作队伍从组织者到作者、编辑，阵容强大到超乎想象。委员会首任主任是中科院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副主任无一不是史学大家。民国著名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不过是《选辑》编辑部的普通编辑。溥仪、杜聿明、宋希濂……1959年底特赦之后，1961年就被聘为文史专员，来政协机关大院报到了，他们主要工作就是撰写和审读文史资料。

今天，昔日的顺承郡王府已经难觅踪影，幸而老同志还在，我在他们记忆的指引下勾勒出过去全国政协机关在王府中的草图。多功能厅玻璃天井中的那两棵楸树，曾经耸立在王府中路大殿的南侧，那里是办公厅的所在。如果今天从东北门走进机关，在通往多功能厅的道路左侧有一棵古槐，右侧的那棵在三年前的大雨中倒掉移走了，这两棵古树北侧的房子就是当年王府东小院的文史专员室的位置。

转眼55年过去了，我们把一箱箱一包包时间长廊里由远而近、来自全国各地下至县一级的文史资料图书拆箱上架，军事、政治、文化、民族、经济、科技、社会大观都尽收其中。许多作者已经故去，但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瞬间作为第一手材料被保存下来。50多年来征集80亿字、出版50亿字，不禁感慨，这份成绩单大抵是可以告慰周总理了吧，假如没有他当年这看似偶然、实则深谋远虑的创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必然早已随着逝者的记忆飘散。我为自己能参与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感到荣幸。

两年前，文史馆正式成立，我肩负起征编《文史资料选辑》的任务，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光荣与挑战。

从仰视到了解，再到实践。相对于前两者，实践是最艰辛的环节。两年来，我们编辑部的两个人向超过两百位政协委员和知名人士约稿或进行采访整理。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选辑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革新，重新设置栏目，突出“特稿”和“口述”内容；策划了老手稿珍藏彩页，使手稿上的历史信息更完整更直观地展现给读者；增设二维码，架设纸媒体与网络、手机终端的链接；改版封面和内文设计，力图呈现“高端、有品质”的定位。我也把征集编辑文史资料过程中的见闻、体会、挫折、经验写了3万多字的工作笔记。相对于付出，我感到收获了更多。我在工作中体会到了源源不断的挑战和鼓励，也在努力的同时感到自身的充实和完善。

文史馆开馆前后，我经常陪各方客人参观二楼的人民政协历程展，穿行其间，65年的光辉历程历历在目。我们唯有立足本职，兢兢业业，为人民政协事业力尽绵薄，协助她写下更精彩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