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一门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最初旨在弥补现存文件记录的不足或档案的空白，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美国第一代口述史学家仅仅将口述历史视为“档案工具”，是撰写口述传记及为将来历史学家搜集、保存重要原始史料的一种手段。然而很快，口述史学在挖掘史料之外的另一个重大优势也显现出来，那就是再现底层声音。

20世纪60年代，受到当时美国新社会史思潮、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冲击与影响，第二代口述历史学家产生。他们将口述历史的对象瞄准那些不使用文字记录或者被剥夺权利的人群，他们终于超越第一代口述历史学家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扩展了口述历史的视野。

第二代口述史学家希望摆脱精英史学观，重视下层平民，撰写“草根”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他以“美国到底怎么了”为题，采访了美国政界商界人士、美国小姐、影星、工人、学生、黑人、移民等三教九流的人，用丰富的口述资料写成四部口述历史著作。

如今，口述历史不仅成为美国历史学科的重要教学方法，口述史学研究还呈现日益明显的跨学科性。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已将访谈视为其研究和解释的主要手段。口述史学如今的蓬勃发展无疑是史学界“民主”观念的胜利。

被用来研究创伤性记忆

时至今日，复兴的口述历史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史料保存手段，而被越来越多地用来研究个人与集体的记忆。更多的学科开始关注自传记忆、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等问题，而记忆研究促使口述史学关注创伤性事件。

哥伦比亚大学启动了一个关于纽约人如何看待“9·11”事件的口述历史计划，第一年共采访了400人，18个月后又对其中的200人进行回访，以考察他们如何应对其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又如何影响他们对于该经历的反思。在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就启动访谈计划，产生了有关历史距离、客观性、反思和情感创伤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考察了社群中的每个人如何无意识地把一个烈士的死亡从一个事件转移到另一个事件中，在这里他的死亡似乎有一个更合理的原因。他指出，口述历史不仅仅在于获得“客观”事实。它的“主观”特质揭示人们记错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也同样具有价值。公共历史学家也同样遇到过群体健忘的事例，一个社群故意把它的集体记忆中的不快乐事件清除掉，并且强烈拒绝承认这一事件。

越来越多的教师也认同口述历史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最近，美国一所高中和一家老年活动中心把青少年和退休人员聚在一起做口述历史访谈，然后编写具有创意性的戏剧。这让学生了解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尝试从多维视角来理解相同事件。口述历史证词有助于学生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其研究的问题，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老人共度“黄金时间”的机会。老人们很愿意同学生相互交流，并乐意和他们分享过去的记忆，观赏学生们根据采访他们所编演的戏剧。

口述历史学家也进入到有关老年医学的研究，发现人到老年时更愿意回顾往事。老年医学专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生命回顾”。“生命回顾”使有些人感到沮丧和绝望，也会使有些人感到坦然和宁静。采访老人，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故事以传承后人，会产生一种医疗效果。

口述历史既古老又新颖。信息的搜集通过访谈这一方式已经跨越千年之久，记录设备也从原始的人工抄写发展到数码录音机等现代技术手段。但口述历史学家希望通过人们的记忆、口述证词来重建和理解过去的愿望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