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卷

让/思/想/流/动/起/来

▲蓝勇，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代表作品有《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中国川菜史》等。

本文摘自蓝勇教授新书《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

YeBook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大量海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观念传入中国大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如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六边形经济区域理论、黄宗智江南经济发展史中的“内卷化”（Involution）话语切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话语就对中国史的研究影响较大。

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海外的一些话语概念或名词往往替代了一些传统名词，将形成原因机理改称“驱动因素”“驱动机制”，将受影响的回应称为“响应”“应对”。实际上，虽然20世纪90年代前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很多，但“中国环境史”的概念却是从海外传入的。无疑，这些话语的引入，对于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四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们的中国史学又有多少类似的话语被海外的历史学界认同并被广泛使用呢？答案可能令人忧虑！大道至简，论从史出，只有对历史个案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复杂的问题讲简单，才可能有话语的提炼。

当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深入的研究个案，但为何没有太多话语提炼出来并影响到海外历史学界呢？前段时期对于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较多，有的学者担心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会影响到主体历史叙事和宏观历史把握。

其实，在我看来，史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碎片化的研究与主体宏观叙事研究的结合，在当下，历史研究面临的并不是碎片化问题，而是碎片研究还远远不够而造成我们的主体宏观叙事内容残缺或内容缺乏坚实的基础支撑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无法从科学意义上去把控宏观主体叙事的背景下，做一些基础的碎片研究，让更多碎片去校正一些无法正面讨论主体叙事。消解一些历史研究中的无奈、无助，可能更有积极意义。当然，碎片的研究是需要大格局、大视角、大境界的，将碎片化的东西放在一定的宏观主体叙事背景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首先倡导一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

我并不反对就碎片谈碎片的研究，如一些基础性的考证是完全必要的，哪怕这些考证的问题再小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论是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还是从整体历史的把握角度都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史学工作学者来看，早期的研究多一些基础性考证、复原性工作当然是必要的。

从我个人近四十年的历史研究过程来看，20世纪的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复原、考证的研究。但在近二十年的时段里，自己的人生阅历的感触、社会百态的影响与自己的学术研究体会融入在一起，抛开体制内的一些应对后，开始不断反思自己的学术取向和方法，思考现实社会与历史学的关系，每每遇到一个小问题也开始多有一些反思，就有更多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研究方法的检讨、现实社会的反思，并试图用话语去总结归纳，期望便于以后的研究和对话，故形成了一些自己总结的话语、概念。

蓝勇《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

历史规律的总结主要是对历史发展本体的规律性探索，有一些规律可能是区域性的，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一些区域的规律可能也具有一定社会的整体走向。如我从巴蜀地区“唐代断痕”中发现历史时期战乱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分裂割据的负面影响的话语，不仅对于我们的历史观形成有积极意义，也可能对于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现状有一定价值。

“天地生人”这个话语是学术界提出的一个重要话语，因为我一直认为“人”一直应该是生物的一部分，所以，我坚持认为称“天地生”可能更科学一些。我正是受此影响，在研究区域经济的客观发展轨迹后，将以前一直认为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话语改称“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仅仅是多了“东移”两字，透视出背后的东亚大陆人地关系的大趋势“文明向东”，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学术界，“李约瑟难题”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有关的讨论多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认知上，我们需要从一些典型历史个案去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从川江木船技术的传承、木船类分的状况中发现“经验性传承”“标准式传承”“类分紊乱”等话语后，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提出了质疑，使我们对传统中国难以产生现代科技从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上得到启发，也使我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形式逻辑教育严重缺失深感忧虑！

三峡上的木船

我们正是同时在研究经典的亚热带季风条件下的砍烧制刀耕火种畲田与研究明清之际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引进的影响时，发现了唐宋到明清时期人地关系变化规律。所以，我们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峡工程上马后现实社会还是一片“移民后靠”发展呼声中从历史学的话语中提出了“结构性贫困”的问题，提出了三峡移民外迁前提下发展林牧业，一直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经济学，并促成了重庆市“一圈两翼”战略的实施，成为历史学反推经济学的一个典型个案。

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是一个需要体验的过程，所以，我一直反对在高校硕士研究生中开设史学理论方法的研究方向，因为让一批没有一点史学研究经历的人马上进入史学前沿去总结理论显然是极不科学的。所以，一个完全没有史学个案研究的年轻人一直从事史学理论研究最多只有在介绍海外史学流派上有作为，在本土史学理论总结上是不可能有大的成就的。在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历中，我开始是一直不断对自己的方法处于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状态。

如以前我曾使用物候学方法研究过气候变化，但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自己大量的田野实践和科学性认知后，发现物候学的研究由于传统文献记载的局限性和地域的差异性，我以往的历史气候研究的科学性整体是不高的，所以，虽然我也尝试过树木年轮测年、同位素测量的方法，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以后要进行历史气候的研究，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如雪线、冰芯、岩芯之类的资料，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

在以往一般人的地理认知中，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地理认知如何发达，对古代的地理记载深信不疑，但经过我们多年研究，特别是将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在实地中去考察比对以后，发现中国古代的地理认知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我们在研究古代昌州、静南县治地、金牛道广元段路线变迁，夔门白盐山、赤甲山、巫山十二峰名突变化，巴蜀分界线的过程中发现传统历史文献地理认知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串衍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认知多是一种“虚拟空间认知”。

蓝勇教授带领学生在蜀门秦关界碑处考察合影

正因此，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这就形成了我们提出的“田野三视阈”。我们深知，中国古代地理认知的“某某地，在某某地（东西南北）北多少里”这种标准范式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在现实环境中如果没有人指引，人们是很难以用这种认知去具体定位的。

而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后的“传承断层”或重大格局变化后而来的“区位重构”，地理认知往往出现的误差率就会更大，就会出现前代的许多关隘、山脉、驿站重新定位而以前的位置反而被历史遗忘而无法寻找的状况，我们将这种地名的集体位移现象称为“地理认知易位”，也可称“地名整体漂移”。

历史研究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史料缺乏的无米之炊，研究上古中古的历史尤为明显。一般来说从史源学角度用后代史料去研究前代往往信度不高，但由于地理认知传承相对于社会文化知识传承更稳定，我们对后代的历史记忆经过科学的分类，加上与相关史料、田野考察的互证，后代文献也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利用的，所以，我们提出了“后代记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概念，也提出了“后代记忆”方法的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有一些历史现象，我们本身并不陌生，但我们并没有进行系统科学地总结。如历史时期各地的乡土历史的杜撰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的形式多样、原因复杂，我们在个案研究的大量田野考察中进一步发现，这种现象还在不断重复出现中，我们将其总结为“乡土历史重构”。正是这种“乡土历史重构”使传统中国一直存在一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存在，与作为科学的历史一起在不断发展。

我们从“遍地先贤”现象、《西游记》故事景观原型、金牛道筹笔驿故事、重庆弹子石、呼归石得名过程中，更发现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的“乡土历史重构”的规律，如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而在“乡土历史重构”中，正是通过口述传说、进入文本、附会景观中完成“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的过程。

在中国“乡土历史重构”中，口述的传说故事一旦有了“进入文本”“景观制造”的过程，往往会经过“地域泛化”和“岁月沉淀”两个阶段，更会使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而难辨真假。特别是在当下乡土历史情怀与地方行业利益共同驱动的背景下，作为文化的历史还在不断被重复制造着，对我们后人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也促使我们反思今天的历史研究范式。

在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中，学术界对海外的环境史的研究和现状介绍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但目前在中国环境史的领域，依赖于大量田野考察基础上的环境史个案研究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使我们明明知道中国环境史研究是一门现实关怀最明显的学科，但社会环境部门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的可借鉴、可操作性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以环境史理论介绍、笼统历史文献分析为核心的中国环境史叙事对于具体的环境管理来说大多不过仅仅是多了一些正确的废话。

环境管理部门需要的是从不同经纬度、不同地形地貌下、不同生产力背景、不同社会形态背景“四大因子”下的具体资源、环境演变规律、成因、影响差异的环境史研究。正是在多年环境史田野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环境变化与人类关系的复杂性，进而提出了资源、环境的“干涉限度差异”的话语。

在“干涉限度差异”的研究语境内，在资源面前，人类干涉的形式又分成“匠化”“选择”“重建”的选择。在资源的选择中我们总结出“燃料换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巨大。在环境的“干涉限度差异”上，我们首先要注意区别“改变”与“破坏”话语的差异，这当然也就是提出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环境“临界线”差异问题。

在话语总结中，我们可以从现实社会中总结一些话语去影响历史评价，也可以从历史语境内总结一些话语对现实产生影响。当今社会，许多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往往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的。退耕还林前的亚热带山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不过是明清以来移民山地开发形成的“结构性贫困”的继续。

现代中国科技原创性的不够，也与传统中国形式逻辑弱化、科学类分紊混、技术传承落后的惯性不无关系。南水北调西线的国家环境成本与“水塘理论”总结也与历史上的东亚大陆人地关系“文明向东”总趋势关系密切。而“燃料换代”“建材换代”不仅在历史上影响历史发展进程，而且至今仍成为我们在能源选择中困惑的话语。

在我看来，通过历史的语境内总结的历史话语去影响现实判断，或是从关怀现实中总结的话语回到历史的语境去认知历史，都会极大地深化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会让我们学会怎样科学地认知现实社会。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自身从事的都是一些个案的研究，所以，就本书中提到的个案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感到陌生，也不会感到困难。当下的问题是怎样从个案中总结出具有科学方法论、强烈现实关怀、深刻历史认知的话语来。在我看来，在话语的提炼中，田野考察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我们这里的史学田野考察是指走出书斋的一切现实社会感受和历史专业调查。

对于历史研究来看，历史文献的比对校误、民间文献收集、景观场景的对证与感受离不开田野考察，而真正获取现实关怀的鲜活信息，田野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些年来，正是我们通过大量田野考察发现历史文献的缺陷和大量现实版中的“乡土历史重构”使我们对历史文献的可信度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正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我们发现诸多现实问题回到了历史语境，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现实决策，如“结构性贫困”的发现、传统救生制度的总结、对“乡土历史重构”遗产的重视。

史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民族认知人类历史进程规律并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研究，不论作为史学基础上的具体考证复原，还是宏观主体叙事的研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而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话语的提炼是我们自身总结具体规律、改进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社会来提高历史研究信度的必由之路，更是我们从历史的语境中审视我们现实社会的重要视角。

我深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史学话语会被不断提炼出来，形成本土的历史学话语，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历史观，更期望这些学术话语也会走出国门，影响到海外的学术界，成为世界认知历史和现实的共同文化财富。

《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