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傲骨 卓然不群——纪念山东省文史馆员、书法金石学家山之南先生诞辰110周年

文 / 赵钧波 尹姬（2016年3月25日发表）

今年是恩师山之南先生诞辰百年，为缅怀这位品高学富的艺术大师，特撰此文，以寄景仰追思。

山之南先生，名昌庭，号陈堪、师伊、郑亭，之南为其字。1906年4月27日生于黄县（今龙口市）名门宦户。据黄县山氏谱书记载：山家原籍河内怀县（今河南沁阳），为东晋“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后裔。因始祖“掌山林之官，以官为氏”，故山姓。后官徙济宁，明季迁居黄县。先世的共同特点是：擅书画，嗜收藏，不论为政还是治家，都能弘礼阐文，力主风雅，从不凌驾于人。旧时在山府的庭堂园林内，均有名人题写的条幅、楹联和匾额。由于严格的家训，谦和耿介的为人，正统的治家治学规范，使山家在乡里名望颇高。

环境的濡染，家庭的熏陶，山之南自幼便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始在其父及叔外祖丁佛言的督教下，从楷书描红入手，临摹《颜家庙》、《麻姑仙坛记》等。七岁入私塾，八岁进学堂，先后得到前清秀才、书家、收藏家王子敬、王芝清等掖勉。8岁时子敬曾评其书“笔姿很好，大有希望”。及12岁始习篆隶和篆刻，得力于邓石如、伊秉绶、《峄山碑》、《张迁碑》、《灵泰碑》等，并潜心对临、释读自家收藏的铜器原器铭文和拓片，印章直追秦汉，刀法钝丁（即丁佛言）。由于他敏而好学，少年时代就以品学兼优、诗书两长而名重乡里。20年代初，在县长李汝谦（河北人，诗书兼能）创办的“课仕馆”就读时，他的诗书双获第一，任主讲的晚清名流丁毓瑾写在山卷上的批语是：“反复辩论，层出不穷，胸中有竹，笔下生花。”1927年底，李汝谦因喜山之聪颖，亲自为其授课。其时又有叔外祖丁佛言的督导，使山之南的书艺大见长进。前清秀才、书家、收藏家王道新曾评山字“可与老丁（指丁佛言）并驾，驾乎前贤”。

就在山之南艺术才华初展时，厄运却偷偷地向他袭来。

1928年至1929年，盘踞在胶东的军匪刘珍年和山东军阀张宗昌部，先后两次洗劫了山家，使山府由一个名门望族沦为寒门。家境的急剧败落，致山父一病不起，不久含冤过世。

严酷的现实使山之南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一贫如洗的生活环境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面对惨境，他暗下决心，走自己的路！为了明志，他挥毫写下了“潜心治学，老实做人，勤俭持家，誓不为官”的处世格言。为养家糊口，1929年他离家去上海投亲谋事。

到了上海，经人荐举，他入山东会馆“齐鲁公学”任国文、书法教员。但执教仅二年，因病魔缠身，只得辞去公职。

为了生计，24岁的山之南边养病，边鬻书治印。在与“荣宝斋”“西泠印社”的往来中，他结识了众多的书法篆刻名流，眼界也为之大拓。其时，在群雄济济的上海要有一席之地，如没有名流托为师承是很难立足的。一次，在西泠印社他向王个簃提出拜师事，王个簃当众谦辞道：“山公书承商周，印法秦汉，博前贤之精华，出自我之机杼，超乎俗而胜于余，可与友善而不敢妄为尔师。”自此，两人关系甚密，直到王个簃先生过世的前一年，二人仍有书信往来。30年代初，王福庵来上海，见到山之南的字和印章后，大加褒扬，赞道：“陈堪书可与海上名流抗行，只惜其年少无名。”随即欣然题下“山之南鬻书治印”匾额，以示器重。在与名流的交往中，山之南接触了众多的名碑、名贴和名人墨迹，通过眼观手摹，融会贯通，其书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艺术个性日臻明显，行、草、隶、篆、楷无所不能。所书卜辞、钟鼎文字在沪被誉为与黄葆钺、马公愚相伯仲。当时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语文展览”、“中国古物书展”中，他的甲骨文联及行、草、隶、篆四体条屏均被列为珍品。30年代中期，全国“银盾书展”在青岛举办，他的草书中堂荣获一等奖，为四名获“银盾奖”的作者之一。

8.13事变后，上海沦陷，山之南迫于国难，告别了客居8年的上海，迁居烟台“古荫山房”（编者注：可能地处今烟台市芝罘区广东街中兴楼处）坐堂鬻书治印。在烟期间，他多次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誉满胶东。年至而立，终因内乱外患，连年兵戈，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回归故里。

回乡后，两任伪县长把山之南列入贤达名流之中，多次请他出来做事，一些亲朋也劝他在仕途上找个出路，但均被他以“嗜书成癖，性不宜官”为托词回绝。为表矢志不渝，他奏刀刻下“性不宜官”和“以布衣老”印，常盖于自己的作品上。正如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首诗所云：东涂西抹六十年，一方破砚做良田，服膺窃取郑公语，不使人间造孽钱。”从此，山之南一直困居故里，过着亦农亦艺的田园生活。

黄县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素有“故莱子国”之称。解放初期，政府组织人力整理古籍，山之南先生应召参加了文管会的工作。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经山老发现考证的文物数百件，其中黄县归城出土的十余件铜器被他鉴定为周代国器，并考释了全部铭文。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故宫博物院和山东省博物馆分别将这些铜器接管收藏。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对山老的研究成果做了充分肯定。1965年，鉴于他对书法、金石学研究的造诣和贡献，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亲写聘书，聘任山老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然而，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山之南先生连同他的书画藏品未能幸免。人被管制，珍贵书画、诗稿被付之一炬。面对这些，山老心痛如绞，老泪纵横。

“文革”结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在住房和生活上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方便条件。1976年，作品经逐级筛选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中国书道展”，书法、篆刻被出版、收藏。尔后，多次参加了国内外重大书展，并被故宫博物院及一些省市博物馆收藏。二十世纪80年代初，其书法、篆刻作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作品再次选往日本展出。香港一家电视台还专门搜集、录制山老流散在港台地区的各种书体做了专题介绍。1983年，日籍华侨王汝钧先生回乡探亲，黄县县委以山老书四体条幅相赠，王先生如获至宝，当即捐款十万元，为家乡建了一座图书馆。

山老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一直坚持手不释笔，孜孜不倦地在名碑名贴和名人墨迹中吸取营养。山老以为：作为一个书家，仅能写得一种体或几个字不足以称书家，而在广泛临摹名碑名贴，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学古而不泥古，具其形而备其神，渊于古而出新意者，方可称为上乘的书家。基于此，他把“多读、勤临、善悟”做为学书的座右铭。80年代初，他不顾年迈体弱、先后到潍坊十笏园、掖县文峰山谒拜郑板桥遗迹和观摩郑文公碑刻，耄耋之年仍坚持临池不辍，在艺术上从不满足于过去。山老在八十一岁《岁首感怀》写道：“万事都无就，一年又到头，明朝八十二，仔细数更筹”。正是由于这种谦逊善学的态度，使他的各种书体达到了无所不能又超然脱俗的境界。他的甲、金文字，能在直接临摹殷周原器、原拓的基础上，巧妙地将那种刀刻、模铸、自然天成的痕迹，利用手笔这一特殊的书写工具表现出来，可谓刀笔互见，相得益彰，给人以古朴、典雅、浑穆、端庄之感。在笔墨章法上，能于老辣中见活脱，方圆中藏奇拙，淡括中寓险峻，开合错落中见空灵。在篆书的临摹和创作上，堪称别具一格；他的隶书，广采汉碑之长，兼熔伊秉绶宽博大度之势，用笔古拙雄沉，大气磅礴，结体开张健稳，萧疏有度。观其隶作，显见独具一面；山老的行书，初习《祭侄稿》、《争座位稿》，后掺以篆隶及北碑诸法，奇拙宕逸，质朴自然，方圆相兼，刚柔互济，虽恣情任性而不逾矩矱，给人以天真婀娜，活泼可爱之感。

可以说行书是山老熔各体于一炉的佳构；山老的草书，崇尚流畅自然，气韵贯通。初学怀素、丁佛言诸家，后兼宋四家笔法，洒脱灵动，筋丰气足，凝重处不滞涩，飘逸处不浮滑，点画似高山坠石，运笔如行云流水，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山老写楷，能承续家学，深得《颜家庙》、《麻姑仙坛记》之奥髓，力避常人习颜笔丰墨饱、笔划笨钝的写法，用篆隶枯笔作楷，老辣苍劲，犀利峭健，结体宽绰雄强，朴茂敦厚，显示出他超然不俗，刚毅直率的气质和性情，与别人写颜，有同工异曲之妙；山老的篆刻亦有独具匠心的造诣。他法乎钝丁（即丁佛言），直追先秦小玺和汉印，在以甲骨、钟鼎文字入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他的印作，文雅隽逸，简朴灵动，方圆相兼，藏险于平，方寸之间寓神韵高古，意境深邃之趣。山老曾说过：“作书要具匠心而不可有匠气；做人要有傲骨而不可有傲气”。山老尽管一生布衣，生活清苦，却不失阳刚耿直之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伪政府曾几次委山老以职务，但均被他坚辞，宁受一家生计之苦，也从不趋炎附势。在困居故里几十年的田园生活中，他亲身劳作，耕躬自给，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的甘苦。他的书斋一度称“思雨庵”，1976年选往日本的篆刻作品“爱人民”等，即是他热爱人民，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真情实感的写照。

纵观山老的金石书艺，使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每一书体，无不蕴含着他对书法渊源寻宗溯本的不挠意志和学古不泥，创新求变的执拗追求精神，凝聚着他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对古法超然领悟的修养和才情。可以说：“取法乎上，广收博取，采撷众长，食古能化，悟古出新，拙中求活”是山之南先生书学实践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山老晚岁，虽左目患疾，但仍精神矍铄，学性不减。每遇求学者，他都能循循善诱，直陈得失，倾其所知，尽力掖勉，使人如坐春风。凡与山老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书如其人”，能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证。人们重爱山老的书法与崇仰他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山之南先生生前为龙口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烟台市政协常委、山东省书协特邀顾问、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今天我们介绍他的艺术生涯，探讨他的金石书艺，对于借古开今，发展和创作适合当今时代精神的书法金石艺术，将会有所借鉴和裨益的。

山之南先生年谱：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龙口市黄城辛店村。

一九一二年，六岁。随叔外祖父丁佛言习书法、篆刻。

一九一三年，七岁。入私塾，得晚清秀才、书家、考证家王芝清掖勉。

一九一四年，八岁。入学，从书家、收藏家王子敬学习。

一九一五年，九岁。从王允恭先生读书。

一九二一年，十五岁。四月，与王琴珍女士结婚。

一九二二年，十六岁。王琴珍病逝，将书斋易名“悼琴室”。

一九二三年，十七岁。入县立中学读书。书法、英文皆优。

一九二四年，十八岁。与徐纫秋女士联姻。

一九二五年，十九岁。参加话剧演出，声援上海工人罢工。

一九二六年，二十岁。中学毕业，参加课仕馆学习。得县长李汝谦和当时名流丁毓谨亲授，诗书双获第一。下半年去乡城曲潭学校教书。

一九二七年，二十一岁，在曲潭学校执教期间，书艺精进，名重乡里，受到著名国学家王道新等赞许。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家因蒙受刘珍年、张宗昌部洗劫，沦为寒门。秋，赴沪投亲谋生。被上海山东会馆聘为齐鲁公学教师。结识王个簃、王西申、王福庵等书界名流。

一九三零年，二十四岁。因病辞教职，鬻书治印维生。

一九三一年，二十五岁。四体条屏参加湖北水灾急赈会驻沪筹赈办事处举办的救灾古物书画展。

一九三七年，三十一岁。甲骨文联在上海参加“中国语文展览会”。

一九三八年，三十二岁。为避战乱离沪返乡。

一九四二年，三十六岁。作品参加青岛《大新民报》书展，荣获“直追秦汉”银盾奖。去烟台“古荫山房”坐堂卖字、办展。（编著注：在“古荫山房”古玩店，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当时烟台的《鲁东日报》以“山之南书刻展作品琳琅满目”为题报导：“黄县名书刻家丁佛言高徒山之南君，目前来烟游历，并携带个人杰作多件，假广东街中兴楼举行展览。连日来名界名流研究书艺专家前来参观购字者络绎不绝。闻山君艺术造诣早已驰誉南北，帮来烟未久即获佳评。”）

一九四三年，三十七岁，坚辞出任伪职，靠鬻书治印及制作儿童玩具养家糊口。

一九五零年，四十四岁，参加文管会工作， 负责鉴定文物古籍。

一九五一年，四十五岁。鉴定归城出土周代器，并考释了全部铭文。

一九六零年，五十四岁，发现考证了黄县归城出土的周代铜器，受到专家重视和好评。

一九六五年，五十九岁。受聘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一九六六年，六十岁。多年收藏的古籍资料在转寄上海时丢失。“文革”期间，自作诗稿及收藏的书画作品被洗劫一空。

一九七六年，七十岁。作品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北九洲参加现代中国书道展，《现代中国书道》刊发草书、篆刻作品。

一九八零年，七十四岁。《书法》第二期刊发篆书作品。《山东画报》十月号专题介绍书艺。

一九八一年，七十五岁。一月七日《大众日报》刊发作品、文章，介绍其书艺。作品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展览。

一九八二年，七十六岁。湖南美术出版社《当代楹联墨迹选》刊发草书作品。烟台市文化局主办其个人书法展。

一九八三年，七十七岁，去平度天柱山、掖县文峰山观谒北魏郑文公上下碑。《山东画报》七月号专题介绍书艺成就。

一九八四年，七十八岁。六月三十日夫人徐纫秋去世，终年七十七岁。作品参加安阳殷墟笔会书法展。参加山东省书协举办的“云峰刻石学术研讨会”。

一九八五年，七十九岁。河南美术出版社《中国古今书法选》刊发篆书作品。作品参加山东省在日本神户举办的书展。

一九八六年，八十岁。作品在北京参加全国老年人书展，中央文史馆三十五周年书画展。参加烟台举办的全国书法讨论会暨书画展。去潍坊十笏园，谒拜郑板桥遗迹。

一九八七年，八十一岁。参加日本《中国现代美术书画展》刊发作品。

一九八九年，八十三岁。作品参加全国文史研究馆书画联展。

一九九零年，八十四岁。第二次去天柱山、文峰山观谒郑文公碑。

一九九二年，八十六岁。《书法》第三期专题介绍书艺成就，刊发作品。名字辞条被辑入《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

一九九三年，八十七岁。辞条被辑入《中国印学年鉴》。

一九九五年，八十九岁。《书法艺术报》四十四期专版刊发介绍文章及作品。

一九九六年十月，《山之南书法艺术》由山东书画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十二岁。名、款、印、辞条辑入《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一九九八年九月，江苏教育出版社《民国书法史》列为民国时期书家，称其为“擅长篆隶者”，并列为50年代以后篆隶“成大气候者”七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