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张旭鹏 主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198.00元
978-7-5201-5252-5
目录
第一部分:人物
后现代史学先驱:米歇尔·福柯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
叙述和经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历史、时代与人性:约恩·吕森
将欧洲地方化:迪佩什·查克拉巴蒂
冲突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
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
第二部分:派别
观念史和思想史
史学史
女性史与性别史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
世界史/全球史
大历史
环境史
情感史
身体史
第三部分:焦点
历史距离
历史时间
历史记忆
学者角色
“后叙述主义”探求
人类世
动物转向
后人类境况
作者简介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比较史学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与Georg Iggers和Supriya Mukherjee合著);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外国史学史》(与李隆国合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思想文化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出版著作《西方文明简史》(2011)、《文化理论研究》(与何平合著,2014),在History and Theory、Rethinking History、《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到今天,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和研究范围上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本书从“人物、派别、焦点”三方面入手,描述、分析和讨论这些变化,突出了这一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之间的不同,从而为中国学界提供一部内容新颖、架构独特的著作。本书的这些史学新潮反映了当代史学所面临的挑战,而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节段选读
如同书名所示,本书以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变迁与新潮为研究对象。关于这个主题,中文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论著、译著和读本,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消化本书的内容。与现有的这些著作相比,本书在时段、取径和内容上均有明显的不同。在时段上,本书侧重的是“当代”史学界、思想界的诸种变化。这里的“当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当今这一时间范围。我们注重这一“当代”,除了突出本书的特点之外,更希望强调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 历史哲学的发展
1.学科的萌芽——十八世纪的历史哲学观
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到之前伽利略及牛顿等科学家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不断进步且有明确的规律,而历史学的重任就在于揭示历史的进步和证明历史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与之前好几个世纪的历史观相比,这一启蒙历史观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理念,那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功能不是为了在过去中寻求和树立榜样,供今人和后人瞻仰、膜拜,而是为了指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分析两者不同的原因,并探求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
2.学科的成熟——十九世纪的历史哲学观
到了19世纪,上述这一理念在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历史哲学因此也成为一门成熟的、引人关注的学科。比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理性与热情的互动中,分析了理性的逐步扩张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孔德则从知识论的角度,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体现在从神的时代经形而上学的时代而到了实证科学的时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指出了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之前的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新阶段,同时马克思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未来将取代资本主义。
3.学科的变化——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启蒙历史观开始让人怀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走向终结,世界逐渐进入一个后殖民的阶段。而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反思的浪潮。本书正是由此考虑,决定以20世纪60年代为起始,展现、分析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换言之,本书虽然涉及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史学思想及其贡献,但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章节讨论,因为现有的相关著作中,已经对他们有不少分析,而我们侧重的是20世纪下半叶乃至末期至今的变化。
(《历史哲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二 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
在取径上,本书既讨论重要的人物和派别,又描述最新的动向,因此在章节安排上分为人物、派别、焦点三个部分。学术界对历史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常常用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来概括。认为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以探究历史发展规律为重点,代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和之后,历史哲学界出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以探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为重心。
1965年,阿瑟·丹托出版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书,对这一转变有比较明确的描述和分析,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但在该书出版之后到20世纪末的这段时期,虽然分析的历史哲学仍为主流,但思辨的历史哲学也没有全面退却,而是出现了重振旗鼓之势。
1990年前后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便是一个例子。而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更因稍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及预测了“9·11”事件的发生而名闻遐迩。
2000年迪佩什·查克拉巴蒂以《地方化欧洲》一书出名,挑战了史学思想界的“西方中心论”,其内容既有对历史认识论的分析,亦有对历史规律论的思考。而在近年,查克拉巴蒂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对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讨论。
总而言之,就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我们在今天并无法绝对区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已经相互交叉、互为影响。
阿瑟·丹托 ( Arthur Danto ,1924-2013)
(左图: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 2000)
(右图:《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三 研究思路与希冀
本书取径上的特点,与其内容上的特点相连。在题为“派别”的第二部分,本书采用了最新的相关论著,不但对读者已经相对熟悉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性别史”等史学流派做了讨论,而且对近年兴起而中文学界涉猎较少的新兴流派如“情感史”“身体史”“环境史”“大历史”等做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而本书着意创新的地方,更见于题为“焦点”的第三部分,因为收入其中的章节,均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论题。由于角度、内容新颖,这些论题在国际史学界也尚无定论,仍处于思索、争辩和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焦点”,主要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这些论题的提出,激起了学界的兴趣,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但它们尚未成为代表性的潮流,因此与第二部分的内容有所区别。
而本书设立这一部分,称其为“焦点”而不是“走向”或“趋势”,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当今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并无一个明确的总体趋向,而是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这一态势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战后培养的一代思想家,已经渐渐老去,其中一些人已经在近年告别了人世,而新的一代中,还没有出现能完全取代他们的领军人物;第二是当今的世界历史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景颇为复杂,尚无人能对人类历史的未来,指出一个明确无疑的方向。
本书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题为“后人类境况”,便是希望对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境遇,做一个简略的描述。这一“后人类境况”的出现和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各种新兴科技的长足进展,已经生产出足以影响甚至挑战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各种生物体或非生物体,动摇了人类为世界历史中心的当然位置。二是人类科技水平的急剧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增强,已经让自然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如果这一压力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崩裂,那么人类将无法生存,最终也会走入历史。
人类历史的这一多元的、不确定的未来,引起了各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多元的、开放的历史思维。但迄至今日,学者们尚无明确的应对方案,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此状况也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得到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更希望能激起大家的共鸣,共同关心人类历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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