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以记录历史为职业的史官往往是诸多乱臣贼子的噩梦。
他们多由一个家族来担任,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地位异常尊崇。秉笔直书,不畏权贵,将历史的真相看得比生命还重,宁可被杀也不违背职业道德,流传下来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崔杼杀史与董狐直笔
话说,春秋时期的齐国有一位叫做崔杼的权贵,他娶了一个继室叫做东郭姜。
东郭姜本来是齐国棠邑大夫的妻子,所以又称为“棠姜”,女子被冠以“姜”姓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了不得,它是皇族的姓氏。
所以,东郭姜的身份很明确,她属于齐国皇室的一员。
崔杼也是皇室成员,他是齐丁公的后代,按照道理来说“同姓不婚”,但崔杼看中了东郭姜的美貌,色迷心窍。
而有意思的是,齐国皇室之间关系非常混乱,男女私通的特别多,齐国国君齐庄公就和东郭姜私通了。
并且齐庄公极为猖狂,根本不隐瞒这件事情,还把从东郭姜处拿走的帽子故意送给了别人,而这个帽子的原主人正是崔杼。
所以,崔杼非常恼火,想要杀掉齐庄公。
本来崔杼计划得不错,齐庄公趁着晋国内乱出兵攻打,按理来说事后会遭到晋国的报复,崔杼原想借此机会争取到晋国这一外援,杀掉齐庄公,但迟迟没得到动静。
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自己家中谋划了一场杀局。
崔杼联合着曾经被齐庄公鞭笞的内宦贾举,在莒国前来朝见的时候计划动手。崔杼先是装病在家,实际上就是提醒齐庄公崔杼和东郭姜的关系。
果然,齐庄公在接待过莒国之后,借着去崔杼家探病的名义前来和东郭姜私会,而贾举等齐庄公进入宅院,就遣散了侍卫,并封死了大门。
齐庄公在厅堂里哼着歌等东郭姜出来,没想到等来的是崔杼的一群家臣。齐庄公再傻都知道情况不对,于是立刻求饶。
他先请求双方和解,没有成功;再次用签订盟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诚意,还是没有成功。于是就欺骗众人说允许自己回宗庙当中自杀,结果一众家臣告诉他,他们是奉崔杼的命令来杀掉私通者的,不会听从别人的指令。
齐庄公想要翻墙逃跑,却被拉了下来,最终被众人打死。
以臣弑君,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其他诸侯国会兴兵讨伐,崔杼的行为也会被史官如实记录,遗臭万年。
所以,崔杼就威逼利诱齐国“太史”一族,想要他们隐瞒这段历史。
他先找到太史伯,告诉他齐庄公是因为疾病而死,史书应该这么记载。
没想到太史伯直接提笔,在史书上记载:
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处死了太史伯,让其弟太史仲更改史书,太史仲不答应,于是也被处死;召来太史叔也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一连杀害了太史家族的三位兄弟。
太史季来到崔杼面前,一样坚决不修改历史记录。无奈之下,崔杼只能放弃了这一举措。
而另一个史官家族是“南史”家族,在听说了太史氏因为如实记录历史快被崔杼杀光了的时候,就抱着史书来到了门外等候,准备在太史季被处死之后,由自己家族继续捍卫史官的尊严。
后来见到太史季也没让崔杼的计划得逞,这才回去了。
其实并不是只有齐国“太史”、“南史”两个家族如此,晋国的董狐同样也有这样的行为。
话说,晋灵公昏庸无道,引起了全国百姓和权贵们的反感,正卿赵盾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其进行规劝。但这样的行为非但没有令晋灵公悔过,反而使他对赵盾心生不满,多次暗中刺杀他。
赵盾不得已,只能逃走。可还没等他逃出国界,就得到了其族弟赵穿杀掉晋灵公的消息。
这样一来,赵盾就没必要逃走了,于是返回国都继续当权。
史官董狐在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感觉很冤枉,辩解称是赵穿杀了晋灵公,和自己没有关系,是董狐写错了。
结果,董狐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是说,你赵盾身为晋国正卿,如果逃走也就罢了,可是晋灵公被杀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开晋国国境;而你返回国都之后,也没有对杀死国君的赵穿等人进行讨伐,那说你弑君还冤枉吗?
这就是“诛心”,董狐认为,赵穿杀掉晋灵公只是行为的执行者,而赵盾身为正卿的一系列举措,本身就对主君晋灵公有杀心,甚至晋灵公被杀就是他刻意纵容的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是齐国的太史、南史还是晋国的董狐等人,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都坚持对历史原貌的真实描绘。而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太史氏近乎被灭族。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史官宁可冒着这样大的风险,也不改初衷呢?
春秋史官:既典史策,又充秘书
春秋时期的史官和后世的史官不太一样。
从修撰内容和目的来说,后世史官修的多为前代史,所以和其所处时代的人和事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其所处时代提供借鉴意义。
而春秋时期的史官修撰的是当代史,这一部分内容和后来时代里“起居注”的撰写比较像,都是由专门人士来秘密记录,除了他们之外不给同时代其他人浏览,就是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所以,春秋时期的史官几乎都是世袭的,当然不包括孔子撰写《春秋》这种私下撰史行为。
这些人将记录历史作为自己家族最根本的工作内容,而这一权限是公认的,并不受君主、权臣的制约。
所以就会出现崔杼一连杀掉多为太史家族的史官,同样也没有办法修改历史的现象,只有这些家族所修的史书才能被人信服。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这些修史的家族乱写怎么办?
这里面也有制衡关系,因为是世袭修史,所以这些家族的“名声”就非常重要。同时代里不仅仅有一个修史家族,比如前面提到的“太史”、“南史”就是不同的家族,他们之间也形成了制约。
除此之外,民间私修史书也是对这些家族的监督,比如孔子撰写《春秋》,只不过是修史人员的不同,但同时代里发生的事情还是基本一致的。
而这些家族的工作除了治史之外,还有治政。
也就是说,这些史官并不是天天没事就记录历史,他们也有非常繁重的其他事务,需要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是保证历史真实、公正必不可少的一环。
真正的历史修撰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评价某些事件,而是亲身参与进去,亲自体验之后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具体内容,才能得出更公正的判断。
从这样的治史方略就能看出,古人对于历史的评判要更重于历史记录本身,也就是说记录历史是为了评价历史,而不单纯地强调真实。
如果将历史只看做没有偏向性的客观记录,那么杀死晋灵公的就是赵穿;但是经过史官董狐的论证,他就认为杀死晋灵公的实际上就是赵盾。
诚然,赵穿杀死晋灵公的事情对于赵盾来说可能是一场意外,但并不能否认赵盾的行为对晋灵公之死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时候将“弑君”的罪行放在赵盾身上要比赵穿更为合适。
所以,春秋时期的史官对历史客观、如实的评价并取得他人信任,是这些家族的社会价值。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也为了完成家族一代又一代修史的梦想,他们将家族的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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