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晴佳

本文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仅是一般的阅读大众，甚至历史系的师生都会感到奇怪：难道还有不写人的历史吗？换言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难道还可以置疑人的重要吗？

其实，许多令人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无可置疑的。在讨论当今世界史坛开始渐渐流行的“后人类史学”之前，我想先就中国史学的传统出发，讲述一下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之初，其实并不自然而然地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譬如，据说由孔子所编辑和保存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其中《尚书》和《春秋》从近人的眼光看是历史类的著作。《尚书》保留了上古时代的公务文书，而《春秋》则是上古史事的编年记录。这两部书显然都由人记录和编辑，可谓中国最早的“人写的历史”。不过我们如果细看被许多儒家学者视为“五经之首”的《春秋》的内容，便可发现，其中记录并不全是人事。这里仅举一例。《春秋·隐公九年》中这样记载：

九年春，天王（子）使南季来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

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于防。

这里除了人事，还有“大雨”“震电”和“大雨雪”的记载。而“秋七月”一条更有意思，因为根据后人的研究，《春秋》写法有一个惯例，每个季节的首月，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记载。《春秋》其他的年份中，还有不少诸如“大水”“雨雪”及“日有食之”的记载，表明那时的历史记录，除了政治人物的事情，对自然界的变化也相当注重。这里表现的是“天人合一”的信念，而天显然比人更为重要。

《春秋》的这些记录，出自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的“史”这一官吏之手。现代的人看到“史”，即刻就会想到“历史”或“史家”。但其实在古代，“史”大致上可以视作官吏的总称，其职责颇为广泛。有关古代的史官，金毓黻（1887—1962）等近代史学史专家有过颇为详尽的考辨。金毓黻指出，“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而他们所记之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

当代学者牛润珍在其《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一书中认为，从殷商开始，史官便“既掌天官，又典人事”。汉代史家司马迁素有“中国史学之父”的美誉，其名著《史记》生动地描述了不少英雄豪杰，记录了人世间发生的许多奇闻逸事。但其实他和父亲司马谈担任的太史令一职，其意为天官，主要“典天官事”，也即“记时”“记星象变化”“记瑞应、灾异及有关祭祀活动”。

在此之外，太史令也可以记天下郡国的事情。难怪司马迁述其志向时这样说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描述上古至汉代的人事变迁，希望通古今之变，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意志——“成一家之言”。

雅斯贝尔斯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 Jaspers，1883—1969）1949年曾出版一部影响甚大的著作，题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其中提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概念。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世界范围的几大文明出现了一个“哲学的突破”，其标志就是“人敢于依赖于自身”，不再对自然和超自然的神力顶礼膜拜，而其结果就是“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着重为原文所加）。这也就是说，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学，在这个“轴心时代”诞生了。

雅斯贝尔斯将中国文明也列入考察的对象。而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似乎也符合他的描述。如果孔子订《春秋》还保留了不少自然界的记载，那么到了司马迁的时候，他的“本纪”“列传”和“世家”都以人为主，只是在他个人的评述“太史公曰”中，还常常提到天意。

上述讨论只是想说明，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人事并不从来就是历史学记录的中心。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西方史学的传统。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不少天神干预人事的记录。而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便试图从人事的角度——雅典在领导希波战争赢得胜利之后对小邦的欺凌——来解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起源。

当然，以人为主的历史学建立之后，并不等于史家就不重视人事之外的因素。举例而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人的思想解放，在历史观的方面形塑了近代以人为主的历史学。而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在探讨、解释历史变迁的时候，则提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人类历史的演化，其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当代世界史坛出现的“后人类史学”（posthuman/posthumanist history）探索，顾名思义，就是希望探讨是否走出以人为主的史学传统，另辟蹊径，探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方法、新视角。从其思想渊源来看，这一探索与后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有着一定的联系。而我们上面提到孟德斯鸠，这一新的史学潮流与他的学说亦有一些关系。从其渊源来看，“后人类史学”的缘起，与环境史、动物史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新突破）的新发展密切关联。

孟德斯鸠的学说，被后人视为“地理决定论”，虽然有人呼应，但在“二战”之前，也即环境史蓬勃兴起之前，许多史家大致对之抱有批评、否定的态度。中国学者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或许比较熟悉，其中对地理决定论的批评主要是：地理环境可以千百年不变，而人类社会则在几百年或一千年的时期，常常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观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以人为主的历史书写中，或许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期的英国历史思想家罗宾·柯林武德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柯林武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人的行为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两种，前者如吃饭、睡觉，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后者也即人的思想和行动，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历史书写的主体。

柯林武德的做法，其实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和支持了近代历史学演化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基本特点是化约式的，也即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断缩小。也即是说，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不仅以人事为中心，几乎不考虑自然的因素，而且由于兰克学派的影响，还将注意力锁在一些精英人物的身上。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史家需要使用档案资料写作，显而易见，能让政府档案所关注和记录的人物，不会是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的人士。

费尔南·布罗代尔

兰克学派虽然被人视为近代历史学的一种范式，影响深远，但对它的批评者也大有人在。法国年鉴学派便是一例。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倡“长时段”的史观，以地中海为例子，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持久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第一卷中，详细而又缓缓地描述了地中海的自然环境。

他写作的手法和内容都试图展现地理环境的一成不变。但与孟德斯鸠的批评者相反，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虽然缓慢，但潜移默化，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布罗代尔在这之后，又写作了三卷本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亦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来探讨历史演变的动因。

与布罗代尔写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美国的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31—2018）出版了《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之后他又写作了《生态帝国主义》，指出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新大陆的物产被引入欧亚大陆，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他的《生态帝国主义》强调，欧洲文明在近代的扩展，其实与欧洲人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布罗代尔重申了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克劳斯比则指出了人类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即使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比如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的几百年内），也会相互作用。简言之，自然环境不再是人类历史表演的无声无息的舞台背景而已。

当前的环境史研究，则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在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有了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甚至可视作历史观上的一个革命。那就是不但注意和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会影响人类的历史，而且更注重人类的活动如何改变了自然界，进而反过来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和未来。这一新的认识，与近年气候学家、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对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温室效应——地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史学界在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不是人类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是反过来，人类的活动在全球走向现代化之后，影响力急剧扩大，以前所未有的强力，破坏了自然环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从上述探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着眼，学者们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认为人类活动力的增强，已经对地球的演化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因此必须将人类的历史置于地球的历史之中来考察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这一“人类世”的概念，属于一个地质年代，而地质学家自近代以来，将地球的历史用“代”（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纪”（如新生代的古近纪、新近纪）和“世”（如古新世、中新世、全新世等）来分期。“人类世”就是新生代最后一个纪中新增的一个“世”。

关于这个“人类世”的起点，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农业革命、欧洲文明的扩张、工业革命抑或原子弹的试验和投放等。不过虽然观点不同，但其主旨一样，那就是承认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已经影响了地球的演化。而就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影响而言，那就是让史家觉得有必要突破原来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人类史，将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

限于篇幅，笔者只想在此举一例说明这一新的、“后人类史学”的环境史作品。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题为《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的著作，他是美国著名的世界史领域的先驱威廉·麦克尼尔之子。约翰·麦克尼尔写作这本书，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出，他想展现一下新时代环境史的写作方法。英文里有一句俗语，“太阳底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而麦克尼尔反其道而行之，指出他的著作就是要讲一下天下之新事。

的确，他的取径颇为新颖独特。此书从地球的早期历史开始，讲述岩石圈和土壤圈，然后是气候圈、水圈，再到生物圈，也即生物包括人类的出现。因此，人类史在这部书里，只占一小部分。而作者对人类史的看法，还颇为负面。此书的第一章题为“引子：一个铺张世纪的特征”，内容主要讲自1500年之后，人类如何挥霍浪费自然界的资源，与之前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约翰·麦克尼尔的取径，在目前的学术界、出版界还颇为流行。比如艾伦·瓦斯曼（Alan Weisman）2007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为《我们不在的世界》。从其题目便可看出，他以警告的语气提醒我们，如果再不节制我们的行为，还是对自然资源肆意挥霍，那么我们人类便会走向毁灭。

如果人类不再是环境史乃至整个历史书写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迎来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时代。约翰·麦克尼尔等人的著作，从时间跨度上对近代历史学做出了挑战。这类的做法，被称为“大历史”，而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2004年出版的《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是一本代表作，其他还有类似的著作。

同时，这种格外宏观的历史著作，还被称为“深度历史”（deep history），以丹尼尔·斯梅尔（Daniel L. Smail）写于2008年的《论深度历史和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为代表。斯梅尔以生物学、神经脑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作为角度，探究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变迁，解释人物事件的动因，挑战了近代历史学使用文献档案作为史料的传统。

人在天地万物之间

的确，如果要扩大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内容，必然要质疑、挑战传统的史学方法，希求加以突破和改造。如果约翰·麦克尼尔等环境史的研究，从时间上扩展了近代的历史学，那么达尼尔·斯梅尔对“深度历史”的探究，则在空间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斯梅尔的研究针对的还是人类的历史，而当今蓬勃兴起的动物史、生物史以及植物史的研究，便已经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了人类之外。

以动物史的研究而言，起先的对象主要是与人有密切互动的动物，如马、狗、猪等。这在传统史学和文化中也多有呈现。比如陈寿（233—297）在《三国志》中这样描述年幼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在一般民间生活中，也有将动物奉为神灵、为之兴庙的举动。譬如四川梓潼的七曲大庙就有白特殿，白特为一马头、骡身、驴尾、牛蹄、通体白色的神兽，为七曲大庙供奉的文昌帝的坐骑。这一信仰（据说源自宋代），将人类生活中最亲近的家畜，都集合起来了。

根据贾雷德·戴蒙德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的研究，欧亚大陆的居民很早就畜养家畜，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当地居民的进化，也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其他大陆的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书出版的同时，动物史的研究已经在世界史坛渐渐兴起，因为人类很早就与动物有所接触；食用动物蛋白也直接帮助了人类的进化，史家对动物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似乎也理所当然。

不过，近年动物史研究的开展，其方向和主旨则是为了突破以人为主的历史学传统。这种“后人类史学”中的动物史研究，希图解决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因为仅仅依靠人类记录的文献资料显然不够，而且必然会有偏见。于是，在动物史、生物史的研究中，如何探究一个“后人类”的取径，已成为其研究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还是举一例来说明。加拿大学者苏珊·南斯（Susan Nance）2015年主编了《历史的动物》一书，希图将动物当成动物史研究的主体（agency）。她在导言中指出，我们的过去其实是一个多物种的过去—人类和其他物种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并相互影响。所以动物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人心中的动物史。相反，今天的动物史研究，要以非人类为主角，于是研究者必须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兽医学、动物学等），不再拘泥于人记录的文献史料。

《历史的动物》一书中，有一章研究一个有关名为迈克尔的大猩猩的短片，从迈克尔的动作、语言（发出的各种声音）入手，重构它的生活，诸如它的母亲被人类所杀对它的心理造成的影响等。另一章则以20世纪初年在美国西部电影中常常出现的一头名叫托尼的马为对象，描述这头马电影明星与一位叫汤姆·米克斯（Tom Mix, 1880—1940）的人之间长期和亲密的合作关系。托尼活得很长，一直到40岁由于过于衰弱才接受了安乐死。

显而易见，这些研究都试图以动物作为主角来写作其历史，而其所用的材料，主要不是文献史料，而是影像和声音等。动物学家已经指出，像聋哑人有手语一样，大猩猩也有其手语或肢体语言，需要加以解读和研究。

如上所述，在中外史学史上，描述人与动物的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近年的动物史研究，意指开拓一个“后人类史学”的新方向。如牛津大学的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指出，仅仅用人所记录的史料研究动物，远远不够。她认为动物史研究应该以动物为主体，从“后人类”的角度入手，而这一做法所面临的挑战，与当年妇女史、性别史的研究颇有可比之处。因为历史上有关妇女的记录，往往出自男人之手；对于女人的看法，也常以男人的视角为准。

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瑞特·利特沃（Harriet Ritvo）则指出，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近年动物保护主义运动自然相关，但其方法论上的新意，则与环境史的突进有密切的关联。她们都相信，环境史和动物史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最终将有利于更新历史学的现状。

有趣的是，在学术圈之外，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已经拍摄了不少。比如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2011年就拍了《战马》（War Horse）这部卖座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该片以一头叫乔伊的马为中心，描述了马与人（一个名叫艾尔伯特的少年）在“一战”期间所结下的休戚与共的友情。

而在动物史的研究中，人与马或狗的关系，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的动物》一书除了上述有关马明星托尼的一章之外，还收入了另一章，其主题也是描述“一战”期间战马与军人之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并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纽带”（Human-Animal Bond，简称HAB）视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文节选自王晴佳所著《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

王晴佳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晴佳先生的新作。书中收录了他的中文论文20篇，讨论范围广泛，从古希腊史学、对兰克学派的反思、米歇尔·福柯的史学思想，到近年出现的情感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和以展望未来为主旨的“后人类史学”。《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西方史学的传统和转型，第二部分探讨西方史学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向。全书深入阐述了近代史学传统的产生、特点及发展，同时展现了当下史学研究的最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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