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1910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成立起，北大中文系已走过110周年的历程。陈平原教授这篇为百年系庆而写的文章，梳理百年来中文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描摹北大中文人在自觉介入国家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气质，探讨了中文教育的独特魅力、当下困境及未来可能的出路。谨以此文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本文初刊《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

陈平原

每一个中国人，自打牙牙学语起，就在进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特定的科系与课程，系统的“中文教育”（隶属于现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却只有百年历史。这里借北大中文系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之风云激荡。

一、从书院教育到大学制度的建立

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跟今天我们实行的大学制度，无疑有很大的差异。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观察，首先，以前的书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时何处，都是以人文学为中心的。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学”逐渐蜕变成众多科系中的一个。

曾经的“不学《诗》，无以言”，成为遥远的神话；“文学”就这样被“边缘化”为一个特定的专业了。当然，古时学《诗》，不等于今天念“文学”，几乎涵盖了整个人文学以及人格修养等。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修养，而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在特定时空，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宋文帝的“四馆”，有过相当短暂的专门的文学教育外，其他时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整个世界都如此，18世纪以前的大学课程，都是以人文学为主导。直到19世纪，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崛起，人文学科才逐渐从中心向边缘转移。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标，声光电化（自然科学）、经济法律最有用，当然受到主事者的高度重视。只是在“拷贝”整个西方大学制度时，“文学”作为众多学科中一个小小的分支，也被纳入其中。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之所以主张“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与传统中国文人普遍修习诗词歌赋，但只是作为一种“修养”不同，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专业以外，依然有很多人关注中国语言与文学，这才是希望所在。在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西学大潮虽然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并没有垮掉，而是浴火重生。这点很让人欣慰。

二、为什么从1910年说起

今天的中国大学（包括院系），都喜欢“追根究底”，校史及院系史越拉越长。江南某大学，创立第二年，就做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理由是他们的某个科系是从某某大学分出来的，而某某大学又与某某大学有历史因缘。一般来说，越早创立的大学及院系，历史长，积淀深，质量有保证，确实值得夸耀。但有一点，溯源时必须“言之凿凿”。我的看法是，做校史、系史溯源，还是“保守”点好，必须是正式的教学机构，有老师，有学生，有课程，有章程，这才算。简单点说，编“校（系）友录”时，能落到实处。

常有人问，北大中文系为何以1910年为起点，而不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的1898年或京师同文馆建立的1862年？我们都知道，既然办大学，多少总有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却是分科大学堂成立以后的事情。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里确实有“文学科大学”，其中包括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但光有章程没用，这些“门”当年都没有开办。直到1910年1月，学部建立分科大学堂的奏请获批，教员及学生到位，并于3月3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才算数。而这个时候的“文学科大学”，并非九门都办，而是先设中国文、外国文二门。

《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

换句话说，设想和实现是两回事。就好像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到底从何说起，我与北大校方就思路不同。校方称，应该从1917年算起，有《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名单为证。可你仔细看，那些“研究生”都是二三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是根据各自兴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与今天公认的独立的教学及研究阶段，不是一回事。其实，这事蔡元培说得很清楚：1917年想做，但没钱，做不起来；真正做起来是在1922年，以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为标志（参见拙文《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5期）。

三、废门改系与院系调整

对于院系来说，除了“生日”，值得关注的还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方面，思想史、教育史与学术史说法不一，落实到院系史那就更加微妙了。我的思路是：承认大学受制于整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不照抄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若说到北大中文系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以为是1919年与1952年，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院系调整。后者不仅名称、地址、思想脉络、办学思路等都有明显变化，甚至可以沙滩的“红楼”与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作为象征。

北大中文系最初称“中国文学门”，1919年方才废门改系。读五四时期的历史文献，有说“中国文学门”，也有说“中国文学系”，就因为1919年是个重要关口。那一年，不仅有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北大校园里还有“废门改系”这么件大事。说它是“大事”，因为与此相关联的是采用“选科制”，这就涉及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1910年的课程表未见，但我找到了1915—1916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为了说明历史变迁，我拿今天的课程作对比：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换句话说，早期北大的课程非常简单——文史哲通史或通论，加上外语，就这些。那时教师少，学生也很有限，课程设置简单，可以理解。引入选科制后，对老师、对学生都是个很大的压力。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老师也必须努力研究，不断往前走，才能给学生们开新课。借助《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校史档案馆的资料，我们能够复原当初老师们上课的情况（参见拙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期及2010年1期）。细节就不说了，总的趋向是，废门改系及选科制的确立，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还有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搬到燕园，不仅是校址改变，更重要的是院系重组。工科整个被切除，这且不论；中文系的一些老师被调走，如杨振声、冯文炳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但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进很多学业专精的教授，更加上两年后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在“院系调整”中其实是获益的。你会发现，1952年以后，北大中文系整体的学术水平，跟国内其他大学比，有明显的优势。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那时全国评重点学科，中文学门有11个，北大是5个，其他6个属于复旦、南大、中山等六所大学。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兵强马壮，占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现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各大学都在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及科系，彼此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像“北大中文”这样的老牌院系，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

北大中文系1955级合影

除了这两个容易被人提及的关键时刻，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是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这局面是如何形成的？1925年度的课程指导书里特别提出，除了一般的基础课程，为了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课程分为三组：A类是语言文字，B类是文学，C类是整理国故之方法。这所谓“整理国故之方法”，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古文献专业，但不全是这个，还有考古学等。换句话说，自1925年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范围，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还包含“语言”及“文献”等。当然，从建制的角度看，1959年北大在全国率先设立古文献专业，并交给中文系统管，这对于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新闻专业以及编辑出版专业，日后被转移出去；而新设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还有语言信息处理等，也不是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所能够涵盖。故所谓“三足鼎立”，也只是个形象的说法，日后可能有新的拓展与变化。

四、师长风雅与同学少年

谈大学史，很容易聚焦于若干著名教授；其实，对一所大学来说，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教授是可以全世界招聘的，有钱就能做得到（大致而言）；学生不一样，那是你呕心沥血，手把手教出来的。放宽视野，决定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声誉的，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旧事》与《北大往事》对着读，很有意思。我曾经撰文，谈论清华国学院的“神话”，称其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参见拙文《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同样道理，北大中文系的声誉，也与历届学生的努力及追忆分不开。正因此，我们编六种“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时，专门做一册《我们的系友》，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表彰那些至今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因体例所限，政界、商界、文坛的优秀系友，只能用别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以北大中文系为例，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谈及五四，常被提及的，多是师长辈。但请记得，那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运动。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这“三”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此三种刊物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文化立场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革命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新潮》第1卷第4号封面

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是另一个问题）。统计近十年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内及国外念研究院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一专业化趋向，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大致吻合。虽然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但北大还是坚持精英教育。尤其是中文系，近二十年本科招生规模没有扩大，一直在80至100名之间波动。另一个值得夸耀的是，在北大中文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占全系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一直稳定在这个规模。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文系有天生的优势（相对来说，物理学院就难多了），再加上我们从1950年代起就着意培养留学生，做起来得心应手。现在世人谈“杰出校（系）友”，大都局限于本国学生；其实，留学生中，也有出类拔萃者。

五、北大中文人的特点

谈论北大中文人的特点，我害怕大字眼，比如“精神”等。因为“精神”这个词我看得很重，不愿意动辄赠与某人或某物。中文系提“中文精神”，物理系呢，难道叫“物理精神”？连“北大精神”、“清华精神”、“中大精神”我都觉得勉强。我更愿意谈谈北大中文系让人感觉温馨、或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很多追忆北大的书籍，如《精神的魅力》、《北大旧事》、《北大往事》等，你去看看，有许多中文系的奇人趣事。大家为什么多写中文系师生？我想，除了我们的学生会写文章，爱写文章，还有一点，就是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比较有个性。一旦讲起故事，功业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特的人格。中文系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追慕自由，不受固有的条条框框束缚，喜欢根据个人的特质来选择生活态度、学术道路以及研究方法等。换句话说，站在民间立场讲授“北大故事”时，怪人多多、轶事多多的中文系，占很大便宜。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

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我不只一次被人严肃追问。我的答复是：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要比，必须跟人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比。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学术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学术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这么说，不等于北大中文系教师都在关注当下，也有闭门读书，不问窗外事的。应该允许不同文化立场及学术趣味的教授各自独立发展，不强求一律。你整天上电视，名声显赫；我闭门读书，十年磨一剑：各有各的舞台，也各有各的听众。有骨有筋，有雅有俗，有内有外，这样的话，中文系才有活力，才可能比较“大气”。

六、中文教育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学文学的，容易情绪化，要不特自卑，要不把自己的专业设想得特伟大。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日渐专业化。以前有一句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晚清以降，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同是读书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这一大趋势，使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呈现两个方向：一方面，它越来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范围及功能大大缩小；但另一方面，它又掉转过来，逐渐变成一种“修养”或“趣味”——就好像画布上的“底色”，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在我看来，作为专家之学的“语言”/“文学”研究，必定是小众的；但若从“通识教育”入手，则前途无量。

如何看待通识教育，以及如何处理与专业教育的矛盾，目前中国学界仍在摸索中。北大、复旦、浙大、中大，各有各的一套。哪一个更合适，现在很难说。人的求知欲望和可用时间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既希望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修养，又要求其获得足够的专业训练，很难协调。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大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教你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你读书，养成好的眼光、习惯、方法和兴趣，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你永远学不完，在短短的四年里，不可能真的“博览群书”。“博”与“专”的矛盾，永远无法协调，就看你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问题，吵来吵去，没用。应该做一个全面调查，各院系的毕业生出路何在，日后工作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回过头来，再谈如何进行教学改革。

人文学被如此地边缘化，这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等到国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那种将“求学”等同于“谋职”的趋势，会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家长的期待、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大学的失职，导致学生选择专业时更多考虑毕业后的薪水（还不一定能实现），而很少坚持个人兴趣。我不敢提倡“安贫乐道”（确实有人勒紧裤带，只读自己喜欢的书，只走自己选择的路，但这不具普遍性），我想说的是，目前这种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实在不可取。其实，这些年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好。相反，从全国范围看，最容易找不到工作的，正是所谓的“热门专业”。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的是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表面上，人文学科处于边缘状态，但这些年仍在平稳发展。那是因为，传统的人文学科适应面广，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现在我们的教育进入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作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你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而不是职业培训。很多东西只需“岗前培训”，根本用不着你花好几年时间来学习。当然，学校性质不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批评的是那些本该志向远大的大学或院系，走上了“经济实用”的职业培训之路，那绝对是一个失败。

这方面的思考，我写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当代中国人文学的“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等，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总的来说，我以为，在中国，“人文学”（包括中文系）最低潮的时刻已经过去，若调整适当，是应该“贞下起元”了。

七、如何给自己“祝寿”

既然是“百年系庆”，当然得好好庆贺一番。当初有很多宏阔的设计，最后确定，别太张扬，还是以学术为中心来展开。除了10月23日的正式庆典，邀请广大系友回燕园聚会，其他的活动，都相当低调。比如，筹集资金创建“胡适人文讲座”（邀请国外学者）和“鲁迅人文讲座”（邀请国内学者），邀约十几所著名大学创建“海峡两岸研究生中文论坛”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这里着重介绍十个会议和两套丛书。

十几年前，我参加完轰轰烈烈的北大百年庆典，随即赶往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布拉格查理大学为创建650周年而组织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当时我很感慨，大学以学术为本，热闹背后，必须有坚实的精神支持及学术追求。轮到中文系办百年庆典，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动员各专业，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因此，为纪念百年系庆，从一月份起，我们筹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一直持续到年底。这十个会议分别是：“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1月）、“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中国古代诗学与诗史”研讨会（7月）、“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数字文献研究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8月）、“四川境内藏缅语——重构的原则及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10月）、“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创新”国际论坛（11月）和“1930—1940年代平津文坛”学术研讨会（11月）。

至于组织编纂20卷“北大中文文库”和六册“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的缘起，我在《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写在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际》（201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中，有简要的说明。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活动剪影（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

北大中文系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也不乏坎坷和失落。这回之所以用心经营“百年系庆”，那是因为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抓住了，可实现大的突破。国家的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北大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路线图，配合“北大人文基金”的创立、“人文学苑”的即将落成，再加上中文系同仁的不懈努力，“北大中文”是有可能重塑辉煌的。

2010年7月2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