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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秦汉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史学部主任王子今担任总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共14册，其中13册从专题角度展开对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另一册为百年来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论著目录汇编。前不久，该书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中华读书报特邀徐兴无、李禹阶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书评，以飨读者。

秦始皇帝陵西北角鸟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一场堪称“世纪期待”的秦史知识考古

文/徐兴无

在注重政治和制度变迁的朝代史研究领域，秦史被划入春秋史、战国史和秦汉史的研究范围，秦国史与秦朝史分属封建制和郡县帝国制时代，俨然是两个性质不太相同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尽管20世纪以来先秦史与秦汉史的研究硕果累累，重大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但是秦的通史性专著，仅章嵚《秦史通徵》（1935），马非百《秦史纲要》（1945，署名马元材），黄灼耀《秦史概论》（1947），林剑鸣《秦史稿》（1981），马非百《秦集史》（1982），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1997），王蘧常《秦史》（2000，始自1926）等数种，而秦汉史、先秦史类的著作则倍之蓰之，总之，秦的历史主体性在中国史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居然为秦史安排了两篇等级最高的文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这个安排，让拘泥于正统史观的古代史家们陷入尴尬。如唐代司马贞《索隐》说：“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此后如刘知幾《史通》等亦多有非议。而司马迁的理由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达得很清楚：“昭襄业帝”，“始皇既立，并兼六国”。秦的帝业并不肇始于秦始皇，秦之昭襄与始皇，一如周之文王与周武王。《秦本纪》载秦昭襄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此事又载于《赵世家》《魏世家》《苏秦列传》《穰侯列传》，《战国策》亦载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之事（《燕策》）。秦昭襄王称帝之举，说明战国时代，秦国已经酝酿出“帝”的称号，以此超越三代以来称天下共主为“王”的政治格局，其背后应该是秦对郡县制度及其相关文化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司马迁将秦的帝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书写，体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

古人关于秦史的卓识与争论，大多在史观与史笔的范围内展开，其史意能否得到继承与发展，必须依靠史学研究的创新。而要发掘秦史和秦文化的主体性，就必须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秦史“知识考古”，为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开辟新天地。对于20世纪以来的研究而言，这算得上是世纪期待。所以，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堪称应运而生。十四册著作中的十三册都是围绕着秦文化的方方面面做出的开掘，包括政治、法律、官制、礼仪、祭祀、文字、思想、生产、战争、疆域、都邑、交通等，贯穿着整个秦史的发展脉络。第十四册《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田静编）举凡1919—2019年相关先秦史、秦史、秦汉史的著作和论文，包括考古报告、学位论文等，裒为巨帙，全面展示了百年秦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内容还是学术视野，这一大型学术丛书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知识面貌。

秦在政治上的创辟是其最为突出的历史成就。《丛书》既注重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又注重政治文化结构的探索。众所周知，秦既延续了中华文明抟成、发展的形式，又超越了这个形式。所谓延续，指的是秦和夏、商、周一样，都经历了从文明边缘地区的氏族崛起（秦人），进而称霸中国（秦国），最后“王天下”（秦朝）的过程。秦汉以后周边民族时时入主中原，也可作如是观。所谓超越，指的是实现中华文明制度和文化上的变革与创新，而能实现超越的王朝并不多。就上古而言，第一次超越是殷周变革，实现了封建制的天下一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文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论；第二次超越是周秦变革，实现了郡县制的天下统一，后者胜过前者之处，在于废除了封建血缘等级社会，通过君主集权构建了统一的平民国家，拓展了文明的规模。柳宗元在《封建论》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当然，这种“公天下”并非民有的天下，而是国有的天下。《丛书》从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揭示了这种“公天下”的本质：战国时代，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秦国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经济上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私人占有制”。而短暂的秦朝政治并没有能够发展这种新的制度，其原因在于以皇帝专制集权为国家最高目标，缺乏共同信仰、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建设，走向极端的法治主义（雷依群《秦政治文化研究》）。关于秦的君主集权，《丛书》还从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分析了秦集权君主制的不同政治文化层面，揭示了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标在实现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

秦朝虽然是短暂的，但其设计和实践郡县制度的历史应该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开始，至秦朝灭亡，长约150年。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教训，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

秦称霸与统一的“富国”之策在于奖励耕战，离不开农业的发达。关中和巴蜀的沃土良田是秦人创辟帝业的经济基础。秦的统一，实现了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形成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区，同时发展了中国的农业制度和农学理论，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向周边和域外的传播（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秦对都邑宫苑的营造，不仅体现了秦对政治核心空间的建构，也体现了秦的工艺水平。阿房宫、始皇陵的建造被视为暴秦的象征和亡秦的征兆，但无论是历史的叙述还是考古发现，其物质成就都堪称奇迹。《丛书》概述了秦“九都八迁”的历程和原因，论述了秦的城市建造成就及其工商业的水平，生动详细地呈现出秦发达的经济、工艺及其包融、坚韧的创造精神（徐卫民、刘幼臻《秦都邑宫苑研究》）。

秦俑一号坑全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秦法被视为严刑苛法的代名词，《丛书》则深入到秦法的各个细节，不仅考论了秦法的内在结构，而且指出，与《唐律》相比，秦法以及汉法尚有早期不成熟法律的特点，尚未法典化，比如律令含混不清、因事立法、重刑酷罚等等，让我们对秦法有了辨证的认识（闫晓君《秦法律文化新探》）。秦的官吏是秦政的重要组成，秦的官吏法，即针对官吏制定的法律，包括选择、责权、等级、考核、赏罚等，随着出土文献的丰富，愈加清晰地呈现出秦对郡县制帝国官僚制度的精密设计。《丛书》对秦官吏法条分缕析，权衡其利弊得失，改变了以往系统研究不够和史料缺失的局面（周海锋《秦官吏法研究》）。秦法是对周礼的否定，被汉人指责为“弃捐礼谊而恶闻之”（《汉书·董仲舒传》），古人集撰的《七国考》《秦会要》仅能呈现其大体轮廓，《从书》则通过与出土文献和考古遗存的比对考证，让我们对秦的婚姻家庭制度、朝聘会盟、丧葬制度、神灵畤祭制度等一系列生活礼仪和国家祭祀制度有了切实的认识，其法律化、民族风格、地域风格，以及对风俗生活的统一，说明秦人的礼仪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志亮《秦礼仪研究》）。随着秦的称霸和统一，秦人通过对上帝、自然神灵与祖先的祭祀，不断地建构其霸权和统一帝国的权威。《丛书》通过历史视角和地域视角揭示了其演变与构成（史党社《秦祭祀研究》）。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大多数周边政治势力崛起的方式一样，征战是秦人的主要手段。秦的统一进程贯穿战国时代，其战争经验充满智慧，也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宝贵遗产。《丛书》全面系统地叙写了秦人崛起、统一、崩溃历程中的五个战争阶段和重要战例，归纳了内部战争、对外扩张、抵御外敌和人民反抗四种战争类型，分析了其中的谋略、外交与成败原因（赵国华、叶秋菊《秦战争史》）。就政治空间的变迁而言，与周人以小邦征服大邦的“翦商”（《诗·鲁颂·閟宫》）不同，秦自穆公至始皇的统一方式是“蚕食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的疆域变迁过程，《丛书》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文化遗存对照比较，划分为八个时段，绘制了数十幅地图，使人们左图右史、时空合观，一览秦崛起与统一的壮阔图景（梁万斌《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的远征与统一帝国的高效管理，都离不开发达的交通，秦的统一进程，不仅是中华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与世界文明连接的过程。《丛书》特辟巨帙，系统深入地发掘了秦的交通史，概括了秦在交通技术、交通制度、交通经营、域外交通等一系列物质与制度方面的伟大成就，揭示了秦交通史的文化价值（王子今《秦交通史》）。

军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历史的背影——秦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秦崇尚法制，无论是《商君书》还是《韩非子》，都主张废《诗》《书》，禁文学，统一以后的“焚书坑儒”让秦背负了千古骂名，无论是早期的石鼓文、诅楚文，还是统一后的秦始皇巡游刻石，都是些歌功颂德和祭祀神灵的文字，秦的文学艺术成就乏善可陈。但是秦继承了西周的文字系统，统一中国的同时又统一了文字及文体，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作品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丛书》勾勒了秦文字的基本定义、发展线索和历史地位，以大量的出土秦文字丰富了我们的文字学知识：正是秦文字和文书行政，使汉字告别了古文字，开启了“书同文字”的时代，创新了汉字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周晓陆等《秦文字研究》）。

历史首先选择秦国来实现郡县制统一国家的使命，有其深刻的文化发展原因。《丛书》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认为，秦作为后起的政治势力，既缺乏礼乐文明的传统，又缺乏战国诸子的思想创新，但是富国强兵的政治思想，使之成为兼收并蓄的政治实验场。而这一过程中思想与权势，即道与势的关系，构成了秦甚至汉代政治文化的张力，而秦并没有能够处理好这样的关系，这是导致秦亡的重要原因（臧知非《秦思想与政治研究》）。如果我们放大到整个战国秦汉的历史时段，正是对秦史主体性的发掘才能让我们看清历史发展的轨迹。在战国七雄当中，郡县制度实践的每一个文化层面都在秦史当中得到集中和高度的体现，秦人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密的制度设计，更具有雄伟的政治目标和坚韧的政治意志，这使得秦国获得了承担统一使命的资格，而秦国也出色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统一任务。但是统一帝国并不仅仅是秦人的事业，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秦和其他地域的人口与物质资源、深厚的文化积累才是统一帝国的全部基础，这恰恰是秦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秦的功利主义政治方针和极端主义治理手段，使东方的人民遭受奴役，文化遭受破坏，秦帝国也因此沦为一个短暂的“驱除”性王朝，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选择更多的人口和更丰富的文化来承担其文明的发展，于是一个依靠楚地众多的人口推翻暴政，同时既继承了秦的制度，又以齐鲁文化为主导的汉朝巩固发展了统一帝国。秦汉帝国才是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的基本盘。我们对秦帝国的崩溃感到惋惜，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历史与文化成就表示敬意。

秦陵高空航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当然，历史的主体性不等于历史的实体性，所谓“知识考古”的本质也是我们对历史开展的反思。秦史的主体性发掘说到底是对秦史认识的深化，但正是这种对主体性的追寻，推助、深入了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相信今后的秦史研究，一定后在《丛书》的范式指引下，开掘出更多的课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旧知新识，探赜索隐

文/李禹阶

秦统一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大事件。秦统一国家的建立，既是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汉民族形成的新起点，也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华夏民族转化的枢纽期。尽管秦王朝立祚短暂，但是它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王朝国家和华夏民族的基础，开辟了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一种各区域社会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整合形势。因此尽管历代史家对秦的利弊评说各自不一，但是秦统一对古代中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

秦统一天下，有着从立国走向强盛的开疆拓土、西霸戎狄、东向经略的漫长过程。贾谊《过秦论》曾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说明了秦人崛起西陲，东向发展，广地益疆，国力日盛的历史情景。正是在这个西征东战的过程中，秦不仅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伦理，甚至工程、技术等方面形成自己的国家制度与文化特色。正是这种制度特征与文化特色，使地处西陲的秦国不仅雄视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同时其所创立的制度与文化也流及后世，为历代王朝所继承。所以，秦虽立祚短暂，但是它所奠立的制度、文化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铜车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国内外学界对于秦王朝研究已甚有时年，且著述迭出，成果颇丰。但是对于数百年来秦之崛起西陲，东制六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交通、工程、技术、宗教、道德等全方位研究，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局限，仍不免有百密一疏之憾。而随着近年来大量考古材料及古文书的面世，既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深化了对过去诸多未知领域的认知；也使学界同仁能够在新材料基础上重新审视与探讨秦人所创造的制度、文化等诸般内容。这对于我们更好认识秦史及秦文化的发展，认知中国古代历史的往复回旋，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由王子今教授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正是在近年来新出考古、文书资料基础上，通过深耕耙梳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出版的一部颇具学术、理论价值的多卷本学术新著。该丛书通过对秦人从西陲立国到一统六合的演进历程研究，全方位完整展现了秦人历史的方方面面，对秦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情怀，而且新意迭出，新见颇富。细品该丛书，不难看出作为主编的王子今教授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缜密的学术风格的影响，以及各位作者对其不同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使该丛书不论在选题的设计上，还是独特的学术视角，以及各专题的精深分析、阐释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及学术风格；不仅在旧有对秦史、秦文化的认知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更为宏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理论深度与思想深度，可以说是在秦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建树。

该丛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丛书注重对秦史的全方位、多视角的探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以往对秦史、秦文化的研究不同，该丛书通过对历史文献及近年来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古文书的梳理、解读，并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汇融合，从各个方面对秦史、秦文化分门别类加以探讨，形成对秦史及秦文化更加全面、系统的新认知。例如该丛书所包括的14本学术专著，既有《秦政治文化研究》《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秦官吏法研究》等对秦政治历史的探讨；同时亦有着对秦的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工程技术的研究，如《秦思想与政治研究》《秦战争研究》《秦都邑宫苑研究》《秦文字史》《秦祭祀研究》等。这些学术专著可以说从纵横两方面展现了几百年秦国历史、文化的演变，深化了我们对秦国历史的全面认识。正是这种全方位、多学科研究，使我们不仅看到秦的迅速崛起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传统“中国”各文化圈及不断发展的诸“夏”民族的冲击与影响；也可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注意到秦的统一，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当时亚洲东部以及亚欧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划时代事件。

二、坚持实证原则，注重理论思辨。该丛书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实证与理论相结合，既注重将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及考古材料相结合，又十分注意其理论思辨与抽象、总结。丛书作者通过“二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与历史理论的结合，对秦史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使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史实浮现出来。例如《秦祭祀研究》中，对于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灵山山地发现的血池秦汉祭天遗址，包括中心祭坛、建筑、道路、祭祀坑、烽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祭天神祠系统，结合发现的隶书陶文及历史文献进行了阐释，认为《史记·秦本纪》等所载秦人从春秋至战国中期所立六个畤，其中灵公立吴阳上畤，应该即血池祭天遗址。该遗址的发现，说明了灵山的神山地位以及神巫是沟通天地的阶梯。这就印证了《山海经》及《史记》所载史实，使我们对于秦的历史、宗教，对于古代文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三、旧知新识，探赜索隐。秦国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过去虽历经论证，但由于史料局限，仍有诸多粗疏之处。丛书通过对秦史分门别类的仔细梳理，颇具新知创见。例如关于秦国的文化精神，通过对秦历史的剖析，而总结出几个鲜明特征：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意识、技术追求。丛书各书则用大量史实证明这些特征在秦人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价值。正是秦人的这种积极进取、推崇创新、重视实效的文化基因，使秦国由弱而强、由落后而先进。这些源于史实的结论，更新了我们对旧秦文化的认知。再如对秦的水陆交通、道桥的研究，王子今教授作为秦汉交通史专家，曾经出版《秦汉交通史稿》，探讨与研究了秦汉交通诸如道路、津桥、车辆、运输动力、航运、海外交通、造船业等多方面问题，对于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和主要粮路、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运输业、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通信形式、域外交通等提出了自己富有新意的见解。而在该丛书由王子今教授所著《秦交通史》中，在其旧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有关秦的交通、道路、航运、海运、都市交通等方面的考古材料，包括他自己对秦故道亲身探索而获得的切身感受，由此对秦交通发展的历史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故该书除了从科学技术方面对于秦的交通管理、工程技术等进行了全面探索外，还对秦交通与秦政治文化、统一大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将秦王朝统一的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基础展现在人们眼前，由此使人能更加深刻认知秦统一的历史意义。

秦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四、开拓了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该丛书十分可贵的是，在秦史研究中，除了对秦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有着新的探索外，还注重从传统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方面以外的诸多问题，如生态地理、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宗教信仰、礼义文化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实际上，秦国能够蚕食六国、一统天下，应该是与制度、法律、思想、科技、文化、宗教、社会管理等层面的合力作用相关。例如秦国强大的武备、规模浩大的工程、严密的基层社会治理等，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及有效的管理体制等，是不可设想的。而这种经济基础及管理体制的背后，却蕴含着秦人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果。过去学界在秦史研究中，由于史料原因，对秦国的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显然揭示不够，这使我们将僻居西方边陲的“秦”往往与落后的“戎狄”相联系，从中原王朝的正统眼光去看待秦的历史发展。该丛书正是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各方面的发展的研究，更新了我们的这一认知。它使我们认识到，秦的一统天下，并非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具有历史演进的必然性，是与秦积极奋进、努力开拓、不畏险阻的“英雄主义”“科学精神”“实用意识”相关的，也是秦在发展中，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管理等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所以，在战国列强的激烈兼并战争中，为什么是秦而非东方六国统一天下，这个问题需要从秦历史演进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去获得答案。

当然，由于秦史与秦文化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同时由于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受到资料局限，作为对秦史与秦文化的系统性、全方位研究，还存在一些可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地方。例如对于对战国时期秦的基层社会治理、秦国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秦社会制度的两面性、秦二世而亡的制度性缺陷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秦史及秦文化的辩证认识。但是，不可否认，该丛书的问世，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秦史、秦文化研究在方法论和切入点方面的进步，而且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放开视野，超越传统史家立场，去全面看待秦代历史、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该丛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