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比和他的时代

被西方某种评论家称为“国际上的智者”的阿诺尔德·约·汤恩比，1889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家庭。是19世纪下半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老阿诺尔德·汤恩比的侄子。这种家庭出身，使他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色彩，倾向于社会改良。汤恩比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的巴黎奥学院学习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并漫游希腊各地。从青年时代起，唐恩比就被认为是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2年，汤恩比回到母校牛津大学巴黎奥学院，担任古代史教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恩比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并曾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同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的教授，主讲罗马帝国史和近世希腊史。1921~1922年希土战争时期，他作为《曼彻斯特导报》记者，到土耳其、希腊等地采访。从1925年起，直到1955年退休，汤恩比一支担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并兼任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长达30年！

1929年，汤恩比应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途中到多中国的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地，并于1931年出版《中国之行》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旗舰机，汤恩比曾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处主任职务，被英国政府视为“智囊”，曾多次以顾问身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1946年的巴黎和会。1947年，汤恩比赴美国讲学，1955年退休，并被授予功勋教授的荣誉称号。1975年汤恩比病逝，终年86岁。《历史研究》第一至三卷出版于1934年，而汤恩比萌发撰写这部多卷本的历史著作的想法，并拟定了较为详细的编写提纲，却是在1921~1922年希土战争时，他作为记者去希腊、土耳其采访的途中！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没没有解决，甚至进一步激化。局限战争如希土战争又起。汤恩比认为“这场悲剧，这种毫无意义的罪恶和人生的无意，均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事情真是搞得再遭也没有的了，世界又再次回到了纷扰和混论之中。”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汤恩比撰写《历史研究》这部巨著，就是企图寻找拯救“西方文明”的灵丹妙药，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免于灭亡。汤恩比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他的写作活动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但他所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并不在于他的卓著之多，而在于他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整套的历史哲学，建立了他的历史理论体系！

《历史研究》全书12卷，分批出版。第一至三卷出版于1934年；第四至六卷出版于1939年；第七至十卷出版于1954年；第十一卷是地图与地名汇编，出版于1959年；第十二卷的副标题为《重新考虑》，出版于1961年，是他对历史来对他提出过异议的批评者的答辩。汤恩比认为，他的历史者需有两个主要论点，而这两个论点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之中。第一，历史研究的最小、可以理解的单位是文明和社会，而不是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这是汤恩比的历史这些的出发点和归宿。汤恩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分为26个文明。每个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他认为文明的起源和生长都是挑战和应战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前进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的结果。第二，所有的文明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等价的。这是汤恩比的时空观。在他看来，人类存在的时间至少有30万年。

在论及文明衰落的原因时，汤恩比承认是内在的。但对于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汤恩比不是看作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摧毁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由于少数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创造性，就必然会失去影响广大群众灵魂的魔力，而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只有采取压服的办法，于是群众就起来反抗。汤恩比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看待西方历史的发展，认为西方尚未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它的文明也就不会没落，而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最早的文明的出现至今不过6000年。文明存在的时间与人类存在的时间相比，仅占百分之二。由此，他得出结论：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属于同一时期。汤恩比的这一理论，否认了历史的前进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历史相对主义！

他说：“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常常可以合理地进行几种不同的分析，其中每一种分析，都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历史真理。”他完全同意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观点。汤恩比承认，他的历史观是被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涂了一层色彩的，而且这是由于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事情的经验促成的。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在他受教育的年代里，接受的几乎全部是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的教育；二是他是作为英国正统的基督教徒被培养成长的。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一问世，就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映。有人认为，《历史研究》一书，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道路”，发现了历史科学的唯一理论，是20世纪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时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