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它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堪称重大的误判。从秦朝的始皇帝到清朝的宣统帝，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本应有其独特的性质和意义，却一直被不准确地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这一错误导致人们误解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错误观念在人们之间流传至今。如今，我们应该及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理解这两千年的历史性质。这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为何长期停滞不前，同时也为研究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启示。这个重大的改正不仅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是对我们过去的理解的重大调整，但也是对我们未来的认知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封建，是指一种社会制度。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封建主义（Feudalism）这个概念在17世纪开始被使用，主要用于描述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社会。在不同的书籍和研究里，对它的定义有差异。从广泛的角度来说，它包含了中世纪西欧所有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在较为具体的定义中，它仅仅指的是那些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在封建社会中，无论地域大小，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都是其独特之处。这种关系精炼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核心。封君授予封臣土地或采邑，并为其提供保护；作为回报，封臣承诺对封君忠诚，并承担贡品、劳役和军事服务等责任。封臣在其领地内拥有较为全面的治理权或统治权，这包括司法权、财政权以及军权等。这种权力的分配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土地与治理权的结合，以及封臣是否拥有实际治理权，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在中国文献中，"封建"一词常常简化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的概念。这个概念精准地描述了封建社会的核心，即政权的逐层承包制度。在西欧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三级承包制，从国王到诸侯再到骑士。而在日本，这种制度表现为幕府、大名和武士的层级结构。再比如中国的西周时期，也存在类似的封建体系，分为周天子、诸侯和大夫三个等级。在封建制度下，下级封臣被赋予治理的权力。无论是诸侯、大夫还是其他封臣，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其实就如同国王一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样的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逐级承包特点，也是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公元前221年左右，秦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当时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决定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皇帝直接派遣郡守管理各个区域，从而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对广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尽管郡守和县令在其管辖的地区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他们与古代的诸侯有很大的不同。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权力来源和由此决定的权力性质。以前的诸侯拥有的权力多源自封地，而现在的郡守和县令则完全是由皇帝直接委任的。这使得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不能再与昔日的诸侯相提并论。

在古代的治理体系中，政府官员是获得皇帝授权后进行统治的，而诸侯则是通过承担各种义务来换取治理的权利。在官僚体制中，上下级的关系主要是单向的命令关系。而诸侯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则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双向关系。国王在封建社会中得到了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这同时意味着他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一旦国王破坏了契约，侵犯了封臣的权益，封臣就有权利通过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与之相对，专制主义的皇帝对待官员的态度更为严酷，像对待奴隶一样。在这里，“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官员们几乎没有自主治理的权利，甚至他们的生命权利也被剥夺了。简单来说，官员的权力是由皇帝授予的，而封臣的权力则是基于契约和保障的。

关于历史上的帝王所册封的王侯，除了像西汉、西晋和明朝初期等少数时期外，大多数的王侯仅拥有爵位和相应的收入，而并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相较于封臣所享有的广泛权力，这种差距可以说是巨大的。这种封号而不拥有实际权力的做法，在历史上被称为虚封。汉高祖刘邦曾经实施实封同姓诸侯国政策，然而导致吴王刘濞的叛乱，最后汉景帝削藩才平息了动乱。此后，所封的王侯再次回到了虚位的状态。只是单纯地封赏爵位而不真正建立国家，这样的做法又怎能称之为封建社会的常态呢？简单来说，多数朝代所封的王侯其实只有名号和收入，没有实际的治理权力。与真正的封臣相比，他们的权力相差甚远。历史上称这种只封号不给予实权的做法为虚封。虽然汉高祖曾尝试实封诸侯国，但最终还是导致了问题，之后又恢复了虚封的传统。所以，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管理方式。

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常与君主专制政体相提并论，然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

从秦朝到清朝，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并非封建社会时期。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冯天瑜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周谷城在《中国社会之结构》一书中（该书于1930年出版）提出，周武王灭商后至秦朝统一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之后转变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郡县制。瞿同祖在他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中（该书于1936年出版），探讨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他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封建组织体系，但秦朝统一全国后，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另外，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言中指出，从政制角度来看，自秦朝以后，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时期，由郡县相互管辖，没有世袭的封君，因此不再属于“封建”的范畴。

在古代的西汉时期，各王侯主要依靠收取租税来维持生活，而他们的封地管理则是由国家任命的官员来负责的。与此不同的是，钱穆先生指出，自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不再像封建社会中那样，地主即是拥有土地的封君，而农民则是依附于封君的农奴。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人身依附关系视为封建制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封建制主要存在于周朝，而到了秦汉时期，经济形态已经转变为地主与自耕农的经济关系以及官僚政治的统治。对于历史的分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提出，他将殷商和西周时期称为封建时代，而秦汉以后则进入了专制一尊主义的时期。这种变化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

对于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并不认同，并指出了产生这一错误观念的根源。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他们认为是因为没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行套用了西欧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导致得出的结论并非源于深入研究，而是先有了固定的五阶段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然后再不恰当地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这一预定模式相吻合。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情的独特性被淹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中，对社会发展复杂过程的研究被简化为机械套用简单公式。这种方法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削足适履，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西方的理论框架中，从而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陈独秀先生，曾因他在历史上的研究及专著有重大贡献，被誉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在明治末年，陈教授多次赴日本游学，期间恰逢日本思想界正在批评封建思想的遗毒。因此，陈独秀深受影响，认为清朝政府如同日本曾经的德川幕府一样，代表着保守、陈旧、落后以及反抗力量的集合。当时明治维新运动成功推翻了幕府，并消除了封建制度，为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受此启发，陈独秀坚信为了使中国能够进步并现代化，必须彻底击败满清势力。于是，他开始积极提倡反封建口号。虽然清廷在历史上确实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其封建制度，而是由于其实行的集权专制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压迫和窒息感。这种改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沫若，他也是支持封建说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特别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了“五阶段”的模式。他提出，在商周时期，社会是奴隶制的；而到了秦汉以后，就进入了封建制。这些观点都出自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发表于1930年。然而，郭沫若的学术观点有时显得不太稳定。他常常大胆地提出假设和理论，但有时这些观点不能始终保持一致性。这也意味着他在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时，虽然强调了经济的角度，但他的观点有时会有些飘忽不定。

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常与君主专制政体相提并论，然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

以英国为例，自1066年的诺曼征服后，封建制度得以全面建立。在这之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纷争成为历史的主要驱动力。英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宪章》，是国王与贵族间斗争的产物，通过妥协，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贵族的权责。英国封建制度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王权和法律的扩展、经济成长、人口变迁以及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并非主要由农民的抗争导致其瓦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力量减弱，各路英雄崛起。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随后，经过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这一制度推广至全国。封建制度的消失并非农民和地主间斗争的结果。相反，秦朝统一后，皇朝的更迭多由农民起义完成，这表明农民与官僚地主间的冲突可能成为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说明了自秦汉以来，##的社会形态并非典型的封建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赞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观念，他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等，都可能各自发展，不一定要遵循西欧模式的轨迹。他反对将一种社会模式普适化，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一书中（2005年出版）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马克思还对“封建”这个词的滥用表示了批评，他强调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如封土封臣关系以及人身依附性，并指出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是相互排斥的。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在封建制度衰落时产生的，并没有稳固封建社会，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例如，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能共存的明证。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和历史特定性的重视，以及他对封建和专制制度的深刻理解。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学术界曾有过关于中国历史阶段的争论。从“五四”运动至今，对于这个问题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许多学者参与其中，但这场争论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相同的社会发展“五形态”前提下，争议主要集中在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点上。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战国、秦朝、西汉等朝代，每个朝代都有支持者。无论从哪个朝代开始定义封建社会，各派都认同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结束点。这是因为按照“五形态论”的框架，封建社会必须在清朝结束。如果选择其他朝代如宋元作为结束点，那么明清就会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似乎不太合理。尽管各家对于起点存在争议，但在终点上却高度一致，这似乎有些令人感到奇怪。这种思维定式的问题，从中可见一斑。这种争论的存在，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仍存在一些局限和误区。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深入的探索来探讨这个问题，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

就学术而言，我们可以将“五形态论”看作是探索西欧文明演变规律的一种尝试。它并非唯一的方法，也不适用于所有情境。韦伯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则建立了另一套体系，将西欧历史划分为古代、传统和现代三个阶段。汤因比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进步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更倾向于从多种线式和多模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在研究“宏观历史”时，马克思主要关注经济的影响力，这成为了他观察的核心角度；韦伯则更加关注观念和思想的变迁；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将宗教视为关键的指导线索。这些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各有其道理，显示出人类文明历史的复杂性。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其真实面貌的一部分。

从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并非封建社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虽然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专制主义的存在。如果这种观点被接受，那么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需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在中国出现，这并非因为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因为集权专制的影响。虽然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市场经济所需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但这些都被专制主义所压制和破坏。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封建社会时间过长，而是因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间过长了。简而言之，这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专制主义的强势存在导致了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朝统一六国后便过早地走向了终结。而在之后的六百多年里，日尔曼人方才开始在西欧发展起封建社会。正因为这样，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这并不奇怪。简而言之，中华封建社会的结束比西欧早了很久，而中华文明的发展被认为是早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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