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

一、文革前的文史委员会

1959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①]很快在7月下旬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 [②]

第一届文史委员会的成员中，学者有顾颉刚、王伯祥、向达、翁独健；右派有罗隆基、浦熙修、章伯钧；民主名士有章士钊；被俘将领有郑洞国、覃异之、黄绍竑；前政权人士有翁文灏；清朝遗老有载涛；北洋高官有叶恭绰。 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官（刊文为“官员”）。 往后历届中共、党官（同上）的比例越来越大。

文史委主任范文澜工作忙，又要重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 ”[③]基本是个挂名不干事的主任。

文史委下面设有多个业务组。 国民党军事组、国民党政治组、北洋组、文教组、东北组、西北军组等。 [④]

1963年，经胡乔木提议，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社会历史调查，杨东莼主持此事，“制订了计划，并购置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具，地址在中华书局。 ”受杨东莼器重和培养的华中师院青年讲师章开沅也来京搜集资料。 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分为几个专题小组，杨东莼直接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小组，这个小组成员还有李侃，章开沅分在社会经济小组。 “但不久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四清’运动，而这个社会历史调查也就无疾而终。 ”[⑤]

1964年，“全国妇联成立编写妇运史专门机构”。 [⑥]这是全国第一个编写专史的专门机构。

溥仪特赦之后，“曾一度有人提出把他安排在中华书局。 ”后来还是做了文史专员。 文史委曾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要大家提意见。 ”[⑦]尽管《我的前半生》差不多近乎自虐式的“交代一件罪恶就打自己一个嘴巴”，[⑧]连周恩来都有些过意不去，觉得“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⑨]但人们依然指责溥仪在书中“‘美化自己’，表面‘忏悔’、‘ 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 [⑩] 仔细想想，很有些“阎王好说，小鬼难缠”的怪诞意味。 [11]

文化大革命前军事政治组“每周召集组会一次，有时两次，主要讨论审稿问题”。 [12]

二、文革前的文史编辑

文史编辑基本有两个序列。 一个序列是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为主的文史委员会人员，一个序列是以文史专员为主的文史人员。 两个序列各有侧重和分工。 编辑部自然是专职编辑，重点负责文字和观点；专员室算是兼职编辑，重点把关史实。

（一）编辑部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除了中共人员外，其他人员“有的是旧时的军政官员和爱国人士，如王式九、王述曾、王毓超等；有的是著名报人和记者，如万枚子、子冈、浦熙修；还有蔡松坡将军的哲嗣蔡端先生。 ”[13]这里面有右派，也有摘帽右派。 [14]比如，王述曾建国后就在政协工作，划为右派，留在原单位。 原《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还有老报人万枚子，原是国务院参事，都被打成右派，后都到文史委员会工作。 他们编稿，也写稿。 用浦熙修的话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安心当旧闻记者吧。 ”[15]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署名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就是浦熙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16]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所有稿件的选用和审定都由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和另外几位领导负责。 “选定后的文字加工、编辑、校对、出版工作，主要由王述曾、万枚子、浦熙修等几位‘右派’承担。 ”特别是王述曾，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就是责任编辑，而且经常帮申起草文件或撰写文章。 ”[17]另外，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6大本、200多万字，也都由王述曾“承担主要的文字编辑加工的任务”。 [18]据有的右派编辑说，“我们思想上唯恐自己更‘右’了，力求‘左’得可爱些，借以证明我们这些‘右派’立场是很革命的。 ”[19]右派记者不能写新闻，只能编史料，[20]这种恶意惩罚造成的精神压抑难以为外人道。 他们平时大都埋头工作，“沉默寡言，别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却无法承担他们的内心隐痛。 ”[21]浦熙修虽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摘掉了右派帽子，[22]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化教育组副组长，[23]但政治惶恐与精神压力丝毫未见减轻。 她每天记日记，并曾上书周恩来，“请严格审查其一生。 ”[24]

（二）文史专员或文史委员是专职的史料写作者。 [25]他们以文史工作为职业，“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人物，有前清的，有伪满的，有民国的。 ”[26]许多人在“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经过改造受到政府特赦并被安排在文史委员会任职，其中不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 [27]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为安置特赦战犯，成立了文史专员室。 [28]文史专员政治待遇与国务院参事相同，[29]月工资100元。 [30]周恩来亲自安排杜聿明等人为第一批文史专员。 1961年3月1日下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任命书”，正式上班。 [31]“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从此正式成立，行政建制隶属政协，业务上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导。 ”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京者大都被安排为文史专员。 [32]最初4批特赦战犯中共有21人被安排为文史专员。 [33]第一批7人：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芨、周振强；第二批7人：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4人：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34]第四批2人：黄维、文强。 与第四批同时安排为专员的还有曾于“川北起义”但在“解放后被错误关押”的原国民党第4兵团中将司令兼第127军军长赵子立。

专员室由专员们选出组长若干人，“负责业务、学习、生活方面的自我管理。 ”[35]文史专员每天坐班。 文史专员第一天上班时都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 [36]他们根据各自经历，“先后分别参加北洋组、军事组、政治组和社会组，以军事组人数为最多。 ”其任务，一是撰写“三亲”史料；二是征集史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书刊。 [37]“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对这项工作非常满意。 ”[38]他们既有撰写稿件的热情，又有审改稿件的自觉，“成为文史资料工作中一支重要力量。 ”[39]王耀武一面写史料，一面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史稿。 他写的史料，有20万字左右；审核的稿件，“当在百万字以上。 ”[40]廖耀湘撰写史料10多万言，审核史料不下“百余万字”。 [41]文史专员编稿的一般程序是，由文史办公室“将有关他们本人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稿件，分配给他们审阅”。 [42]经溥仪审阅过的稿件就多达“数百万字”。 至于撰写史料，许多文史专员更是“达到了勤奋的程度。 少者写了十来万字，多者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 某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43]有人不光自己写，还帮别人写。

比如，沈醉帮唐生明写《我奉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帮洪范写《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等。 对文史专员来说，尽管周恩来曾保证，“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44]虽然他们对文史资料工作方针也反复学习和揣摸，“但对于如何写自己却仍不免存在思想顾虑。 ”[45]这顾虑包括别人写自己和自己写自己。 尽管对于那些“专做征集工作”[46]文史专员来说，这种顾虑或许会小些。 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文史人员，文史专员与周恩来的关系倒是最为密切。 周恩来曾三次接见文史专员，“了解情况，遇到困难，及时解决。 ”[47]

知识人右派与国民党战犯在文史机构同处共事，算是中共的绝妙安排。 中共改造战犯与改造知识人有许多相同点，比如思路相同、目标相同、方式相同。 当然区别也有，比如，手段不同，对战犯是感化加教育，对知识人是恐吓加教育；还有一点是效果不同，战犯在改造前是敌人，改造后变成自己人；知识人在改造前是自己人，改造后变成敌人。 正因如此，战犯的地位高于知识人。 最后一点是，战犯较之知识人拥有更大的统战价值。 这是政协文史委安排战犯和右派二者工作的基本原则。 所以，大记者浦熙修、彭子冈等只能做编辑，为写史料的战犯服务。

三、《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前的编辑与出版

《文史资料选辑》是资料性的内部刊物。 编辑部由主持文史委的常务副主任申伯纯负责，同时，文史委副主任杨东莼、办公室主任米暂沉，还有文史委委员阎宝航，也都是《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负责人员。 另外，范文澜派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也来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

早期的《文史资料选辑》选登的多是一些“重头长篇”。 并且，“一般不设栏目，只是按一定顺序把选好的文稿排列起来。 所谓‘一定顺序’，有时是按史料的内容排列，有时是按史料所记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有时是按作者的身份地位排列，有时又是把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48]

六十年代初，“一个月最多可以收到1000多份好的稿子。 ”[49]文史委员会“每周召集一次委员开会讨论，集体审稿，一方面认真学习全国政协的有关文件，研究如何提高工作质量，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对稿件充分发表各自的审读意见，评判优劣，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最后，在大家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将质量最好的稿件，经修改后全部抄送至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 ”[50]

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政协副主席和文史委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 “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 ”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之初，为了提高人们撰写史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入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 ”[51]当时规定，只有经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刊用的稿子才有稿酬。 [52]

《文史资料选辑》“在几经研究磋商之后，决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是范文澜，范又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在延安时期就协助范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的得力助手。 同时，金灿然还是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

那时，文化部又将中华书局定位于“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 因而中华书局“与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 而《文史资料选辑》的内容又属于近现代史的范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算顺理成章。 ”第二，当时直接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既与全国政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又与金灿然关系密切，中华书局凡有重大问题，金灿然无不向齐燕铭请教商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 肯定是得到齐燕铭的同意和支持的。 ”据李侃回忆，他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负责人，金灿然把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任务交给近代史组，并指定他与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 从此，他就开始涉足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1960年初创刊到1966年文革之前，“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0辑，还有政协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所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6册。 ”[53]

《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际，正是三年大饥荒之时。 “因为副食品奇缺，连摇笔杆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然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都依然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 每年规定出8辑的任务，基本上能够按期完成。 ”根据某些当事者的回忆，“讨论问题时，大家仍然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暇时聊天，也有说有笑。 这种和谐的、活跃的氛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质生活困难的压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的充实。 ”[54]一些地方文史部门也是如此。 比如，《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出版后不久，“正闹自然灾害，大家平时都吃不饱，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却很高，经常加班工作。 ”[55]

四、《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前的发行与阅读

文革前，《文史资料选辑》的发行渠道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 一切按级别来。 一是按级别配发。 一般配发到省一级。 比如，《文史资料选辑》分配给新疆50套，“发给党政领导参阅。 ”新疆文史委也分了2套。 [56]另外，省直党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图书馆一般也都有《文史资料选辑》。 [57]一是按级别购买。 地市级和县团级的行政机关可以购买。 规定凭借“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 [58]至于个人，“限行政18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售。 ”[59]

显然，这一时期，《文史资料选辑》发行和阅读范围基本限于内部，“除了政协委员和科研、教学人员可以凭卡购买外，党政军部门一般限定在厅局地师以上范围传阅。 还有少数尚存争议和比较敏感的资料，当时刊印了一种大开本的白皮书，专供中央和省军以上领导干部参阅。 ”[60]只是这种16开本的大字白皮书数量很少。 [61]

一方面，《文史资料选辑》作为内部读物，“读者对象多是有较高级别的干部。 ”另一方面，那时《文史资料选辑》“选登的多是一些重头长篇，文稿的标题本身就很引人”。 [62]难怪有的中学生都要偷看《文史资料选辑》。 一记者教训儿子说，这些内部资料“里面尽是些大资本家、大战犯、大特务写的东西，你们辨别能力差，看了会中毒。 ”[63]此类恐吓，其实只会吊足人们窥探知识禁果的胃口。 再加上，“买文史资料要凭卡，神秘得很。 ”[64]值得注意的是，“神秘”一词在文史资料回忆者口中频频出现。 “读者有神秘感，上门求购者络绎不绝。 ”[65]显然，经过官方的精心设计，围绕《文史资料选辑》，已构制成了极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整套连贯的知识分类和知识分配体系。 作为价值知识最核心的一部分，文史资料所代表的历史知识必须被严密纳入官方知识分配体系。

专制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全面垄断资源，然后按照权力等级重新分配资源。 史料作为一种珍奇秘闻，具有某种信息的隐秘性，甚至具有某种特殊的新闻的保密性。 这使得中共必须要把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严格控制和分配。 [66]在这里，历史与新闻再次相遇，并遭受到中共极权的相同处理。 [67]掌控历史与管控新闻，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无论当初还是现在，《文史资料选辑》都没啥问题（当然，现在看只是肉麻），为什么还要刻意限制发行级别和范围？ 因为这些内容公布于众，只会对中共有百利而无一害。 既然如此，官方这么做，肯定有其复杂考虑和特殊用意。 这就是，在中共观念中，任何事情都必须统筹安排，任何东西都必须保持秩序。 何况按照中共当年的标准，《文史资料选辑》里面刊登的东西还是多少有些超出官方对大众的一般宣传尺度，比如，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某些无关宏旨的习惯提法和表述，不经意地透露出来的历史内幕的某些细节，特别是众多作者的特殊身份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官方不想让普通民众了解和知晓的。 尽管这些内容对官方毫无损害，但既然官方不愿民众知道，就必须加以限制。 一旦限制，就会造成某种秘密。 一旦成为秘密，就更有必要限制，于是秘密就更为神秘。

既然神秘，就更要绝对控制，于是神秘就变成绝密。 一旦升值为绝密，就更得百般禁忌。 显然，这里存在有一个怪诞的循环：好多东西本来毫无秘密可言，只是被人为限制之后，才变成了秘密。 既然成了秘密，就更要限制。 于是，秘密的级别逐步升高，直至成为绝密，成为少之又少的特权人物才能受用的稀缺资源。 这种怪诞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列入秘密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民众所能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也会成为陷民于罪置人死地的致命证据。 秘密生成的这种权力逻辑本身倒是透露出一个绝对的秘密，即专制制度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死死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再来重新分配。 这样，专制制度就会迅速膨胀成一种不断地重新分配资源的蛮横机制和庞大网络。 机制蛮横得无所不能，网络庞大得无所不包。 它直接产生两个相关性特点，等级性和有序性。 所有进入官方视野的东西，在官方的重新安置中变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 一种本来极为普通的东西经过权力的层层分配，就变得异乎寻常，而具备了秘密的性质。 从新闻到旧闻，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内政到外交，从战争到体育，从物种到人口，从空气质量到食品安全，从自然灾害到人为灾难，统统都有官方不想让人们正常知道的东西。 于是，如何全面控制和有限分配这些信息资源，就成为中共煞费苦心建造的意识形态“金盾工程”的终极目的。

这一目的背后是极权主义的国家逻辑。 极权国家只有官员资讯分配制度，而无公众资讯分享制度。 这使得所有信息都成为官方垄断和控制的资源。 官僚体制内部人员按照不同级别获取分配来的相应信息。 其他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获知这一信息，都有可能被定性为“窃取国家机密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 从历史到现实，被列为国家机密的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和新闻报道的绝对禁区。 闯入这一禁区，必然遭遇到极权制度的严厉打击。 [68]也正是基于这个专制逻辑，《文史资料选辑》最初才会变得那么荒诞得炙手可热。

按照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定位，《文史资料选辑》“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公开刊物，因此发行面不宜过宽。 ”[69]最初，《文史资料选辑》每辑“限量印行8000册”。 [70]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它和所有那些所谓的“内部发行”书籍一样，因政治限制和行政管控而身价倍增，特殊的神秘性使其天然拥有众多的读者群。 供不应求，[71]且持续升温。 “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 ”[72]“连科技和体育学校也说是‘学习需要’希望订阅或分期购买。 当时，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述孔每天要花许多时间和口舌来对付这些登门求索的贵宾。 ”[73]爱屋及乌的连锁效应就是“地方文史资料也备受青睐”。 [74]《文史资料选辑》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 ”[75]通常情况都是，“一个人买了大家传看。 ”[76]说人们争相传阅并不为过。 更有甚者则是废寝忘食。 一位文史官员回忆，1961年春，他调到中宣部，“有机会找齐了已经出版的全部《文史资料选辑》，喜出望外，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通读了一遍。 ”[77]《文史资料选辑》所具有的某种传奇性或野史性甚至到了文革期间依然魅力不减。 那些“把《选辑》诬称为‘大毒草’的造、反派”，也在“津津有味地逐册逐篇看”这些被他们抄去的“毒草”。 [78]造、反派一方面指责收藏文史资料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喜欢看文史资料”，一方面又把文史资料全部拿走，“轮流传阅。 ”[79]红卫兵也是如法炮制。 留下《文史资料选辑》“偷偷传阅”。 [80]在一些下乡插队时的知青点，《文史资料选辑》也成了“最抢手的书”。 [81]就连一些地位很高的科学家也在乱里偷闲地阅读《文史资料选辑》。 [82]竺可桢1968年看过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后，还对他1937年12月的日记作了新的补充。 [83]

《文史资料选辑》开始问世的时候，“读者主要是统一战线内部的上层人士和党政部门的领导人，这个面是很小的；所刊登的史料，多半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前朝旧时’。 因此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便构成了文史资料是仅供怀旧的‘老人读物’的印象。 ”[84]

五、《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效应

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目的，“是编选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史料稿件，作为示范，以启发、引导各方面掌握史料的人士撰写史料，推动征集工作的深入开展。 ”[85]这样，按照《文史资料选辑》的创设思路，很大程度上那些《文史资料选辑》的读者都是将来撰写史料的潜在作者。 文史高官期待《文史资料选辑》能成为特定作者们撰写史料的范本。

这样，《文史资料选辑》的出版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史料征集和撰写便具有非同小可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而且这种作用被越来越自觉强化。 1963年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指出要“加强《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作用”。 因为它对“推动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会议号召“今后应该努力提高这个刊物的质量，以充分发挥其对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的鼓舞示范作用，为深入组稿创造有利条件。 各地方除了继续支持政协全委会的《选辑》外，各地方自己编印的资料刊物也应密切配合组稿工作。 ”[86]

显而易见，《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效应的实质在于为人们制造出一种标准化和格式化甚至公文化的史料书写模式。 这种模式的形成具有互动性。 从全国文史委角度看，“选辑的出版使我们同全国各地政协组织以及其它文史工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起着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和推动工作的作用。 选辑的出版也使我们同撰写史料的各方面人士保持了联系，以具体的范例来向他们指出了撰稿的要求和方法——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从而对于不断扩大稿源和提高稿件质量具有促进的作用。 ”[87]从地方文史机构角度看，《文史资料选辑》的典型示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据云南文史机构介绍，他们将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给那些经历较多的人士传阅，“以启发他们撰写的方向和方法。 ”[88]桂林市文史机构也说，他们将订购的一批《文史资料选辑》分发给有关人士阅看，“这对启发他们如何写好文史资料很有帮助。 ”[89]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文史资料选辑》几乎改变了传统性质的史料定义和学术意义的史料文本。 它使史料成为一种文章，一种表态，一种检讨，一种攻讦，一种抒情。 怪异的是，在工作开始和工作过程中，各级党委负责人“一再把撰写历史资料的目的要求向大家说明，要求大家是写资料，不是写历史；是写资料，不是作文章，更不是写书。 ”[90]但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效果之间的悖论只是一种幻觉。 因为，文史资料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和体例规定，都决定了它必然将史料写成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政论。 而这种特性恰恰强化了《文史资料选辑》天然具有的广泛示范作用。 就其本质而言，尽管《文史资料选辑》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新写法，但并没有展示出历史的另一面。 因为，它只是与正史匹配的官方野史。

但官方野史的底盘毕竟要大得多。 它降低了进入历史的门槛。 这样，被正史排斥的人们便有可能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历史。 尽管极度扭曲，但它毕竟唤醒了人们的部分历史记忆。 通过阅读、学习和模仿《文史资料选辑》，人们开始尝试着用一种疏离而不背逆的方式来对自己的历史小心翼翼地重新叙述和谨慎定位，以便获得官方历史谱系的认同和接纳。 《文史资料选辑》凭借强大的官方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一架强悍的超级抽水机，从全国各地搜寻稿源和吸纳稿件。 不管自己有没有史料刊物，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供稿都成为第一要务。 至于那些自己没有办史料刊物的地方文史机构，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供稿更是当务之急。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文史机构与《文史资料选辑》的关系自然变得越发紧密。

据河北省暨天津市文史委介绍，它们向全国政协提供的许多重点稿件，经过全国文史委审核后，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发还回来重新改写或补充，这不但能提高稿件的质量，而且也帮助了他们做好组稿、审稿和培养写家的工作。 该会成员阎子奉原是阎锡山的亲信，经文史官员动员，他花了很长时间，写成《阎锡山四十年的经济活动》史料，4万余字，“内容相当丰富。 ”此稿经全国政协审核，“指出稿内将阎锡山家族企业活动同官僚资本以及阎锡山的政治活动揉在一起，眉目不清，主题不够明确。 ”希望文史委为阎子奉配备一位写家，帮助他“分成三个题目重新整理”。 河北暨天津文史委依照此法操作。 整理好的《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一稿后来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91]

但就整体而言，按照后来者的评价，前50辑《文史资料选辑》的不足或缺陷，“就是多样性还不够。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