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由英国作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于1939-1961年所写，通过比较各种文明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发现它们兴衰的原因和过程。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应当从文明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在本书中，他通过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以及解体这四个方面，完美地阐述了“挑战与应战”理论。根据挑战程度的不同，他将挑战分为三个层次：挑战不足、挑战过度与挑战适中。

孕育文明的环境是异常艰苦的，并非十分安逸，他们大致会受到五种类型的刺激——艰苦环境、新地方、打击、压力和缺失。“创造是遭遇的结果，起源是互动的产物。”没有挑战，就无法产生刺激。关于“挑战”的重要性，就有点像拉伯雷所说的那样：“不敢冒险的人既无骡子又无马；过分冒险的人既丢骡子又丢马。”

“斯拉夫人长期未受挑战，因此缺乏刺激，处于糟糕的地位。从应战效果来看，亚该亚人受到的挑战最为适中。条顿人顿住了希腊文明的挑战，但后来却败于天主教之手。凯尔特人遭遇了古希腊社会的全胜时代——这与遭遇其衰退时代的条顿人不同——因而遭致覆灭。斯拉夫人和凯尔特人遭遇到的两个极端：一边是寂寞的隔绝，一边是过于生猛的炮火。亚该亚人和条顿人居于相对“中间”位置。”

由此可见，相较于挑战对个人的重要性，对文明的发展来说更加重要。挑战不足，挑战过度都会使文明处在停滞状态，甚至灭亡。汤因比在书中确认的26个文明中（包括停滞的文明），已经有16个文明死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挑战不足会让人处于一种放松状态，长久的放松又会使人对周围的一切变得反应迟钝，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一个国家在建立之初，总是显得朝气蓬勃，但如果长期没有外患，不需多久，内部就会弊病丛生，百姓苦不堪言，直至灭亡，然后新的一个朝代诞生，如此循环往复。

汤因比认为，有一种社会法则被证明是具有有效性的，即“挑战越大，刺激越大。”然而，这并不代表着应战的效果就越好。当挑战者所面临的挑战强度越过了能够刺激文明进一步发展和被击败两者的临界点，文明就停滞了。

基摩爱斯人发展了近乎完美的随气候转换而不断变化的独特生活方式，以适应北冰洋沿岸的生活；游牧民族在半沙漠化的草原上形成了像游牧人一样的随着季节转换的生活方式；奥斯曼帝国把新的臣民的臣民驯化成人类畜群，让那些游牧民族的“人类牧羊犬”充当家族奴隶式的管理者和兵士；斯巴达人在面对希腊世界人口过多挑战的应战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斯巴达的军事阶层是斯巴达贵族自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它被牢牢束缚在控制其他希腊人的枷锁之中。

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专业化分工和登记证。他们都尽可能地抛弃无限多样化的人性而坚持一种僵硬的动物性，所以说“完美的斯巴达人是一个火星人，完美的土耳其禁卫兵是一个教徒，完美的游牧人是一个人首马身的怪物，完美的爱斯基摩人则是一个人鱼。”

学过生物学的人都知道，使自身严格适应高度特殊环境的那类动物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在进化过程中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无法适应任何一种变化，哪怕这种变化很小，而这恰好也是这些停滞文明的命运。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是有思想的，具有主观能动性，会变通。如果把自己放在一种完全单一的体制里，严格适应某种高强度的特殊环境，那么将不是你征服了环境，而是环境战胜了你，你成了环境的奴隶。

因此，最富有刺激性的挑战是介于强度过足和强度不足的中间点上，因为强度不足根本不能刺激挑战的对象起来应战，反之，强度过足又会摧毁其应战精神。真正适度的挑战不仅能够刺激挑战的对象完成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能够刺激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一次成功到一个新的挑战，从解决一个问题到面临另一个问题。周而复始、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致无穷。

汤因比认为，无论挑战的程度如何，成功的应战不是采取客克服外部障碍的形式或战胜了内部敌手，而是内部的自我表达和自决。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研究人类历史文明的宏篇巨著，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亨利·格鲁尔德在《二十世纪代表性人物》中评价：“不论世人对汤因比的理论反应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思想照亮了庞大的历史。而且以若干理论、事实以及同代伟大诗人的直觉，支撑了整个历史。”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也是因为在我看来，学习历史仅仅通过了解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是不够的，它除了增加一些谈资并不能创造出多大的价值。更多的是要从中获得经验性的总结，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的社会中来。历史绝对不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服务于现在和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