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以水转谷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以水转谷”，即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转运京师或指定的地方，以供朝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之为漕粮。漕粮运输称之为漕运，分为河运、水陆船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即指通过自然河道或运河转运漕粮。自大运河凿通以后，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履行使命。作为地处大运河中段重要城市的淮安，能成为漕运的中枢，特别是明、清两代均将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则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漕运的起源很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攻打匈奴，即从山东向北河（内蒙）转粮，攻打南越时，又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向南转运军粮。楚汉相争时，兴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将关中粮食通过漕运以资军用，到了汉武帝时，通过漕运转运的粮食已达400万石。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而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凿了大运河，并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从此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即进入大运河时代。

漕运作为维系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当然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早在唐、宋年代即在大运河中段的楚州（今淮安），设立了转运使、发运使，到了明、清两朝则设漕运总督部院，一般派从一品、正二品官员担任漕督。明清两代漕运总督共262任，其中明代122任，清代140任，清代的施世伦、琦善、穆阿张、恩寿等皇帝庞臣都担任过漕运总督，总督衙门除其本部及下属各种官吏，1790余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都归其节制，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沿运河设有粮仓数座，淮安的常盈仓，为大型漕粮中转仓，常蓄150万石粮食，堪称天下粮仓。清代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有7000万两银子，其中5000万两是通过漕运完成的，故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名震一方。

漕运堪称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不仅维系了朝廷生存的经济命脉，还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漕运连通了南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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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地图，我国的水系走向一般都是东西向，长江、黄河、海河、钱塘江、济水等，莫不如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大河向东流……”。因大海在我国的东部，故河流大多都是流向大海，而南北向的河流不多，而在古代交通，大多是通过陆路，即使骑马，也要花时多日，运输物品，车马劳顿，成本很高。故朝廷为转运粮食，依靠水运应是最佳选择，但当时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区，到了元明清三朝，又转到北京，而地处南方的江、浙乃富庶之地，天下粮仓，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河道，方能将粮食运转京城。

于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便从扬州连接长江之水和沿途河湖，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直达淮河之畔的淮安末口，古称邗沟。但因淮河阻隔，到了淮安只能将货物盘坝进入淮河，尽管成就了淮河南岸的北辰坊（河下）的繁盛，但仍不能贯通南北交通。到了隋代，那位杀兄霸母，荒淫无道的隋炀帝，品行不端，名声不佳，但做了一件足可流传千古的大好事，即就是开凿了一条大运河，经历代王朝不断修筑，形成了从杭州到北京通州18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从此，连通了南北交通。特别是明代平江伯陈瑄在总督漕运时，从淮安古运河向西北打通直达淮阴码头清口的水道，货船直接可进入淮河，则货船无须再盘坝入淮了。从此，南北大运河一路畅通无阻。大运河的贯通，结束了由陆地运粮的弊病。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有利于漕运，更连接了南北交通，无论是隋炀帝南下扬州还是清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无不是循运河南行，于国于民，裨益无限。

漕运促进了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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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成就了漕运事业的兴盛，也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南应是中国文化比较繁盛的地域，早在魏晋时学术研究成果就超越了北方。北宋时，南人考取进士的远远多过北方，到了明代，进士名额几乎被南人垄断，因此，明仁宗于洪熙元年（1425）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政策。漕运沿途名人辈出，人文荟萃，许多文人学士多出自于漕运运河两岸，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也多出自于漕运沿途。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背景都出之于此，且作者几乎都是南方人，或曾生活于南方。仅漕运总督部院所在的淮安，其中《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或为淮安人，或长期客居淮安，并在淮安完成他们的巨著。除《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于斯，长于斯，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都长期客居淮安，他们的著书室至今仍保存完好。一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漕运沿线上的人，他的作品描写的时空甚至语言同样都来自于运河沿线地域。《三言两拍》中许多故事，大多与运河线有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于瓜州（今扬州境内），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的故事，就发生于当年的楚州（今淮安），今天淮安城内乃有一条窦娥巷。《红楼梦》第120回贾宝玉拜别贾政的故事就发生在常州的吡陵驿，《水浒传》中的宋江曾任职楚州（今淮安），并与花荣、李逵、吴用死于楚州蓼儿洼，今淮安城还有蓼儿洼的地名遗存，就是宋江被朝廷招安后，率军打方腊，也是沿运河边上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路厮杀过去的。

漕运留在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谓数不胜数，如苏州枫桥边上的寒山寺，一般寺庙大门都朝南，独寒山寺朝西，为的方便过路香客乘船来朝拜进香。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曾有一段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是传说，还是戏说，但颇有哲理。

文天祥抗元在杭州被俘，元军用船沿运河押解其去北京，一路上曾留下许多诗篇，在无锡黄埠墩留下，“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的遗恨；路过常州戈桥时留下“苍天如可问，尺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的慨叹；过淮安时又写下：“九月初二日，车马发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宽。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恍如泛沧海，身坐玻璃盘。时时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戌江南，当军身属官。北人适吴楚，所忧地少寒。江南有游子，风雪上燕山”的诗句。历代文人在漕运沿线留下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还有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每到一处都留下诗句，如康熙到淮安时写诗《晚经淮阴》“淮水笼烟夜色横，楼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记录了他当年来淮安时，当地官绅迎驾的盛况，康熙在淮安城又留下《淮城晓霜闻雁》“天际晨光水月连，带霜归雁向前川。盂城晓发寒仍在，谈笑春风杂紫烟。”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必到淮安，在淮安留下了16首诗，其中有一首专赐漕运总督杨锡绂：“漕转由来大政关，得人久任谓卿闲。四星储蓄天容与，千里北南岁往还。革弊深应体民隐，董媮兼欲恤丁艰。奉公尽职诚斯在，扈跸仪文尽可删。”乾隆到了镇江金山寺，问法磐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条船来往吗？”法磐答道：“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乾隆愕然，为之折服，总而言之，无论是小说、话本、戏剧乃至诗词，得运河之神，获漕运之韵，文学戏剧作品数不胜数。

漕运，带动了城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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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贯通，漕运进入了大运河时代，漕运不仅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影响了沿线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繁盛，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大运河沿线布满了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得运河水滋润，获漕运之利沐浴，就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于运河两岸。

中国古代城市，大都集中于中原地区，比如洛阳、开封乃至秦汉时的古都西安，后得长江之利，沿江一些城市逐步形成，如重庆、武汉、南京等，到了大运河时期，运河沿线的都市立马成了亮点。由南往北，最南边的杭州，不仅成了南宋的都城，后又与运河线上另一城市苏州，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接着就是无锡、常州这两座城市，今天得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辐射，加之又在京沪铁路线上，现在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但那时也是举足轻重。镇江，既得长江之利，也得运河漕运之便，不仅为交通要塞，且留下许多名胜古迹。与镇江隔江相望就是扬州。扬州应是漕运的重要关口城市，隋炀帝当年南下扬州，被后人戏说是为了看琼花，其实驻扬州是为抵抗狼烟四起的反隋势力。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又成为朝廷的盐斤集散地，一时盐商蜂拥而至，声名大振。清乾隆帝南巡也必到扬州。当地已富可敌国的盐商们竭尽巴结之能事，想方设法讨皇帝的欢心，竟“吹牛”说扬州瘦西湖里也有一座与北京北海公园中相似的白塔，其实北海公园中的白塔乃是一座喇嘛教的建筑。为藏、满、蒙、回等民族团结而建的，但在南方能有座白塔，乾隆当然感到惊奇，并提出要去看看。扬州盐商们既将牛皮吹出去，未曾想皇帝真的要看，情急之下，竟连夜用白花花的食盐垒成一座白塔，居然也骗得乾隆帝“龙心大悦”。是史实也罢，传说也罢，你不能不佩服这些扬州盐商们，不仅有钱，也有智慧，当然，扬州城无疑也因漕运而成为当时运河线上十分重要的都市。

得漕运而致城市繁荣的当数淮安。淮安位居大运河中段，明、清时设淮安府，曾辖两州九县，实为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设漕运总督部院之后，又在清江浦设河道总督，人称“天下九督，淮安独占其二”。明宣德四年（1929），朝廷为疏通钞法始设钞关。即为官设税务机关，淮安是时为七关之一，设在淮安板闸，钞关（又称榷关，在淮安称淮关），其关官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故位高权重，淮安钞关当时的规模，甚至超过淮安府衙。明初，朝廷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明中叶时因黄河夺淮入海，涟水遭洪水威胁，使掣验所圮毁，于是将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淮安河下，当时全国有四大盐商，三家都来到淮安。盐商的到来，使“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以致河下成为堪比扬州之繁盛。单河下一处，私家园林就达100多处，当时人称“一县三关”，说的是山阳一县就设有“漕关、钞关、盐关”三个国字号的关卡，当然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据《山阳县志》载，“淮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可知，当时淮安应有百万居民，除了府衙、漕运总督部院，河道总督部院、钞关、盐关，还设大河卫，以及淮安府学、山阳县学等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多处官衙商铺和名胜古迹，以致淮安城一下子成为与杭州、苏州、扬州并列的运河线上四大都市之一的“壮丽东南第一州”。

再向北即到徐州，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一直是古代、近代兵家展示雄才的古战场，更因受楚汉文化影响和得漕运要塞之利，故徐州城当然地成了运河线上的重要都市。

沿运河漕运沿线再向北，则到了济宁、聊城、德州、天津，同样是因漕运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接着就到都城北京，北京通州就是运河的末端，当然更是漕运的目的地。元、明、清三代都在这里设立都城，其繁华为世界所瞩目。

漕运，影响了造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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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是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只。明清时期，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这些船只，当然需要许多造船厂制造，为下水方便，漕船制造厂都设在漕运河道沿线，而最有影响的则是位于两淮（淮安、淮阴）之间的清江造船厂。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海船两种，罢海运以后，主要是内河浅船，不仅设置专门机构督造，而且实行官造、官修制度，据《漕船志》载，永乐七年（1409），淮安、临清肇建清江，五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详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但清江造船厂为造船业的百分之七十。明正德十六年（1521），刑科给事中田赋，又建议将卫河总运船俱归隶清江厂。

漕船厂为何要建设在淮安，因永乐初年江南粮饷都经淮安常盈仓转运，更因当时淮安分天下之中，运河中段，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言于谟，万世之长计也。”可见，在淮安设船厂，主要是由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清江造船厂，位于山阳（今淮安区）、清河（今清江浦区）二县之间，永乐初年，平江伯陈瑄督漕，选两县之间的闲旷之地建盖厂房，当时，清江造船厂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四个总厂，还设有多处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三十四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十二厂，直隶厂有十八厂，卫河厂下辖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八十二分船厂，另辖有建于清江浦运河上的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主要便于船运。

造船当然需要材料，当时主要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要修理、改造，而改造年限主要依据船的木质而定，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如松木五年一造，杉木十年一造，株、楠、杂木七年一造，而清江厂大多用楠木，为十年一造，这些材料都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直到成化十五年（1479）才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

除木料以外，还需铁钉、铜器、绳索、竹子等各种辅料，这又成就了靠近船厂的河下与造船业有关的产业，故河下至今仍有打铜巷、绳巷、铁钉巷、竹巷等地名，实际上就是当年为造船服务的作坊，并以其行业命名。

明初，对于一年要造多少只船，开始并无定数，随着漕运之需不断扩充，到了天顺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大都由清江造船厂分派各分船厂制造，如此数额，可见当年因漕运而影响了造船业的振兴，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这些都应归功于漕运。

清光绪年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加之海运兴起，陆路渐通，朝廷改变了漕运政策，及以银、物代粮，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于曾影响了封建王朝经济发展数百年的漕运大业从此落下了帷幕，但这段历史，无疑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传奇，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