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是从“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行政管理的科学化”“依法行政”“行政管理改革”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为进一步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学界还须在“研究方法、批判借鉴、现实观照、体系建构、科技发展与行政管理关系”等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从而更好推动理论研究服务于新时代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研究述评挖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使其指导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建构一直是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梳理和评述，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为实践背景，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需要着重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以期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学术思想。

一、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最基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的国家行政管理必然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从而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官僚政治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行政管理体制。众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时，均明确得出了上述价值指向。孙悦民在解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关批判黑格尔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促使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行政价值观。”[1]李宗楼在探析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思想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列宁国家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2]学界的研究也集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管理思想。刘超等指出：“反复强调在行政决策方案的拟定中，要注意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实际参与国家管理，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3]莫志斌等在对与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概括为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共同价值取向。[4]唐铁汉认为，党的十四大以后，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突出把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作为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5]“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清除的体制性障碍出发，多次强调服务型政府应当是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政府，行政机构应该为公众参与提供渠道和欢迎公众监督。”[6](pp.327-328)王浦劬等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为保证人民有效参与国家事务治理提供制度保证。”[7]总体来看，有关“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行政管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植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鲜明特性，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以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加以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服务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应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p.2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清晰地表明，社会主义要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行政管理应该把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杨海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理论》一文中，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的视角认为：“推动经济建设与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思想的重要特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9]庄福龄等在论述列宁关于要求苏维埃全力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构想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奠定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列宁国家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10](p.73)学界研究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张瑞才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其中建构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行政体制是一个突出的方面。

”[11]唐铁汉认为：“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国内政治运动特别是‘’的沉痛教训中，要求全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12]唐冰开在论述中共三代领导人公共思想的继承性时指出：“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突出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他认为，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抓住发展这个要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目的。”[13]陈文通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内涵、发展观念的更新和革命，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为党和政府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6](pp.7-9)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也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如王浦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全面发展”。[14]上述研究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新时代“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5](pp.29-30)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能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李晓乐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党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动力所在。”[16]徐善广在研究列宁的国家行政管理思想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维埃国家行政管理的实践活动中，明确提出，党领导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国家行政机关能沿着正确路线实行管理的保证。”[17]上述研究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规定。学界研究也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到了发展。如莫志斌等人指出：“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始终强调行政管理必须体现鲜明的党性，加强党对行政管理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4]蔡放波等人指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强调行政管理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党对行政管理的领导，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不仅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还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以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积极性的党的领导体制。

”[18]周建超等人认为，在领导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强调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还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结合起来，强调这是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以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课题”。[1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学者从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背景出发，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王浦劬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新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精髓。”[1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能否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能否不断改进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根本上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导，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不断改革与实际发展不相符合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重要保障

综观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文献，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俞良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增强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理论的梳理和概括，指出：“注重行政管理的科学化，从而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是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20]郑心瑜基于对列宁晚年改革国家机关思想的分析，认为：“列宁提出的诸如精简机构、缩减干部、转变领导方式、建立干部工作责任制等改革国家机关的举措蕴含着丰富的行政管理科学化的思想，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1]赖亦明以的领导决策思想为研究视角，认为“倡导的实事求是和统筹兼顾的决策原则、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决策方式等决策理论，是保证行政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支撑。”[22]唐铁汉指出：“邓小平以提高行政率为改革动因，提出的诸如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必须面向世界，实现开放的管理；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必须为现代化服务；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必须运用现代化方法等思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科学化的思想和理论。”[12]吴长清认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按照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对行政管理理念、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方法进行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23]黄书进在阐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与新战略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任务，从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和发展布局内在统一起来，为党和政府科学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科学理念。”[24]上述研究表明，注重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始终追求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就党和国家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作出全新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战略任务的提出，其实质都是为了推动行政管理科学化所进行的谋划和安排，是为了致力于建设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高效服务型政府。

五、依法行政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具有突出作用

重视法治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依法行政实现对国家各项事务的有效管理，是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王英津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通过法制实施国家事务管理是保护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必然要求。”[25]王奇才等指出：“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法制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不仅强调法制建设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还要求坚决树立和捍卫社会主义法制在国家管理中的权威。”[26]学界的众多研究也集中认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加强法制建设实施国家行政管理的思想和理论。如陆平辉等认为：“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教训的基础上，从个人与制度的关系阐述了推行法治、反对人治、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为何要依法行政、行政实践中如何依法行政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27]再如周友苏指出：“根据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系统总结以往经验，顺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作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包含了‘法律至上、权力制衡、制度约束和程序必要’的丰富的依法行政内涵。

”[28]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探讨也是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公丕祥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原理，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考量、根本遵循、推进方略、动力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悉心思考和深入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9]池忠军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出发，认为：“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价值旨归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提高运用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过程，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视角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依法行政的思想。”[30]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中，依法行政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更是被当作维护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保障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进一步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了系统论述和战略部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依法行政思想和理论的重大发展创新，必将有力推进我国的依法行政进程，为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

六、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随实践发展不断进行改革

行政管理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行政管理改革的动因研究。卢迎春认为：“列宁将改革和完善国家的行政管理视为一项中心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它既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它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革。尤其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31]陈建坤在论及邓小平行政改革思想时，指出：“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行政改革，其基本动因是希望通过行政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32]还有学者指出：“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实践的变化，进一步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改善党群关系的需要。”[33]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竺乾威认为：“新时期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向及策略都应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来进行。”[34]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研究。

曾峻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存在形态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改革的目标进行系统的论述，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存在理解行政改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5]诚然，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改革的终极目标，从行政改革的结构与技术层面而言，蔡放波等人指出：“健全和完善政府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邓小平关于行政改革目标的思考。”[18]竺乾威通过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文献后，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型政府，终极目标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34]由上述研究可见，顺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变迁，不断改革行政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永恒主题。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动因主要是应对国家行政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行政管理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建设高效政府，实现政府的现代转型，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终极目标是经由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公众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创造环境和条件。

七、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观察视角。由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因此，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文本解读；二是理论研究与现实对接不够；三是批判借鉴西方治理理论不力；四是理论研究碎片化；五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视域下科技发展与行政管理相互关系的研究薄弱。为了进一步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还应在“研究方法的拓展、深入批判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理论研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进行有机对接、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科技发展与行政管理的相互促进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拓展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发展。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研究方法的拓展。目前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学界采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文本解读法”，即通过文本的梳理和研析来注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行政管理的实质、内容及价值，以此来指导我国行政管理及其改革实践。

诚然，“文本解读法”是一个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较为客观而不失原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但是，除了“文本解读法”之外，还应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诸如“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就“比较研究法”而言，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与西方其他学者的行政管理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客观地展示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特征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指导意义。再如“案例分析法”，在研究中撷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行政管理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演进历程中的典型事件等实际案例，对其进行剖析和研究，从中得出理论启示，从而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学习与运用。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批判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的研究。已有研究在阐释行政管理一般性理论时，经常会有西方治理理论的引介和评述，但研究的价值倾向往往“学习借鉴的多，批判的少”。

西方治理理论固然有其科学性，其所倡导的效率、经济、理性、负责、法治等理念具有管理主义的一般性，但其背后所隐含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及新自由主义理念却是实实在在的，如其倡导的“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宪政主义”等理论和做法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忽视对其进行理性鉴别与批判，势必造成理论研究上的混乱和对行政管理实践的误导。因此，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与西方治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理论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特色治国理政的实践，在借鉴与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同时，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治理理论中体现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思想和做法进行批判，确保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成为指导中国行政管理及改革的指导思想。第三，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研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对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都能较好地回应和阐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也要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也有少许将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的研究。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这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价值前提，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关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应紧紧围绕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解决问题的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阐释和实际运用，着力在“加强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引领作用，建立高效廉洁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进展和突破。第四，系统概括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研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的专门论述行政管理的论著，他们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思想主要散见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著作中；列宁尽管也有短暂的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历，也有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论述，但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国家行政管理的文献；、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虽有大量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及其改革的论述，但基本也无系统专门论述国家行政管理的论著。

因此，学界通过文本解读法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碎片化”特征，还未能构建起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吸收和借鉴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建构起以“行政方法论、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财务行政、人事行政、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改革、行政伦理、行政文化”等为主要研究框架的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体系，以推动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更具体系性和开放性。第五，现代科技发展与国家行政管理相互促进关系的研究。国家行政管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既要维护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也要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维护经济基础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会为科技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和机制。综观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现代科技发展与国家行政管理相互促进关系的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理论品格相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未来有关全面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制度效应，如何借鉴和运用诸如云计算、大数据、效率测定技术、运筹学等现代科技成果去推动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和行政体制的改革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应成为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