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国际关系与综合方法：思考更强的跨学科性

作者：史蒂夫·耶蒂夫（Steve Yetiv），美国政治学家，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教授。

来源：Steve Yetiv,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hinking about Greater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9, No. 4, 2011, pp. 94-118.

导读

本文探讨了历史如何为国际关系（IR）学科做出贡献。作者认为，历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尤其是对理解“变化”十分重要；其次，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以“补充”的方式联系各个时间点，这有助于我们辨别跨时间的因果关系以补充国际关系；此外，历史可以帮助IR研究中的理论构建、建模和检验，定量方法也可以受益于深入的历史研究。然而，在评估历史对国际关系的价值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所指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类型，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的局限性，防止其被滥用。

本文同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如何整合国际研究中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概念和见解？本文提出了“综合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这一概念，并展示了研究外交政策行为的一种综合方法。该方法能够系统地利用多个学科来解释诸如缔结条约、发动战争或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决定等行为。

历史与国际关系（IR）研究：二者间的差异

在探索历史如何为国际关系做出贡献之前，了解这两个学科的不同之处是很有用的。尽管不绝对，但整体趋势是，与国际关系学者相比，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关注和阐述单个事件或更有限的时间段。此外，历史学家会更满足于提供一个历史时期的完整历史，而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不会满足于提供历史叙述本身。

国际关系学者也经常寻求“归纳” （generalizations），而许多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将事件视为特殊事件，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无法真正避免简化。如果国际关系学者更倾向于寻求归纳，他们也更倾向于根据现有的归纳来看待事件，他们对理论的意识要强得多，并将其视为终点。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概括用于预测，而历史学家则将归纳用于简化历史，以便对其进行解释。这带来另一个区别，即国际关系学者有时会试图做出预测，而历史学家却不会。国际关系学者也更有可能将大国解释为对大战略的追求。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特定分支声称，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求连贯一致的战略——即他们的行为符合大战略，如均势或霸权大战略。相比之下，历史学家不太可能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事务。总之，虽然二者间有着确切差异，但也有着趋同性，能使历史回归，从而让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利用历史学家的成果。

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

理解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取决于我们指的是哪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两个学科的不同流派带来了不同的本体论和关于人类状况和世界政治中互动性质，以及产生结果的关键参与者、过程和相互作用的不同核心假设。举例而言，对于新现实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使国家社会化，而国家能力的变化是核心，而建构主义者则在梳理结果时优先考虑思想和社会建构的规范，而不是物质结构和能力。这些本体论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影响了哪些国际关系学者向哪些历史学家学习。此外，定性国际关系学者比定量国际关系学者可以从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受益更多，因为定量学者更有可能接受抽象化并脱离历史分析；尽管两者都肯定可以受益。

从经验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历史学派对IR的启发不同。激进历史主义学派（radical historicism）假定正确的历史必须考虑塑造事件的特定时空背景，后殖民主义研究作为该方法的示例，使其更接近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学派——尽管缺乏一定的宏观分析；而传统历史学家的目标是通过档案工作和原始文件来捕捉真相，国际关系的实证主义者 （positivists）很可能认为他们的工作最值得借鉴，因为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检验他们的理论。历史社会学家 （historical sociologists）并不关注“一系列随机的孤立运动”，而是关注更广泛的事件中的普遍性。历史社会学涉及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力，他们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以揭示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如何演变，这包括对资本主义，民主和工业化等的普遍分析。总言之，如何将历史融入IR研究取决于不同的方法论、理论和经验。

将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作用

在具体考量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时，本文认为历史对国际关系有以下作用：

1) 探索 “变化”

通过比较方法，历史研究对于旨在揭示因果关系的历时比较（diachronic comparisons）以及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的变化的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价值。历史研究能够通过帮助阐明在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的变量的更广泛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从而在历时比较中发挥作用。历时比较差异法可以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跨越一系列关键问题领域，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决控制变量的问题——仅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比同时随时间和区域变化的变量少。需要注意的是，采取这一方法前需要消除两个基本威胁以区分相关行为的影响与其他变量的影响，一是除正在研究的行动之外可能解释观察到的影响的特定事件，二是与时间流逝相关的规律性变化，这种变化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它指的是过程而不是离散的事件。

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短期变化，而且有助于把握长期动态。首先，历史对于判断变化至关重要，因为要知道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发生，有必要划一条“过去—现在”的基线进行比较和对比。这有助于研究帝国的兴起和衰落等问题。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 国际关系主要理论对变化做出了基本的假设。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参考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析以提供有助于比较不同时期的信息，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间产生更富有成效的交流，并对可能引起变化的条件进行归因。通过这些历史著作来理解变化有助于理论建设，如霸权战争理论、权力循环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和长周期战争理论等。

2) 揭示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关系

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还有助于理解事件间的联系或认识到路径依赖的重要性。这指的是先前的事件和过程与当代事件和过程间存在因果依赖关系。

单个、详细的案例研究，或对许多研究有选择的组合，有助于了解一个事件如何导致另一个事件。这使得对因果关系的归纳变得更加容易。这样的联系能为更广泛的问题提供信息：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国是否倾向于追求霸权战略等大战略，或者他们是否倾向于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做出反应？为什么国家使用武力来代替讨价还价的结果？战争会导致未来的战争吗？权力失衡会导致战争吗？

我们也可以提出以理论为导向的问题。除历史社会学外，比较历史分析（它关注的是随时间推移过程中的因果分析，例如社会革命的原因或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制度主义（它主要揭示为什么在跨越几个世纪的宏观层面上，各国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以及国家机构如何从持久的政治斗争遗产中产生）两种思想流派的工作都对国际关系学者有着不同的重要性。

理论构建、建模和检验

对历史和变化的研究可以被输入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和检验。一般的理论构建或建模，无论是统计学、博弈论还是各种形式的模拟，都需要了解事物在现实中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即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可以增强对关键变量的探索，即这些变量首先应该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相关或因果联系。

历史证据对于检验假设和理论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元数据或人为证据显著的领域。历史也可以成为研究反事实的“实验室”，作为推论或检验理论的手段，这可以帮助确定假设不存在的假设变量的重要性。通常，这些变量可能与更广泛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如果有效地使用反事实方法，就可以检验这些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也可能有助于校准模型。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的技术方法也可能有助于理解历史，产生双向互动。例如，建模者试图在模型中表示历史中的关键节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过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学者们试图回答这类问题：单个事件（若存在）何时会改变历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理论建设提供关键信息。

历史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学家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前提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足够充分，以可以将其作为基准，并且我们也清楚地掌握了现在，以便与过去相适应。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家的工作视为“没有问题的背景叙述，从中可以引出理论中立的数据来构建问题和检验理论”。

历史可以服务于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实际目标，前提是，他们了解越多的历史，他们就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阐明的，理论，历史和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被视为单独的努力。但是，历史也会误导我们，譬如历史可能被滥用于党派或政策目标以推动他们自己的议程。在建构主义者看来，那些援引历史的人可能正在利用历史来构建现实，以实现政治目标。即使历史是准确的，其教训也可能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受到不同行为者的不同解释，或太痛苦而导致无效。

加强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

本文现在试图探索论文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加强国际研究的跨学科性，即“综合方法”。综合方法包括使用不同的视角来帮助解释政府行为：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其目标是利用从不同模型或视角得出的对现实的不同切入点来解释外交政策行为，例如选择开战、签署和平条约或结盟。

分析者通常倾向于假设国家试图仔细权衡处理手头问题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然后选择或试图选择促进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在描述政府行为时，往往将其视为一个协调的行为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团体、官僚机构、委员会和个人的组合，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行为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行为者模型明确体现了这种政府行为的概念。这个单一理论解释当然可以阐明政府行为；但综合方法中使用的观点（如表1所示）提供了替代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解读。使用这五种视角可以对同一政府行为产生五种不同的解释。

这五种观点基于不同的假设，即在解释政府行为时，哪种分析水平最关键；在视角（目标或结果）中假设的核心行为者的直接或间接目标或结果是什么；以及该行为者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对于所讨论的每个案例，我们首先会对所研究的行为提供理性行为者模型的解释，然后提供相互竞争的解释。

与理性行动者模型相反，认知方法通过关注决策者的思想，为政府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或部分解释。它来自心理学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假设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思维捷径，例如对历史事件的类比，以简化现实以促进决策。认知方法可以补充或挑战理性主义的解释。

国内政治模型强调了政府行为是如何由领导人塑造的，这些领导人构建现实以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即使不是比国家目标更重要，也至少同等。与其他模型不同，该模型借鉴了政治学和哲学对建构主义的贡献，假设领导者关注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影响力和声誉。

相比之下，群体思维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侧重于群体动态对决策的影响，以及群体中个人的从众压力。政府政治模型则源于政治学和商学，主要以委员会环境中的个人为中心，他们与他人讨价还价，并采取受各自领地利益和政治驱动的立场。通过官僚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可以凸显出对决策方式的其他可能解释。

不同的观点带有一些不可调和的假设，但当它们结合起来作为对现实的切入时，就能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变量融为一体。这是因为理性行动者模型是关于国家如何互动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其他四个视角是以国内层面的变量为特征的外交政策理论。综合方法允许对外交政策的三个关键领域：过程、选择和结果进行结合，这能够更好地解释对政策的偏好。

结论

本文首先研究了历史对国际关系的贡献，认为在研究短期和长期变化以及检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历史对国际关系最有用，但历史对国际关系的有用性取决于历史的类型和所讨论的国际关系类型以及历史的使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领域在方法、理论和经验问题上都存在着差异。

本文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加强包括但超越历史和国际关系范畴的国际研究的跨学科工作。本文提出了“综合方法”和一种旨在研究政府行为的特殊综合方法。综合方法不仅有助于学术追求，而且有助于在一个需要多种理解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解决问题。

词汇积累

Integrated Approach

“综合方法”

diachronic comparisons

历时比较

译者：周谷子，国政学人编译员，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专业，研究兴趣为和平与冲突及安全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校对 | 赵伶卓 曲弘毅

审核 | 施榕

排版 | 赵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